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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门塘上游的坌处附近有一个叫杨渡溪的地方，前几年那一带开砖瓦厂，刨开菜地取泥时，发现很多石器工具，似为原始人类生活留下的遗址，听说还有某位考古专家去实地考察，断定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大家说等以后电站造好了，那些地方都要被淹没，什么遗迹就都没了。可以证明他们这一带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证据将要不复存在，他们也将无从知晓“我们从哪里来”，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世世代代在此生存、繁衍生命的土地，这些遗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血缘构想。在田野访谈中，三门塘人对于他们的族源归属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说他们是当地原住民，直到中央王朝开化这片蛮夷偏远之地，因要入籍纳粮、参加科举，才开始编撰谱系来源，寻求汉族正统；一说正如族谱中记载的那样，三门塘居住的几大姓氏都因各种缘由从外迁居此地，怀抱一种移民身份在此安家落户。
当笔者第一次去三门塘进行调查时，村中一位参加过家族修谱事宜的老先生和笔者说了这样的话：
谱系这个东西是有了门第观念，才显得很重要。三门塘的家谱是清朝中晚期后才有的，最早应该是嘉庆年间，从历史上看，这里都是少数民族，没有文字记载，汉文只是在“改土归流”之后，这里的人才识得汉文，社会又发展比较晚，“改土归流”之后，这里的土著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子民，才纳入了国家范畴。当时的科举、官制对少数民族都是压制、歧视的，那个时候天柱属镇远府，秀才才三十个名额，会同只是一个小县就有六十多个名额，这个数字就超过了贵州整个地区的人数，所以我们这一带的人，就开始修家谱，来说明自己不是少数民族。贵州这边开发比较晚，雍正四年才开始开发，黔东南北侗地区接受汉文化早于南侗地区。乾隆之后，贵州经济开始比较明显地发展起来，所以族谱开始兴盛起来，宗祠也开始兴建，天柱白市这一带到处都有祠堂，三门塘也有祠堂。
老先生是当地一位退休教师，可以明显看到其表述中相关知识及措词的正统性来源。在他看来，三门塘人修谱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合法身份，这固然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及因果关系简单化了。就地方志及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天柱改所为县在明朝万历二十五年，当时已有湖南木商到三门塘一带采购“苗木”；至清雍正年间开辟新疆，特别是随着清水江的疏浚，深入苗疆的这条河流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而大规模的木材贸易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笔者在三门塘收集的碑刻中，大多集中在乾隆、嘉庆年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时期地方经济繁荣的侧面反映，老先生认为修谱建祠也和这一带的经济发展相关。
田野访谈中，某些三门塘人认为族谱具有很大的编纂性，对于家族渊源的可靠性也有待商榷，在他们看来族谱都是“儿子去编父亲、祖父的名字，康熙大辞典一翻，同一个偏旁就给别人按上名字了”。在清代，族谱成为当地人主动寻求进入国家王朝体系的一种工具。如果说，在过去族谱成为人们成为王朝子民的依据，那么如今三门塘各家族谱记载的家族历史成为他们在村落中安居乐业的凭证。族谱或许只是血缘家族共同体想象的凭据，它成为地方社会向国家谋取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象征资本，也是家族力量在地方社会的一种展示。
