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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坌处镇位于天柱县城东南面，镇人民政府驻坌处街，距县城40公里。镇境东连竹林乡，南接湖南省靖州县大堡子镇，西邻高酿镇和锦屏县茅坪镇，北抵远口镇、社学乡。全镇辖20个村委会、1个居委会、151个村民小组、47个自然寨，有3715户17113人，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以苗族、侗族为主，占全镇总人口的99.63%。村民以务农营林为主，城镇居民则以经商、从事运输和其他工副业为主。东部为低山丘陵、峡谷、盆地，较大山脉有石榴界、龙塘坡、洞州坡、四方坡和中央坡，盛产杉、松、楠竹、油茶、油桐、油桃等。主产水稻，次产小麦、玉米、薯类、豆类和各种蔬菜。特产有：松茯苓、香菇、黑木耳、冻菌、冬笋、柑橘等。年销售木材4500立方米以上，过去林业收入是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全镇森林面积为13894亩，覆盖率为38.8%。木材总蓄积量为305272立方米，为全县重点林区乡镇之一。清水江穿境而过，横贯境内17公里，三门溪、圭大溪等10多条支流由南北两岸注入。在过去水运畅通的年代，坌处上通锦屏、剑河，下达湖南黔城、洞庭湖直至长江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坌处自古便是湘黔边界“四十八寨”的要津，周边森林茂盛。清康熙乾隆时期，商业发达，木材买卖兴旺，清代属归化乡由义里，曾设坌处讯。1914年后划为第五区，1932年置保安镇，1940年设坌处联保，1942年为南安乡，1944年为坌处乡。1950年成立人民政府，为第四区坌处乡，1953年将坌处乡划成清浪、中和、菜溪、大冲和坌处5个小乡，1955年乡人民政府改称乡人民委员会，1957年为坌处片，1958年改为坌处人民公社坌处管理区，1961年改管理区为公社管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坌处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69年并大冲为坌处人民公社，1980年改为坌处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年改为坌处镇设镇人民政府，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并中寨乡为坌处镇。
坌处，明初无正名，后因开发清水江流域，四面八方买“苗木”的商人云集于此。清道光年间，当地人推荐一名秀才出来取名，他根据村民来自各地这一特点，便取名此地为“坌处”。“坌”由分、土两字构成，即大家都是离开故土来此谋生立业，应和睦相处之意。清代即设场口，农历每月二、七为场期。如今三门塘人每逢农历初二、初七仍去坌处赶场，因为坐车要去江对岸，村里人大多选择步行。村中的大娘们背着竹篓，走在翠绿稻田中蜿蜒的土路上，穿行其中，葱绿的稻子盖过了下半身，远远望去像是木偶戏台。徒步行走四十分钟左右便可来到坌处镇上，不宽的马路被两边的小摊贩挤得更加狭窄，人们比肩继踵地走在当中，遇见熟悉的乡民，走上几步便寒暄聊起家常来。这运行了几百年的商贸集市，在当今的人们日常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过去，坌处就是清水江沿岸地区集市逐步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一例。
在对坌处镇人大主席的访谈
