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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报告兼2017年省域综合指数排行
摘要： 从2000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可以看出，西部民生指数提升最高，中部次之，东部再次，东北稍低，表明区域均衡发展国家方略已见成效；西藏、陕西、云南、贵州、宁夏占据前5位。2017年无差距理想值横向检测发现，东部民生指数最高，东北次之，中部再次，西部稍低，表明差距在于各方面协调性、均衡性还不够理想；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占据前5位。另有基数值纵向检测显示，2005年以来西藏、陕西、云南、广西、贵州占据前5位；2010年以来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甘肃占据前5位；2016年以来内蒙古、甘肃、青海、天津、西藏占据前5位。假定全国及各地保持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率不再降低，实现各类民生数据历年最小城乡比直至弥合城乡比，人民生活发展指数将更加明显提升。
关键词： 全面小康 衡量标准 民生指数 测评排行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与早已推出的“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于2006年同时开始研制，鉴于“民生”内涵庞杂，需寻求适宜界定而审慎推进，其演算数据库作为“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的背景数据支持一直在使用当中。2014年综合“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的方法论思路和技术性设计，并将“民生”范围集中于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下“人民生活”部分，“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历时八年终于独立成型。现已进一步校验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率、物质消费和非物消费比重（包括其中八个分类消费项）、居民积蓄率之间纷繁交错关系之下假定增长测算的复杂算法，使各个部分单独演算、综合演算均更加细密精准。
本项分析检测主要面向人文学科研究界、读书界及相关实际工作领域，需要保持人文研究的思维方法及其表述方式，力求使用“自然语言”表达，尽量避免符号和公式。鉴于基础教育已经普及，初等数学演算成为“公共知识”，视同进入“自然语言”。实际上，数理演算不过是一种通用分析工具，并无特定学科属性和方法专利，唯一“法则”就是符合数学公理定律，理学、工学可以使用，经济学、社会学可以使用，人文学科亦可以使用。这当中并无什么神秘可言，关键是在相应统计数据历年变化的动态链之间，建立并展开各种相关性分析，发现和揭示其间相关关系。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数据来源、具体出处及相关演算见表1。
表1对于数据来源、具体出处及相关演算的说明已经十分详细，无须再言。不过，有必要提及使用和理解统计数据的一点“必备”知识：统计年鉴历年发布的上一年某些重要数据均为“初步核算值”，需待下一年再校订为“最终核算值”。全国及各地产值总量、人均值数据正是如此，历年全国产值数据依照《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校订。
以下配合文中列表数据解读、指标解释，运用本项检测后台数据库的强大功能，通过相应演算揭示数据及数据关系潜藏的人民生活发展动向。
数千年“国野之分”城乡鸿沟和“割据分治”地区鸿沟系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存在“非均衡性”历史遗痕的主要根源，亦为全国当今经济、社会、民生发展“非均衡性”的主要成因，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正是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方面。本系列研究首创城乡比指标倒数权衡测算，独创地区差指标演算方法及其倒数权衡测算，自“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首先用于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均等化差距检测，在“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中用于作为公共服务基础条件的公共投入均等化差距检测，至“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全面展开经济、财政、民生诸多方面“非均衡性”检验。技术报告阐释就从城乡比、地区差开始。
所谓“城乡比”是较早出现的城乡间差异衡量演算，取城镇人均值与乡村人均值的倍差值（乡村人均值=1）。本系列研究以此倍差值的倒数（1/N，N=城乡比，若城乡无差距N=1，则1/N亦等于1，逆指标转为中性）作为无差距理想值权衡系数，检测城乡比存否及其历年大小增减变化。
所谓“地区差”是本系列研究类比于“城乡比”精心设计的地区间差异衡量演算，但演算方法复杂得多：以全国人均值为基准值1衡量，各省域（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内的省级行政区划）无论是高于全国人均值，还是低于全国人均值，相通演算即取当地与全国人均值商值的绝对偏差值（不论正负）加基准值1作为省域地区差指数，全国及四大区域取相关范围省域绝对偏差值的平均值加基准值1作为相应地区差指数。同样以其倒数（1/N，N=地区差，若地区无差距N=1，则1/N亦等于1，逆指标转为中性）作为无差距理想值权衡系数，检测地区差存否及其历年大小增减变化。
表1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数据来源、具体出处及相关演算