如谢姓的六修（合）族谱就是在1991年完成的。当地人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繁荣昌盛，俗话说“盛世修谱”，所以他们也不例外，要赶上民间修谱的热潮。1991年的谱序
中留下了人们的这一普遍认识：
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只着眼于一家一户利益的人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去不复返了，闭关自守已成过去，改革开放，蔚然成风，在今后的社会中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为广泛，我们处于这个时代决不能落后于形势，可以说这次合修家谱正是合乎潮流。
《谢氏族谱》1991年的谱序
中写道：
修家乘谱牒，由来已久，我祖祥卿公由原籍河南开封，籍黔城以来迄今六百余年，历经续修五次，前辈本着追本溯源，承先启后，发扬祖德，激励后世的宗旨，精心修撰，虔诚珍藏，使家谱成为治家传世之宝，我族子孙，备受族训，耳濡目染，为人楷模者大有人在，栋梁之才层出不穷，前辈英杰的丰功伟绩，载入家史，激励后人，为国争光，为人民立功，为谢氏族人树立榜样，如此世代流传，每届续修，人物传记，都有新的篇章。
国史不能将芸芸众生载入其中，但是他们作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就不能在历史的宏卷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吗，如其家谱就有弥补国史此中的不足。
从民国甲子岁第五次续修至今，又有六十余年了，其间，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谱牒横遭兵火之灾。解放后，人们对修家谱的热情一落千丈，特别是“文革”期间，家乘同祖国的古籍文献瑰宝一样遭到了灭顶之灾，毁焚殆尽。现代社会，人口繁衍日盛，分居迁徙日频，有五分之四的人未入谱册，如不再着手续修，既有使家乘这颗明珠濒于绝迹之险，又有负列祖列宗千百年的苦心，更愧于后世子孙之望……
族人的睦族收宗之举，早于光绪二十四年，芳公祠尧臣公、茂公祠玉书公与辰郡同宗龙池先生，沅陵少山先生合议，鉴于族姓繁多，不能合族，仅能合源流，遂集成五言三韵三十字，自二十一世启用。
第六届续（合）谱办纂编组共撰 辛未元宵
谢氏先祖祥卿公由河南开封到湖南黔城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而如今已经“共联十余所祠，属地两省数县，拥有人口十余万人”，由于人口众多，遂1990后出生的都启用新班次，“老班次天柱祠：祥郁万以，政昌廷俊，秀再通光，昌廷俊秀，治国君恩，远家修祖，德长贤才，文必显仕，官永达邦，敦厚名辅，佐天作世，代良继述从中。本届启用新班文，不许修改，免致紊乱，从而日后异地相逢，从姓名知其祖孙、叔侄”。
对于只能合源不能合流的谢姓，黔城与天柱一带的谢家于1991年进行了一次梳理，对于他们而言，族谱不仅仅只是追宗认祖的谱系，也是他们记载族人事迹的历史文本。
新修《谢氏族谱》中抄录了数份旧谱谱序，其中康熙五十年的谱序
中，“十二世孙主修庠生安”对湘黔交界一带谢氏的来源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国必有史，家必有谱，其义一也。孔子曰“予殷人也”。宋不足徽，心焉伤之？屈子曰“帝为阳裔”。我皇考伯，庸古之圣贤，不忘所出，盖如比其慎重也。降尔士庶之家，读书习礼，诩称望族，后世子孙茫然不识其祖，可哉？吾族始居河南，溯其源开封府陈留郡东门街竹搭桥。于宋季时始祖祥卿公出任黔东，任镇远太守，生子三：郁七、郁八、郁九，后致仕归，道经黔邑，见山水秀明，风俗淳美，遂家于龙标城西，七、八二公子孙，一入天柱蔡溪立籍，一移住罗翁，二世祖郁九公立基在城坊，创置田产，好善不倦，中年乏嗣，因将土名磨头、竹滩等处田地，计粮七担三斗有零，于皇庆癸丑岁上元日，施入玄灵观，随舍家丁田尧义，事奉香火，获育一男，因命名“玄”。