中，他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材料。由于他参加过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在访谈时，他从家中的抽屉里找出一个小本子，细细地和笔者讲起坌处的历史，给出了其中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现将访谈笔录摘引如下：
明永乐万历年间，剑河地区的苗族人到洪江，在坌处休息停船，原来坌处人不是在沿河居住，在稍往后的坡上住着，由于这种物品交换，到河边更为便利，后来大家就往河边走，坌处就在河边发展起来了。坌处原来的家族姓“滚”，后来曹家来了比滚家要兴旺，他们有坟山。王姓是从锦屏的彦洞搬到坌处的，后来王姓势力越来越大，曹家败了，滚家去了磨溪（天柱），曹家去了宰贡，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叫作曹家坪的。江边的贸易越来越火，大家后来也都到江边赶集，那个时候很繁荣啊！
大约在雍正年间，湖南木商到坌处三门塘采购木材，后来就有很多姓氏迁到坌处了，坌处也是多姓聚居。“坌”有聚集的意思，“坌处”也就是人财聚集之所。各地的人，各地的特产，四面八方而来，油茶桐油拿到江边去交易。1942年到1943年，那时候的乡长王正熊，为了避免遭洪水，才把集镇搬到岸上来的。
过去锦屏放木下来，都要收费的，坌处瓮洞都设了关卡收费。光绪十五年（1889），坌处落客，清浪、三门塘开木行，和王寨发生了纠纷，那点利益你争我夺的，无法解决，后来到了民国5年（1916），省政府、镇远府调解纠纷，划分了内外三江。坌处开木行，解放前有彭家三户，喻家四户，清浪、坌处、三门塘三门溪水坞全长有14华里，当中三门溪停排最多。木材买卖是看货议价，市价就是买卖双方商议的价格。现在的镇政府办公楼，是以前清朝时候的江西会馆，后来成了湘赣小学，（小学）后来搬去了青木宫，国民党时期改为乡镇府，那个碉堡还有遗址在呢。
嘉庆十一年（1806），王朝福、刘秀刚、刘林山——后面两个人是三门塘的，三个人在坌处开行。开行是要经过政府批准的，他们却自己去开去了，所以王寨的人不肯了，就告状去了，政府就派人来捉拿，有被杀了的，有发配黑龙江充军的。开行是要拿那个斧印去官府呈报的，官方许可了，才具有合法性。一个木行拥有的斧印越多，就说明它的生意做得越好，木行也会越做越大。
以上的访谈资料中，给出了有关前文提到的“争江”事件中，更为地方化的具体情形，三门塘也参与了其中。有关近代坌处一带的林业经济发展情况，整理如下：
民国时期锦屏有一个木业公司，官方与民间竞争，但无论如何，林农还是可以从中获利的，也慢慢富了起来。木材的养护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说法：三十年的木材才可以砍。山林的种植出现了租佃方式，林主与林农七三分，或者六四分成。幼林可以买卖，所谓“借土养木”，这样可以把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联系起来，树林成片，到处都郁郁葱葱。
解放后，坌处镇的砍伐量是一万立方米，天柱县平均四万立方米，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林业部门只砍不栽，砍伐量大于造林量，林木变少。实行“天然保护林”政策之后，1立方米卖30元、100元，最多时200元，林农的收益不多，甚至亏损。现在林农的积极性受挫，造林的成活率也很低。清水江江面上木排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里的贫困了，土改的时候，根据户数比例来看，三门溪和三门塘的地主大过坌处，全镇的花街
有四十来条，有368华里，可以想象我们当地有多富了！
坌处的王氏宗祠建于光绪二年（1876），光绪四年竣工，五年修谱，民国5年（1916）修了里面的大殿。坌处的杨公庙