相关系数检测可谓相关性分析最简便的通用方式，同时检验两组数据链历年增减变化趋势是否一致、变化程度是否相近、变化动向是否稳定。相关系数1为绝对相关，完全同步；0为无相关性，完全不同步；-1为绝对负相关，完全逆向同步。设数据项A历年增幅变化为N，若数据项B历年增幅（降幅绝对值）愈接近N（高低不论），即保持趋近性（正负不论），或历年增幅（降幅绝对值）存在固有差距（高低不论）但上下波动变化愈小，即保持平行（逆向）同步性，则二者相关系数（负值）愈高；反之相关系数（负值）愈低。
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民生改善密切相关，而居民收入直接决定着民生消费需求，检测产值、居民收入人均值地区差历年变化与各类民生数据人均值地区差历年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准确反映出这一点。
2000～2017年，全国产值地区差从1.4929缩小至1.3491。居民收入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9569，即在95.69%程度上同步变化；居民总消费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9680，即在96.80%程度上同步变化；物质消费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7506，即在75.06%程度上同步变化；非物消费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8519，即在85.19%程度上同步变化；居民积蓄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9032，即在90.32%程度上同步变化。
与之相应，全国居民收入地区差从1.3606缩小至1.2720。居民总消费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9851，即在98.51%程度上同步变化；物质消费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6384，即在63.84%程度上同步变化；非物消费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9474，即在94.74%程度上同步变化；积蓄历年地区差变动与之相关系数为0.9680，即在96.80%程度上同步变化。
这一系列的数据分析表明，全国经济发展与民生增进已经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在争取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情况不容乐观。
产值数据不分城乡，城乡比检测集中于民生数据当中。2000～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同类数据历年增长相关系数检验，在收入之间为0.4798，即城乡同步增长程度47.98%，呈很弱正相关，收入城乡比从2.7869缩小至2.7096；在总消费之间为0.4396，即城乡同步增长程度43.96%，呈很弱正相关，总消费城乡比从2.9926缩小至2.2315；在物质消费之间为0.8631，即城乡同步增长程度86.31%，呈较强正相关，物质消费城乡比从2.7183缩小至2.2593；在非物消费之间为-0.4048，即城乡逆向增长程度40.48%，呈稍强负相关，非物消费城乡比从3.8093缩小至2.1820；在积蓄之间为0.6570，即城乡同步增长程度65.70%，呈较弱正相关，积蓄城乡比从2.1978扩大至4.8231。
这些数据分析表明，全国城镇与乡村之间人民生活发展诸方面的同步性大都较弱以至极弱。在居民财富收益增长方面，城乡差距缩减不大甚或继续扩大；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方面，城乡差距在较大程度甚至很大程度上缩小。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指标系统见表2。
表2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指标系统
无论是经济发展与民生增进之间的协调性检测，还是城乡、区域之间民生发展的均衡性检测，关键在于相应数据的年均增长率比较，及其历年增长指数的相关系数测量，正是其间的增长差异带来了各类相关比值（包括城乡比、地区差）的变化。需要注意一点常识：由于人口历年增长，经济、社会、民生发展总量数据演算增长率，略高于人均值演算增长率。本系列检测除专门说明以外，主要取人均值进行演算，以求尽可能精准。
2000～2017年，在全国经济、财政背景总量数据之间，财政收入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6.22%，高于产值年增3.0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次之，年均增长16.17%，高于产值年增2.96个百分点；产值增长再次，年均增长13.21%。
同期，在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消费、非物消费、积蓄总量数据之间，居民积蓄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4.85%，高于产值年增1.64个百分点；非物消费增长次之，年均增长13.56%，高于产值年增0.3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再次，年均增长12.99%，低于产值年增0.22个百分点；居民总消费增长第四，年均增长12.34%，低于产值年增0.87个百分点；物质消费增长最慢，年均增长11.76%，低于产值年增1.45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17年间，产值历年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相关系数为0.8276，即居民收入在82.76%程度上随之增长；与居民总消费之间相关系数为0.5930，即居民总消费在59.30%程度上随之增长。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产值增长，居民总消费增长更滞后于产值增长。