玄公生子三：以芳、以茂、以兴，由是九公龛像永昭观内，子子孙孙绵绵累叶矣。迄五世祖政弼、政奇两公备述世系，书立家传，使世世子孙得有所考。迨至明末，邑遭流寇，被兵火，户口播迁。谱牒由是散失。余每念及此，泯灭是惧。值邑侯刘公莅任，公正廉明，品学兼优，请序。概然允若，溯我姓之封土，晋宋之明贤，就其才德之隆，功勋之显著，举而赞之。列序前徽，以光我族谱，不诚休哉。用集成帖，以贻后人，使世系之绵延，支脉之亲疏，历代之讳氏，生卒之年月，安昔之丘龙，累世可考而俾。后嗣子孙见兹谱牒，父训其子，兄谕其弟，代纪一代敦人伦崇孝弟睦宗族，恤孤寡重廉耻，尚勤俭，分内外。谨闺门延师教子第于是乎悉备至。若冠婚丧祭，仍人生之大事，尤不可不慎也。勿丧心性，勿入匪类，勿堕先人，嘉言懿行。则孝子慈孙相继于永世矣。于是谨序。
康熙五十年岁次辛卯仲秋月望五之吉时
十二世孙主修庠生安谨撰
文中提到明朝时谱牒散失，请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刘公”替自己撰序，在这里还未提及三门塘，只提到郁七公入天柱蔡溪立籍，即今属天柱县竹林乡的菜溪村，地处湘黔交界之地，该地为三门塘下游村寨，如今在谢姓聚居的喇赖村寨内大多为菜溪嫁入的女子。在族谱中另一则由谢姓二十世孙恩德撰写的《天柱祠序》中提供了有关郁七公后裔万甫公入迁三门塘的故事，“我祖郁七公后裔万甫公，自明永乐二年（1404）由黔阳来贵州天柱三门塘居住开发偏僻的侗乡疆土，繁衍颇盛。清同治年间，因遭苗乱，人迹远避他乡，吾先人将谱契藏于山林，被雨淋漓，此时也难甲孝意，后于光绪十一年，幸有我全科公之玄孙俊大、俊标同其侄秀荣、秀伦大申孝意，集金重修。珍藏至今百余年，为此次续修之依据也”。
由于咸同年间的兵燹，族谱也被焚烧殆尽，天灾人祸都会带来族谱的流失，谱系文本的断裂给他们带来追本溯源的模糊感，但无论如何，人们依旧爬梳离他们越来越近的历史。
在1991年的重修序文中更加明确了谢姓自菜溪移居三门塘后各支的分布情况，“郁七公徙居贵州天柱县经菜溪移居三门塘，生子万甫，万甫生子以华，华生子政选，选生子三，全修、全科、全明，科二公后裔世居三门塘、喇赖，部分居黎平县的平底，靖州的苗冲等地”。
在族谱中《三门塘喇赖侗寨》一文中提到在“天柱远口镇沿清水江上游十八华里，三门塘为我郁七公之子万甫公于永乐二年，由黔城徙迁三门塘传二世至政选公生三子：全修、全明、全科。明公分居高酿，修公居三门塘，科公于万历年间建宅于喇赖，距三门塘只有一里之遥”。
在《谢氏族谱》乾隆九年的谱序中这样写道：
予自幼读书，不唯外事莫理，即内家之事，亦诸父兄是问，所谓一事不知，愚者之耻。吾辈后生，不知吾祖所自来乎？□谱不修，……对之先人有愧垂之后世多惭。读圣贤书，于此无光。始祖宏勋公生子舜寿、舜禄，禄公生子祥卿，卿公生子郁七、郁九、郁八，七公生子万甫，永乐二年上三门塘，为吾族之鼻祖。
乾隆九年甲子春三月立
根据族谱中所载，郁七公生万甫，万甫公于明朝永乐二年入住三门塘，成为三门塘有据可考的开基始祖。田野访谈中，谢家人只知道从湖南迁入的事实，并不知道河南的渊源。在村中谢家团的建筑布局里的某处暗含着对黔城的怀旧情愫，“门前三磴阶”是他们纪念故土的一个门庭记号。
在族谱中有关墓地的分布也可看到谢家作为最早入住三门塘的姓氏，所占有的坟山分布也十分广泛。万甫公葬于三门溪人寨坡墓基，“天华山发脉数里到三门溪公路左坎上油山头，称人寨坡，观音形，葬有吾祖万甫公及妻刘氏，银富，海字之妻彭氏，再文及妻刘氏，禄明及妻袁银凤，光本、光珍等公婆之坟”。其子以华葬于三门塘网形“由侗珠坡发脉至三门塘对门称网形，葬有以华、妻曹氏，廷臣、妻彭氏，俊银、妻吴氏，俊金、妻刘氏，秀生、妻刘氏，再凤、妻吴氏，再春、妻刘氏，再贵之妻吴氏，通富等公婆之墓”。以华生子政选则葬于三门塘大草坪墓“由侗珠坡发脉至杉木冲转地兰岑屋背过盘数里到三门塘大草坪，结成蛇形，葬我政选，妻唐氏、彭氏，全科、妻彭氏，俊四、妻李氏，海字等公婆之墓”。