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五十年化缘又修了戏台，1942年拆毁，杨公庙里面有需楼，青木宫。那个时候一直从托口到卦治沿河一带化缘，这一带上也正好是杨公庙的分布路线。杨公是明朝时候的托口人，姓杨的扒排的，当时陬溪（市）帮欺负贵州帮，杨公就一马当先，维护地域权威，所以受人尊奉，后来就修了杨公庙来纪念他。民国时期，青木宫成了管理木材采运的公所、扒排工会，解放后改成了粮仓，1996—1997年的时候破了、烂了就拆掉了。
以上这些作为坌处在过去区域开发及商业化发展中的具体情形，作为当今人们历史记忆中的一部分留存下来，那个曾经木商云集、作为“外三江”之一的重要坞子，排筏布满江面的情景人们依稀记得。木材采运带来了区域性的人口流动，下游地区的居民溯江而上，以下的两则碑文提供了清代外省商人深入坌处一带，购买阴地的故事，现将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湖广公山碑》
摘引如下：
盖闻上古之世，亲死委壑，哀痛迫切之诚安在，天生一本之理无存乎？不葬其亲、不殡其友，则孝子仁人之谓何？然亲葬必得其所，必有其依归，自古皆然，今人何独不然？我湘南一郡之人，贸易在外，人势愈多，生齿愈盛，阳居者散于四境，隐葬者聚于一前人买设众地，立为官山，然已葬满，后来葬于何所？是以我郡杨再朝，约法三章，齐合府之人勇力，乐捐不拘多少，仍买老山地一块增补隐穴，庶几生死俱有赖焉。是为序。生员唐文翥并书。
辰府彭代文、周世纲，宝府杨再朝、刘乾照、孙雨兴、张佐周、杨武云，靖府陈文友、陈政清、曹光纶，衡府侯忠祥，沈府杨友荣、谭远寿、杨汉祥、钟必化。
大清道光二十八年冬月吉日众等首士同立
由此看来，木材买卖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循环周期，丰厚的商业利益也诱发了湖南商人在坌处长久居住的意愿，坟山土地的购置，也说明下游地区人群在坌处一带势力的扩展。
同治十年（1871），江西的万、喻、黄、彭、徐五姓则在湖广山边也买了一团地作为坟山阴地，在1999年由这五姓后人建立的五姓亭（见图1-1）中所立的《流芳百世》碑文中写道：
五姓亭者，因五姓地而取名焉。清同治十年前有我万、喻、黄、彭、徐五姓之先祖，同系江西祖籍，供奉许仙真君，因谋生计商贾至坌处落籍，繁衍子孙，立足黔地。我五姓之先祖：万仪奉、喻光远、黄邦祥、彭焕茂、徐顺贵五人，于清同治十年即公元一八七一年四月，集资承买王姓土名湖广山上边番地一团，上址岭、下址埂、左址湖广山、右址买主并和尚地，买价一千文整，作为我五姓世代老人寿终之墓葬，至今已历一百二十七年矣。墓地已葬有万、喻、黄、彭、徐历代先祖之坟茔，年年祭扫，代代传宗。现我五姓已有后裔四百余众，并有军工商干旅居外地者数十人，若无先人远顾之忧，何来裔孙享用之乐耶！为纪念先祖创业之功，后代承业有据，遂于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有我五姓之后裔喻崇禄、彭贞云、黄望福、万发明等倡首，并承旅台彭贞清先生之巨额赞助，动工修建此五姓亭，立于辖地之内，坟茔之侧，气势雄伟，设计雅丽，实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乐。临江夕照，更有落霞伴鹜，秋水其长之景。不但为我五姓宗业增辉，更为坌处镇郊添一胜景也。惜创业者已英灵作古，我辈建亭者已老之将至，铭碑数言以为序焉。
图1-1 坌处五姓亭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后期，外来人群已在当地的村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水江水系的开发不仅夹杂着不同地域人群的互动，也是一个随着木材商贸市场网络的形成，王朝力量不断沿江推进的过程。对三门塘、坌处一带的访谈中，人们都提到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中央王朝便有到三门塘、坌处征派皇木，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四年之后，“内三江”的木材资源优势已胜于“外三江”一带，因此外省客商直接与“内三江”的行户交易，坌处失去江坞的优势，经济来源受阻。笔者前往作为“外三江”之一的清浪