继续考察，产值历年增长与居民物质消费之间相关系数为0.4984，即物质消费在49.84%程度上随之增长；与居民非物消费之间相关系数为0.0747，即非物消费在7.47%程度上随之增长；与居民积蓄之间相关系数为0.6955，即居民积蓄在69.55%程度上随之增长。由此可见，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体现于非物消费需求提升，产值增长并不会直接带动这一变化。而居民积蓄却超越总消费步伐，更贴近地跟随产值增长，产值增长带来居民收入增多，其中更多的部分变成了积蓄，并未用于扩大消费尤其是增加非物消费。
同时，财政收入历年增长与居民收入之间相关系数为0.6891，即居民收入在68.91%程度上随之增长；与居民积蓄之间相关系数为0.5771，即居民积蓄在57.71%程度上随之增长。财政支出与居民总消费之间相关系数为0.3614，即居民总消费在36.14%程度上随之增长；与居民物质消费之间相关系数为0.1961，即物质消费在19.61%程度上随之增长；与居民非物消费之间相关系数为0.3605，即非物消费在36.05%程度上随之增长。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居民积蓄增长也滞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居民总消费增长则滞后于财政支出增长，其间物质消费增长更滞后于财政支出增长，非物消费增长亦滞后于财政支出增长。居民收入和积蓄同属民众财富收益，当与财政收入对应；居民总消费、物质消费和非物消费同属民生需求开支，自与财政支出对应。这样的对应分析出于本项研究的独特设计。
不难看到，与全国经济、财政背景相比，民生领域各项数据的增长变化并非一片乐观。这样一种分析检测模式运用于各个省域，各地之间不同经济、财政背景下民生发展的高下长短必定能够十分清晰地检验出来。
深入展开民生领域数据分析。居民物质消费方面分类检测：2000年以来居住消费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6.51%，高于居民收入年增3.52个百分点，高于总消费年增4.17个百分点；用品消费增长次之，年均增长11.30%，低于居民收入年增1.69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年增1.04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增长再次，年均增长10.95%，低于居民收入年增2.04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年增1.39个百分点；食品消费增长最慢，年均增长9.83%，低于居民收入年增3.16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年增2.51个百分点。
食品消费增长持续低于总消费增长，意味着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降低。衣着消费恐怕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不再以御寒保暖为主要功能，而转向追求新颖时尚、个性品位等。另外，居住消费、用品消费应当包含自有住房、私家汽车这样的当今“家庭大件”。人民生活早已从解决温饱向物质消费全面丰富、提升质量转变。
居民非物消费方面分类检测：2000年以来交通消费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6.81%，高于居民收入年增3.82个百分点，高于总消费年增4.47个百分点；医疗消费增长次之，年均增长14.20%，高于居民收入年增1.21个百分点，高于总消费年增1.86个百分点；文教消费增长再次，年均增长11.98%，低于居民收入年增1.01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年增0.36个百分点；其他消费增长最慢，年均增长8.56%，低于居民收入年增4.43个百分点，低于总消费年增3.78个百分点。
交通消费激增可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依据：每年上亿人次出境旅游、数十亿人次国内旅游；电话通信已成为国民必需消费，手机及移动网络更是海量人群之“必备”。医疗消费增长迅速也不难理解，健康实在是人们的“共同价值观”。唯独文教消费增长不力让人困惑，或许国人从满足温饱需求，到物质消费全面提升，再到注重社会生活交往需求，最后到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尚有“更上一层楼”的余地。目前国民消费需求的“热点”转移至“社会生活交往”层面，这一点也许已能够确定。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指标权重及其演算方式见表3。
在这里，需要对表3里“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参用和自设的若干相关性比值指标做出解释。同时，需调用后台数据库演算功能，实际检测这些特定比值的历年变化动态，证实其设计依据和实际功用。为保证各类数据演算尽可能精确，有利于检测其间相关性比值升降等微小变动，以下取人均值展开测算。
表3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指标权重及其演算方式
表3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指标权重及其演算方式-续表
1.参用相关性比值
（1）居民收入比：国民总收入中城乡居民劳动所得部分的相对比值，这是“人民生活”统计的基础性数据。国民总收入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外净要素收入之和，鉴于国外净要素收入占比极低，近些年甚至出现负值，故以产值作为国民总收入极度近似值进行演算。单纯从民生角度来看，当然是居民收入比越高越好。