谢家墓地的分布格局，差不多囊括了如今三门塘村落的大致范围。
梳理一下谢家的谱系建构：先祖来自河南，经湖南黔城，入天柱菜溪，最后入迁三门塘，分居喇赖。田野中，笔者在乌岩溪收集到的一些契约文书，上面却有谢家在乌岩溪居住停留的痕迹，但在族谱中和对谢家人的访谈中，他们似乎都遗忘了这段历史。对如今三门塘的谢姓而言，他们的记忆只截取了从黔城到三门塘的片段，三门塘与喇赖谢姓有着对同一先祖的认同。族谱中对于谢家入迁三门塘时间的确认，使得谢家拥有了四大姓氏中开基始祖的身份，族谱也为家族分立提供了血缘认同的历史证明。
“我们刘家是从铜鼓卫就是今天的锦屏迁到三门塘的。”刘氏先人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迁入三门塘，1988年的《铜鼓三门塘家谱联修序》中写道：
自我高祖旺公受明洪武高帝恩封昭勇将军之职，二世祖源蒙钦调铜鼓坐镇以来，虽守异乡与苗地之众亲如一家，安稳如故，此祖宗之德也。今我三门塘人口上千，乃节公伏保之后也。是节公乃旺公之五世孙，系铜鼓迁居三门塘，历经已三百余年之久。于光绪三十年同修之谱本（三门塘谱本），乃由伟公一代以下则惟记三门塘伏保公之后而已……于一九八八年岁次戊辰十月初用双方旧谱通同一体合二为一，以作子孙万载之根据。
序中对于刘氏先祖“昭勇将军”的强调，和宗祠门牌上的这四个赫然大字，寄托着刘姓族人对于先祖的缅怀思念之情，同时这也是对国家正统的诉求，以及将军后人自我身份的一种标榜。“二世祖源蒙钦调铜鼓坐镇以来，虽守异乡与苗地之众亲如一家，安稳如故”，一方面强调着自身的汉民后胄身份，另一方面说明外来身份与当地族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互动的融洽，但已将自己的汉族身份与当地苗众做出了区隔。
1988年刘氏重修族谱的依据是光绪三十年的版本，现将该序言摘抄如下：
世之论氏族者，动曰根培枝茂源远流长，吾谓此语亦不易得之也，必其祖宗有栉风沐雨之勋，积德累仁之效而后为之子孙者，歌麟趾咏螽斯继承传之勿替，将自一世以降至于十百千万世焉。不然世家巨室，当其气焰方张，如火烈烈，不转瞬而斯灭殆尽者有之矣。是故有德则易以兴，无德则易以亡，容有毫厘之或爽哉。三门塘刘氏始祖相传为锦屏指挥刘旺公五世孙名伏保者也，按锦屏刘氏旧谱旺公五世孙十有四人，伏保其一也，观其名讳之旁载有一说出外未回、一说迁居三门塘，未知孰是，存疑云云。迨查三门塘旧谱系乾隆三十余年，经熟仁公亲笔填写，留为后人把据，始信上下之同源矣。今三门塘人烟数百刘姓居其半，且又多为外帮木客主家精筹算者，渐臻殷实。今年以来木业而获厚利者颇不乏人，亦克光前烈者也，虽然此特伏保公一人之后耳，其绵绵瓜瓞固已如是。何莫非我旺公之德泽所积而流者也。去岁吾锦屏族人有重修谱牒之举，并达知三门塘族内，意在合修家乘，联成一气。无如三门塘族人素未讲究及此，自伏保公落弹之后，迄今二百余年尚未刊刻，虽有熟仁公抄谱数本，其中字派有不合之处，碍难交互。遂今三门塘族人另理头绪，照各房编修底稿，而各房字派参差错出不归画一，若欲代为更正，又奈先人已往名讳不能随意涂抹，愚再四思维，惟有先人名讳，姑仍其旧，只求世代不至紊乱而已，但愿继起者鉴于前车，一误切勿再误，将来字派务以五行相生取之可也，惟冀后之子孙，自今日而各有所本，要知继志述事之责无可辞，接踵而续修之，是则愚之厚望也夫。
刘姓族人开办木行，从中获利，从族谱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刘姓在三门塘已人数过半，奠定了其在村落中的地位。在今天的村落姓氏结构中，王姓占据了主体，此消彼长的家族兴衰变化的也是村落生活的历史常态。如今刘家人取名依旧遵照“五行相生”的原则，取字辈“增、钟、治、材、熙”，分别为土、金、水、木、火循环往复。族谱不仅订立家族条规，在制度上约束家族成员的行为道德，创立世系字派也成为血脉传承的合理依照。昭勇将军成为刘姓族人世系延续和合理存在的关键所在，当地刘氏族长给笔者提供了一个昭勇将军的故事版本。
昭勇将军刘旺，出生于山东省东昌府临清县枣林村。他是一位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百战百胜的英雄。