时，发现了一块道光八年的石碑，碑文内容围绕沿江村寨因争夺木材经营权利冲突而展开。现引碑文如下：
尝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于山川水土，各有界至之攸。是以我等地方自开辟清水江以来，蒙前各大宪设立坌处为采办皇木之所。至康熙二十四年，客苗乱行，被黎平府属之毛坪、黄寨、挂治三处乘机霸市，擅设三关。上下经控抚蕃，臬道多载，因豪恶龙永义等财多讼能，故失江坞，于我柱属王朝富、伍仕仁、刘秀刚等充发口外，苦不堪言。至乾隆年间，洪水泛涨，沿河流水捞获甚多，上下争控县主马案下，蒙恩公断，流出阳豆角石槽以下、笋洞以上柱属地方，捞获者，尺长文银三分赎退。商等因赎价过昂，不愿赎退，情愿照市价买。迨至道光年间，洪水泛涨，各苗之木被水冲下，沿河捞获甚多。因豪恶龙承标等复控仁天县主李案下，蒙恩给断，以照旧章，久后不得争讼，亦不得仍蹈前辙。方才勒碑以附久操，永垂不朽云。
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在内外三江制度未确立之前，沿江的上下游村寨出现了为利益分配和市场控制权而展开的激烈纷争，这也是一个由清浪、坌处等下游村寨的市场权利向上游的茅坪、王寨、卦治转移的过程，这块石碑上的信息提供了坌处、清浪等下游村寨与上游茅坪、王寨、卦治之间利益纷争的一个侧面。
以坌处、清浪为代表的下游村寨在《永定章程碑》
、《内外三江木材商场条规碑》
、清浪的《赎木江规》中都表达了自身的主体意识，这些碑文中的规章条例也成为当时区域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有文献中，清浪与三门塘并没有被太多提及，它们之所以成为“外三江”，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是与它们在“争江”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无关系。因此将以坌处为核心的“外三江”，放入“四十八寨”这一地域性的社会网络中来重新审视，可以看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演变的情形。
“四十八寨”是个古老的称呼，对于“四十八寨”的具体寨名与由来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受大众认可的是指今贵州省天柱县竹林乡、坌处镇，锦屏县三江镇、茅坪镇，湖南省大堡子镇、三秋镇的大部分或全部地区，共四十八个寨子。它是以地域为纽带的“合款”组织，起着调节内部矛盾、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居住在这一片山水相连区域内的苗侗人民，经过长期交往，以及清朝以来木植经济的开发，联系不断加强，大部分村寨的居民都会苗语、侗话及酸汤话，语言互通、相互通婚，有着类似的民风民俗。“四十八寨”这个古老的组织在清水江下游的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当地有“‘四十八寨’古碑记，古碑安在罗家坪；议款议事平茫地，留到如今四百年”的说法。咸同年间的张秀眉、姜映芳起义使得清水江下游一带进入了二十年的兵燹时期，此时“四十八寨”的武装防御功能被重新提上日程。
田野访谈中，坌处与平茫的老先生
说，道光六年，匪患进入“四十八寨”境内，“乡井自是不安枕席矣，长官漠视斯民，善良畏贼如虎。而肖小之辈转得啸聚群党，乘机窃发”，咸丰初年当地天灾，人民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仁里（高酿一带）土匪猖獗，官府莫可奈何，匪劫麻盐塘、银洞、锦屏、宰贡、坌处，土匪进坌处，“挨户搜掳，全市骚然，汛官莫若何，里人惶恐”，团防应势而生。