2000年，全国居民收入比为46.37%；到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比下降至44.82%。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产值增长。这就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强调“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并将此列为“约束性指标”的真实背景。
（2）居民积蓄率：由“居民储蓄率”延伸而来，指城乡居民收入中用于满足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部分所占收入的相对比值，不限于银行“储蓄”。本项研究一直取“积蓄”范畴，一是因为“积蓄”必定大于“储蓄”且包含“储蓄”，而且直接取居民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很方便；二是“积蓄”取值纯属于“居民部门”，不必如同“储蓄”尚需区分其中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部分；三是积蓄与总消费切分居民收入形成反向对应，与若干分类消费项的负相关性值得关注。
2000年，全国居民积蓄率为22.57%；到2017年，全国居民积蓄率上升至29.80%。有必要澄清，居民积蓄率并非越高越好。相对于居民收入，积蓄率高意味着富足余钱增多，可以体现富裕程度；然而相对于居民消费，积蓄率高意味着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当今中国社会的高储蓄率正好能够由反面印证，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国内居民消费不足的困扰。
（3）物质消费综合比重：城乡居民物质消费大类合计数值占总消费的相对比值，这一项分析由恩格尔系数放大而来。原始的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以食品消费为必需消费，仅仅适用于解决温饱的“基本小康”检测，本项研究放大至全部物质消费检测。
2000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比重为70.59%；到2017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比重下降至64.64%。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城乡居民物质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持续降低，这就为社会生活交往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留出更大的余地。
（4）非物消费综合比重：城乡居民非物消费大类合计数值占总消费的相对比值，这一项分析由恩格尔系数扩展而来。沿用恩格尔定律检测“全面小康”远远不够，譬如移动电话通信消费已成为国民极普遍的必需消费，本项研究扩展至全部非物消费检测。
2000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比重为29.41%；到2017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比重上升至35.36%。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城乡居民非物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持续提升，这就是中国人民生活切实进入“全面小康”阶段的深刻而具体的体现。
至于居民消费方面更多的相关性比值阐释及分析，留待后面结合相关指标列表再予处理。
2.自设相关性比值
在一般看来似乎并无关系的数据链之间，本项研究自设诸多相关性分析，演算得到的比值指标定名统一用“度”，以示区别。
（1）收入对比度：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的相关性比值，取居民收入比与财政收入比之间相对比值。在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之间建立相关性，分析检测二者的相对比值变化，可以更加透彻地揭示出，居民收入增长不仅与产值增长相比长期滞后，与财政收入增长相比更显滞后。此项比值可以纵向比较历年变化，横向对比各地差异，这就是检测的意义。
这是一种双向对应检测的相对比值，互为对方倒数演算。基于居民收入演算，2000年，全国（居民）收入对比度为3.4716，即全国居民收入比为财政收入比的347.16%，通俗说就是居民收入占社会总财富分配份额为财政收入份额的3.47倍；到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对比度下降至2.1477，即全国居民收入比为财政收入比的214.77%。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更加明显地滞后于财政收入增长。
反向检测基于财政收入演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对比度为0.2881，即全国财政收入比为居民收入比的28.81%；到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对比度上升至0.4656，即全国财政收入比为居民收入比的46.56%。
（2）民生富裕度：城乡居民积蓄与产值的相关性比值，即社会总财富中分配到“居民部门”而又未用于“必需开支”的剩余部分所占比例，用以体现人民生活相对于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富裕程度。
2000年，全国民生富裕度为10.47%；到2017年，全国民生富裕度上升至13.35%。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中国人民生活确实正在走向富足，城乡居民不为“生活必需开支所迫”而可以自由支配的余钱增长显著。但是，下一项相关性比值又揭示出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