洪武十七年从军，八月将旺解补燕山左卫中所从军。建文元年（1399）七月，因奸臣齐泰等变乱，祖宗成洪调兵杀害亲王。随驾天征讨伐遵化、苏州，八月克雄县、漠州，攻围真定，九月破刘家口，十月克大宁，十一月郑村大战全胜，十二月取广昌，捷报频传，乘胜前进。
建文二年，正月取蔚州，攻围大同，四月白清河大战全胜，五月攻围济南，十月攻克沧州，十二月东昌大战。建文三年三月挟河大战全胜，闰三月豪城大战全胜，七月平村战胜，八月接应永平。
建文四年三月淝河战胜，四月大店交战，小河、汴河大战全胜，攻破营寨，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师。真谓天下无敌，势如破竹，百战百胜，累建战功。十二月十一日钦升求清左卫指挥。
永乐三年三月二日，钦与流官职事。永乐八年二月内北进，六月初九静虏镇杀败胡寇阿鲁台有功回还，八月初一日升昭勇将军本卫指挥使。
永乐九年八月十三日，授予七百六十九号诰命一道。
永乐十五年五月到京终老。
永乐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准其长男刘源替授指挥使。永乐二十一年至宣德二年（1427）北征，宣德八年钦调黔铜鼓卫指挥使，宣德九年六月十五日到任。正统七年十一月在任病故。
第三世孙刘伟于弘治二年（1489），迁居三门塘，后人丁颇盛，子孙为了纪念功勋卓越的他，于乾隆五十三年，在三门塘建造了刘氏宗祠——昭勇将军纪念堂，就是今天建筑奇特、工艺精湛、中西结合的哥特式建筑刘氏宗祠。两百年来曾遭火焚，风雨摧残，人为的破坏，经多次修复，面貌全非，原来的雕像，战地故事图画都不能再现。
这些迁徙征战、子孙繁衍、祖先故事的叙事内容，传达了来自汉族正统的血脉渊源，刘家是来自王朝征讨蛮夷，来到西南安抚少数民族的将军后裔。文中提到刘姓于乾隆五十三年修建了刘氏宗祠，1988年的《维修三门塘宗祠记》中，讲述了重修该祠堂一事。
饮水思源念我刘氏祖辈艰苦创业之难，后辈子孙当继其志守其业，更甚于先人之始方不负先人之望也。今我三门塘刘氏族众，乃系旺公四世孙伟祖之子刘节，节公字伏保生有二子，长曰正乾，次曰拔乾。今我三门塘宋富金银贵五台公乃正乾之后是也。该宗祠内厅始建于同治年间，具体年月无以可考。外厅建于公元一九三三年，距今已五十余载。念先人之辛勤，我辈安敢忘乎奈年深月久，风雪之摧，于今殿脚倒塌积雨日祠内成塘，目睹狼藉，墙壁歪斜，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合族老少视而忧心忡忡，奈我族于今又无公款之蓄，殷实者甚少，欲行维修实无良策。后经合族共议，惟有捐资方可促成，于是议定每户提交现金五元或木材一根，劳动两天，于本年五月兴工将祠内残缺修好，地面用水泥铺平，门联重新复书，祠内添加砖灶五眼，窝碗菜刀等伙食用具，以备集会之便。
与光绪三十年描述的刘姓相比，今三门塘刘姓殷实者甚少，下文将提到的搬往长田的刘姓在2005年和三门塘刘姓在刘氏宗祠中立碑，把“昭勇将军”刘旺的世袭用碑立在了家祠内，标榜彰显。十位世袭名单分别为：一世刘源，二世刘真、刘正，三世刘侃，四世刘勋，五世刘恩，六世刘旗，七世刘崇文，八世刘承爵，九世刘廷弼。
这是同一姓氏不同房族力量分化的一次直接展示，2005年清明，由两支房族集资立了这十块碑。长田刘姓认为三门塘旅游开发了，三门塘刘家从中得利，他们入了股却未得任何好处，心中十分不满，因此拿走了钥匙，并在大门上贴了“内有危房”的封条，不让人入内。“这样大家都进不去，谁的损失都大！”三门塘刘姓先人拥有的文本知识和历史想象力使他们攀附到一个显赫的祖先，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因各自的经济利益而显现争端。
编修族谱，是地方社会寻求正统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族谱不仅仅是一种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文本，也是明清时期三门塘人表达对中央王朝认同的开始，他们不仅仅修撰族谱，更建造具有同一血缘姓氏符号集团的景观物——祠堂。在与外地前来清水江一带经营买卖的木商交往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对汉族正统文化的倾向性，修谱建祠成为改变自身身份的方法和手段。