当时社会混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巡逻放哨、保卫村寨。道光三十年，广西陈亚贵、洪秀全揭竿起义，坌处地方奉县命在双坳关（两头坳）、长嵊嘴“筑墙建关，募军守之，是为防军之治”，此时的防卫还不属于“四十八寨”。咸丰年间，匪屡犯境，来势凶猛，约集“四十八寨”讨论，县主徐达邦公函指令，由义里保安团防局正式成立，设在坌处的青木宫。临时调动地方壮丁，“紧守关隘。屏蔽湘西”。咸丰九年（1859），团防整顿防务，练勇所需经费，由地方百姓出资，“上户派钱二百串，中户五百，下户八十，花户照粮一斗三升，统名军需”。从咸丰八年到同治三年，“奋兴于危急存亡之际，支持于四面匪风之时”，团防局使得“四十八寨”的许多村寨免遭烧杀。
坌处在“四十八寨”的团练组织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咸丰六年，“坌处汛吴运选、里绅王先和集‘四十八寨’会议，贫者出力，富者出资，大寨置抬枪三门，小寨一门，匪来一致抵御，违者议罚”。
坌处、三门塘等寨，以“四十八寨”为基础建立的保安团成为天柱县最大的团练组织。在对同治四年“苗毁坌处”的描述中写道“贼踵至三门塘”，“惟三门塘王永裕老父昌仁，年八十，居恩培家，并妻媳孙三人，同时殉难。旬日间，烧地坌、菜溪……”。
今天的三门塘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次历史事件的呢？村中有位看过《保安团防志略》的先生对这段历史这样评价
：“平时我们认为农民起义好像都是正面的，但是在《保安团防志略》里却有‘劫掠烧杀’的字眼，说是杀富济贫，但是沿路劫掠烧杀，掠夺妇女，给地方带来祸害。说‘四十八寨’是地主武装，由有钱的地主出资，政府支持，但是它保卫了乡里，让地方安宁，所以不管怎样都是有群众基础的。”从三门塘人的本位视角来看，当时的团练是政府力量与地方势力联合保卫地方秩序的一个重要组织。
由“四十八寨”联合组成的联款组织，有约定俗成的组织纪律和利益协议，作为地方自卫武装联防组织，联款款首由各寨寨老推举选出，大款首负责军事指挥，各寨款首负责带领本寨款众听从调遣，一寨有警，各寨立即奔赴支援。根据当地人的记忆，民国年间湘黔边境的剿匪行动中，由联款的上千款众把匪盗围剿。因此以“四十八寨”为基础的地方团练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地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关“四十八寨”，当地人还有“上下二十四寨”的划分之说。雍正时期，靖州、锦屏、天柱三县交界之地有“四十八寨”，为苗侗族聚居与杂居之地，其中靖州的二十四寨，又分为上锹九寨、中锹九寨、下锹六寨。上锹九寨是楠木山、唐龙、高营、高坡、烂泥冲（现名新街）、三江溪、银万溪、塘保寨、大溪寨；中锹九寨为地笋、地背、弄冲（现名凤冲）、地庙、水冲、菜地、黄柏、万才、岩嘴头；下锹六寨是柯寨（现名小河）、皂隶、孔洞、官田、排寨（现名排洞）、铜锣。贵州锦屏、天柱的二十四寨，其中锦屏六寨是豪寨（现名亮江）、云洞、茅坪、乌坡、合冲、令冲；天柱县十八寨是凸洞、地柳、地冲、雅地、鲍塘、中寨、偏坡（这七寨属坌处镇内），凯寨、新寨、楠头、棉花坪、杨梅寨、刘家寨、高坡寨、秀田、竹林、地坌寨、杨家寨（这十一个属于竹林乡内），随历史推进，现在的村寨数量远远超过了原有的“四十八寨”。
聚居在此的苗侗居民，长期生活在这片山水相连的地域内，大部分村寨的人们都能讲苗话、侗话、酸汤话，互通语言，互通婚姻，有类似的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四十八寨”的“款”
组织，历经沧桑依旧存在，如今“四十八寨”的久远文化更以民俗的形式保留和展现出来。人们更多地把“四十八寨”和歌场集会相联系，把这“四十八寨”的古老传说故事编成了歌曲传唱至今。