前文中所述，谢家先祖任镇远太守，刘家为昭勇将军后裔，相比之下，王氏先祖在三门塘的到来显得有些落魄，对王家一位老先生的访谈中，他谈道：
王氏是逃难才到这里来的，元末的时候陈友谅起义，洞庭湖一带兵荒马乱的，被朱元璋打败，实行屯田制，所以就派到这里，久而久之就生根于此了，这里的人便成了军籍，但是这不是科举之内的。王姓是属于中原的汉姓，我们就用了这个写起来很简单的字。在姓名当中，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表示派系的，只有最后一个字是可以自己安排的，清朝中后期大家要编家谱，要有三代册，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把康熙词典一翻，全都用这个偏旁的字排列下去，但一辈人有可能相差很多岁，但取名都是相差无几的，很有可能是人为后来补上去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即兴起名的。
在这一段话语中，老先生肯定了王氏因为躲避战乱而迁徙到三门塘一带定居的历史事实，对于自己的姓氏与族谱中的谱系编撰更觉得是一种获取正统身份和维护正当权益的假借手段。但是在另一段谈话中，他又将自己祖先的迁徙故事放置在了一个与己无关的脉络中，作为拥有三门塘土著身份的他，讲述那些耳熟能详的祖先故事仅仅是一种对过去遥远的怀想。他说：
三门塘人大多数都是本地土著居民，清水江流域，会同、靖州、黔阳、锦屏、黎平、天柱的王姓，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体系，主要都说是从江西迁过来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屯军的原因，明朝清朝科举制度中，军籍、工、商都不可参加考试，所以只能入农籍，当官的搬迁经不起考验，当官的都是衣锦还乡，怎么还会到这蛮夷之地！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早早在三门塘定居的人，应该是土生土长的侗族。
他不仅质疑自身的家族迁徙历史，同时认为谢家、刘家先祖显赫的家族故事也经不起推敲。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段漫长历史，像是一道栅栏，将他们的想象阻隔。在此，对土著身份的强调，其实是对当下侗族族群身份的强调，少数民族的身份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
像这位访谈对象一样，三门塘人一方面依据族谱来建构出自身入住地方的村落历史；另一方面，也在怀疑族谱中记载的真实性，以下这段《正本清源》
同样表达出这两种不同的倾向。
我族谱牒，创于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已属谱学风行于中国将近两千多年之末流，但是开化较晚之五溪蛮夷故地，即今湘黔接壤地区，修纂族谱之盛旺时期。前此一何无谱？或曰鼎革流离，或曰刀兵水火，种种变故，未克建谱。或毁失净尽，或仅余残篇。千百年来，岂无乐业安居以创谱之时欤？众多黎庶，岂无趋吉避凶以保存家谱之人欤？吾尝观他姓族谱，亦尝议及此端，皆如上述。皆来自惊喜，未闻原生本地之族。何相似之乃尔？同地域、同境遇之故也。
东汉马援，官封伏波将军，乃屠我五溪蛮而树功者也。五溪，即雄溪、满溪、酉溪、沅溪、辰溪，即今之湘黔川鄂交界地区也，斯地黎民，汉称蛮，魏晋称僚，唐宋称僚浒、乌浒或葛僚、仡僚者，是皆未化之民也。黔阳古称潭城，唐置龙标尉，乃武陵郡分兵屯驻，以镇化外顽民之所也。