上二十四寨：坌处新坡三门塘，偏坡中寨出抱塘，
平茫乌游九湖塘，鸭地地冲过岑广，
和冲令冲去亮江，平丁银洞是宝地，
王寨下来烂龙滩，茅坪清浪圭雄溪，
宰贡翻坡进马鞍。
下二十四寨：喇赖菜溪大冲寨，孔埠地柳向公塘，
干溪冲出铜锣段，干（鸡）田过河进麻阳，
地坌翁冲杨家寨，秀田高坡竹林乡，
大木新冲（新田）牛田口，新寨湳头过王滩，
龙家冲去两头坳。
在人们口传的“四十八寨”中包括了坌处、清浪、三门塘“外三江”村寨，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三门溪一线的中寨、抱塘等村寨。在咸同兵燹期间，处于事件中心的坌处留下的相关资料则显现出地方对国家认同及正统性建立的需要。当时的保安团防军营驻扎在坌处对岸的“营盘坡”上，该坡前有黄哨山，上扼江关，下锁河谷，后有天华山，利于屯军。民国时期的地方文人龙昭灵有诗云：“古戍清江上，荒山落日中。营犹淡细柳，树只剩枯枫。塞草连天白，霜林浸晚红。东陵瓜正熟，那复记千戎。”为了纪念在御匪中牺牲的六百十一人，坌处修建了忠义祠，缅怀先烈。光绪三十年，由曾伯隅
撰文的《忠义祠记》中写道：
君子之于天下，甚惜乎其名也。何则？天下惟名之所系，足以鼓不死之人心，而成习俗。是故善为政者，治之以名而已矣！余以去年馆于天柱坌处潮源庵，见其隅有室，甚褊陋，前碍墙，不能咫尺，亦芜秽，不可以入。而观其题额曰：“嗟乎！是乃昭忠祠乎？”盖同治时有苗之乱天柱，由义里诸士君子，训练其里之人而御之于大风，战守历五载，兼援牛场，及于茅坪，蹀血以死，凡数百人。而总练事王司马恩培者，合门潜焉，死尤烈。方伯兆公，为请于楚抚，奏于朝，许其祠记者也。余独异当时之当祠也，何其恭而草略至此。岂时方出水灾，乡方饥困而力不足以宏盛典欤？抑朱子所谓世所崇饰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释氏之宫，则妖妄淫昏之鬼而已。然设不乏余烈，今祠乃尔猥狭，是使人过而蔑之，将以为忠义之贱于释老妖妄淫昏也，是有不如无也。何也？君子之所以竞争之者，是以人心所同然，特无以动之耳。故曰君子之德风，风者非它，以名动之也。今既曰昭忠祠矣，而复亵之，是上无以康死者，而下不足劝将来也。是祠之制，与其名悖而反失。
朝廷所以激励天下之用也。君子欲动天下，其何以动之，其将舍名而以利乎？利不可厌也，于是天下之祸烈矣。此君子所以潜焉出涕，而为当世惜也。维时，里人士曰：王明经文德、王重九会钰等，知其然也。乃相地鸠工，迁祠于沅水之上。凡年余，而是右为将事憩息之楼，左为神厨、笾豆、尊爵，诸皆大备。祀之辰，天翳忽阳，口熏蒿，衣裳冠式临，不言而肃，庶几神具载享。而世之人，皆因以知忠义之重，益亲敬其君父也。则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矣。喜其迁而之乎善也，乃思为之传焉。
光绪三十年秋八月丁朔澄滨野人记
到了光绪后期，坌处一带的区域社会趋于安定，官府得到了地方团练的协助，因而使得以坌处为首的天柱一带村寨获得了“当江”权利，进而最终形成了“内外三江”的“当江”制度，有关制度如何运作，民国5年的《内外三江木材条规碑》
中做了详细说明。民国4年，天柱中学成立，“抽税办学”被列入了江规，办学经费部分由坌处木坞木行抽税。
三门塘作为坌处下游沿江村寨，在“当江”“争江”事件中，最终获得了“外三江”的木行经营权，在获得官方制度认可的情况下，三门塘被置于一个基于木材经济而形成的区域网络中，具体情形又如何。从三门塘现存的碑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修路架桥、造船济渡、修庵建庙的村落活动中，邻边的许多村寨已参与到三门塘的村内事务中。木材贸易加深了区域经济协作网络的紧密度，而同时传统“四十八寨”的村际网络的文化意义被重新发掘和利用，这张区域性网络得到进一步的建构和强化。离开清水江这一主干道，对以三门塘为中心的一个小范围内的支系网络的论述，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