天柱所（属靖州营）则于嘉靖三十年即一五五一年，一说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方设县治。设县治，即改土司官为流官之始也。先祖之境况如何？可想而知。盖我族长期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低下之地位，早期难纂谱牒，待至清末，方臻于必需而创制耳。
今次重修，对此颇感为难。欲刊之，既违创谱合谱诸公之本意，又违辩证唯物观念之逻辑。欲删之，既恐崇尚世风、门楣者之责难，又恐热衷考古探究者之遗憾；尤恐不辨真伪、敝履自珍者之腹诛。
一九八八年戊辰清明后五日 二十世裔孙 承炎 蔚然氏谨撰
王氏族谱可找到的最早版本是道光七年，编者对于在此之前谱牒的缺失也表现出疑惑，或许是身处化外之地，五溪蛮夷之境，因此接受汉文化较晚；又或由于战乱，颠沛流离而谱牒散失。若是作为当地土著，在过去“长期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低下之地位”，如是修撰族谱是一个与政治经济权力关联在一起的行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写作都具有了意义。
在另一则于1988年由彦荣后裔孙承炎蔚然氏撰写的《祥发龙标位 瑞钟三门塘》一文中，有关迁居三门塘的王氏祖先有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引文如下：
元明鼎革之季，宗一公自吉安祖笈展转流徙，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寿及五旬，始寄寓龙标卫之西关，旋后定居竹瓦溪。迨至永乐四年（一四〇六）编定户口时，我宗一公已是七十五岁高龄，再携子孙徙居卫城南门外之河街。嗣后子孙蕃衍，分居于对河之枫木坪及下游之山门谭。据道光长坡谱记载，以及父老言传，洪公徙居山门塘。长子永魁世守家业，子孙散播于长坡、大田、天鹅夺、菖蒲溪、鱼藏溪等地。次子永祥参戎，自云南解甲归来，卜居黔阳上游二十里之红莲坪、子孙世居红莲坪、夹颈等地。季子永让，原配瞿氏殁后，携幼子政，自山门塘至原神场入赘向家。政公稍长，即操舟捕鱼于清水江上，年渐长，技渐精，情渐疏，行渐远，隧尔远离原神场，谋食黔境。时日既久，人熟地便亲，于当地娶妇成家。见此地方，土腴气正，岸高塘深。利耕利渔，堪可长住久安，秀水佳山，定能子孙昌盛。登岸筑室，拓荒立业，将构屋之处，称为大兴街，以期子孙繁荣也，将此地方称为三门塘，以志勿忘黔阳老根古也。后世子孙，应知地名之由来，一为湖南之三门塘，一为贵州之三门塘，同名不同地，勿相混也。
贵州之三门塘，南临清水江（古称苗河），岩岸高耸，斧削天工。北倚逶迤群山，靠山有三股泉水，先后向西汇合流入河道，另一溪涧则向东流入河道，是以四周环水，恰似水上之舟，俗呼船形。大兴街位于船之中段货舱上，同期到此开拓之尹、谢两家亦住此段。后期到来之刘姓则住船头竹子山乘上，吴姓住船尾坪上，俗呼大坪。
我政公卜居三门塘，未知始于何年。谱载弘治十六年（一五〇三）九月初四日定居三门塘者，余揣度，当是正式办照入笈之日期也。稽考此时，三门塘隶属湖广道靖州营镇远巡检司（设治所于远口，非后世之镇远府也），仍属荆楚治地，改土归流时，列入归化二图，方隶属于天柱县也。
政公生三子：彦荣、彦华、彦富，各各子孙繁衍，丁口增多，大兴街不堪居处，彦荣后裔于万历二年（一五七四），将谢姓网形坟山脚下水田换得本支王坛坟山东边全部水田，营建房屋，称为大兴团。彦华后裔则将王坛坟山西面当年三股析产所得之东半侧墦地营建房屋称为小寨。彦富后裔则将对河溪口南岸上源属彦荣之茶叶山营建房屋，称为三门溪。故后世称大兴街为发祥地，大兴团为长房，小寨为二房，三门溪为三房。三房鼎立，房房发达；三枝分孽，枝枝茂盛。子孙散播旧路、台拱、谷陇、偶洞等地。
吾不敏，综合谱载与言传，谨叙先祖播迁之梗概如斯。
在行文的叙述中，王家族人流露出对先祖筚路蓝缕的赞美，另外表达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他们在三门塘是开拓者的意味。“见此地方，土腴气正，岸高塘深。利耕利渔，堪可长住久安，秀水佳山，定能子孙昌盛。登岸筑室，拓荒立业，将构屋之处，称为大兴街，以期子孙繁荣也，将此地方称为三门塘，以志勿忘黔阳老根古也。”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政公来到三门塘，是开拓者，并无他人。在后文中提及三门塘其他姓氏，先后时间也含糊其辞，但“同期”二字，既有指涉“开拓之尹、谢两家”的意味，似亦暗含在大兴街“拓荒立业”的王姓即使不是最早来到三门塘，至少也与尹、谢“同期”到来。
在对几大姓氏族人的访谈中，大家都对彼此的先来后到有一个较为一致的说法：谢家最先，然后刘家，之后到王家与吴家。根据各自姓氏的族谱记载，谢家永乐二年，刘家成化十五年，对王姓政公卜居三门塘弘治十六年的记载，也很明显的可以区辨出一个时间顺序，但是编者在这里又特别说明这个时间可能是“正式办照入籍”的时间，也就是说王姓在三门塘的迁入定居的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也意味着王家或许早于刘家在三门塘定居。刘家与王家作为三门塘最有势力的两大家族，在这里王氏族人对自己入住三门塘时间的强调，或许是对自身身份在地方社会获得优越感及权力诉求的满足。
在对前面几个姓氏族人的访谈中，老先生都会将族谱拿出来翻阅，但是吴家人说他们的族谱在远口。三门塘吴姓属远口吴氏宗族一支，2000年修纂的《吴氏总谱》第四卷《远口吴氏族谱》中记载，世玉系的“应宁徙三门塘大坪开基，后裔徙地兰岑等处，世德后裔尚聪集镗徙三门塘。世玉，应宁公之子，由湖南广坪徙居坌处，再由坌处迁三门塘寨头，大坪开基”。这段文字的叙述较为混乱，文中提到应宁来三门塘大坪开基，又说或许是其子辈世德的后裔徙居三门塘，而后又提到应宁之子世玉再来寨头大坪开基。由这位吴姓访谈对象从族谱中抄录的片段来看，吴家迁到三门塘的居住位置是在“寨头”，但在当下人们则把吴家聚居的“大坪”视为“寨尾”。因此，有关村落空间上下、头尾的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人们根据自身诉求而给出了不同的方位定义。
对吴家一位长者的访谈中，他澄清了一下徙居的过程：“宋朝末年，吴家祖先就有到远口的，到了应宁公，从湖南广坪搬迁到了坌处，后来住在了三门塘刘家一带，最后才到现在住的大坪。盛祖十代，应该是明朝的时候就来了，刚来的时候务农，户数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像王家那样造祠堂，我们也种茶油树，但是后来被苗子烧了，而小寨（王家）的山林多啊，即使烧了，他们也可以重新发家。”他告诉笔者，现存兴修吴家街的那块石碑上“吴君举”“吴君才（亲才）”是他们盛祖四十代和三十九代，根据这样的谱系推测，修建吴家街的时间在乾隆二十七年，那么吴家到三门塘定居的年代，的确略晚于王家入迁的明代后期。与另外三个姓氏相比，吴家作为最后入迁三门塘的姓氏，其家族实力也处平庸的境地，似乎缺少了一些世代久远令人称颂的祖先故事。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门塘四大家族家谱的书写，其中的祖先故事与家谱体例都与汉文化的意识形态相关，不同历史时期三门塘的族谱修撰，其实是一个中国西南族群与国家正统文化接触的过程。族谱文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下，不同地域、不同人群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的表达。在不同姓氏的祖先故事里，装载了人们对于他乡地域、遥远迁徙的想象，这样的想象模糊了人们对当下族群身份认同的界限。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那么这些族谱建构出的时间序列仅仅是标识出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做出的对家族历史书写的时间，而不是他们真正在村落内徙居入住的时间，无论如何，人们努力地追溯自己的血脉源流，也试图寻找到自己在村落形成历史中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