（3）富足对比度：城乡居民积蓄与各级财政收入的相关性比值，取民生富裕度与财政收入比之间相对比值，即“民富”之余钱与“国富”之官帑的相对比例关系，用以体现人民生活富足程度与各级财政丰盈程度的对比。
2000年，全国民生富足对比度为0.7836，即全国居民积蓄达到财政收入的78.36%；到2017年，全国民生富足对比度下降至0.6399，即全国居民积蓄降为财政收入的63.99%。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各级财政所体现的“国富”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民富”增长速度。
（4）积蓄对消费抑制度：城乡居民积蓄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比值，以此检验居民积蓄增长对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大小。居民积蓄率与居民消费比构成对居民收入的整体分割，二者形成反向对应、相互牵制的关系，居民积蓄高增长必然抑制居民消费正常增长。
2000年，全国居民积蓄对消费抑制度为29.15%；到2017年，全国居民积蓄对消费抑制度上升至42.44%。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全国居民积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如果二者相互制衡、同步增长才是“合理”的，那么此处检测出来的变异差距正揭示了积蓄过高增长对于消费增长的直接抑制作用。
本项研究独出心裁的这些构思设计运用于各省域分析检测，各地不同经济、财政背景下人民生活在社会财富的收益分配、积蓄富余方面孰高孰低、孰快孰慢的绝对比较和相对比较都能够做到通约测算。
总消费子系统同时亦为自成一体的“中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其指标系统及其权重、演算方式见表4。
表4 “中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指标系统及其权重、演算方式
到这里，还需要对表4里“中国民生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若干参用和自设的相关性比值指标做出解释。同时，亦调用后台数据库演算功能，实际检测这些特定比值的历年变化动态，证实其设计依据和实际功用。
1.参用相关性比值
（1）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消费与产值的相对比值，这无疑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数据。无论是从拉动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还是从提升消费需求来看，居民消费率势必都是越高越好。然而，居民消费率的历年变化态势甚至不如居民收入比的历年变化态势。
2000年，全国居民消费率为35.91%；到2017年，全国居民消费率下降至31.46%。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居民消费增长滞后于产值增长，而且滞后程度甚于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程度。这就是国家多年以来十分注重“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的真实背景，这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对策，而且应当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长期国策。
（2）居民消费比：城乡居民消费占居民收入的相对比值。面向“全面小康”衡量民生发展，全部物质消费放大为“必需消费”，全部非物消费扩展为“应有消费”，居民消费需求升降体现人民生活质量水平，额外剩余部分大小又体现人民生活富余程度。
2000年，全国居民消费比为77.43%；到2017年，全国居民消费比下降至70.20%。继居民消费率降低之后，居民消费比亦呈降低之势，表明居民消费增长滞后于居民收入增长。本来居民收入增长已滞后于产值增长，居民消费增长又滞后于居民收入增长，这意味着居民消费率的降低态势甚于居民收入比的降低态势，居民消费增长不力的问题比居民收入增长不力的问题更加严峻。
（3）分类项消费比重：物质消费、非物消费两个大类一共有八个分类项，各自分别占居民总消费的不同相对比值。实际上，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些端倪。
2000～2017年，全国居民食品消费从42.94%下降至29.26%，比重位次保持第1位不变；居住消费从12.07%上升至22.45%，比重位次保持第2位不变；交通消费从7.02%上升至13.63%，比重位次由第6位升至第3位；文教消费从12.04%下降至11.41%，比重位次由第3位降至第4位；医疗消费从5.94%上升至7.86%，比重位次由第7位升至第5位；衣着消费从8.40%下降至6.80%，比重位次由第4位降至第6位；用品消费从7.18%下降至6.13%，比重位次由第5位降至第7位；其他消费从4.41%下降至2.46%，比重位次保持第8位不变。
2.自设相关性比值
（1）支出对比度：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的相关性比值，取居民消费率与财政用度比相对比值。同样在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之间建立相关性，分析检测二者的相对比值，可以更加透彻地揭示出，居民消费增长不仅与产值增长相比明显滞后，而且与财政用度增长相比更显滞后。
这是一种双向对应检测的相对比值，互为对方倒数演算。基于居民消费演算，2000年，全国（居民）支出对比度为2.2664，即全国居民消费率为财政用度比的2.27倍，通俗说就是居民消费支出占社会总财富消耗份额为财政用度份额的2.27倍；到2017年，全国（居民）支出对比度下降至1.2814，即全国居民消费为财政用度的1.28倍。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17年来，居民消费增长更加明显地滞后于财政支出增长。
反向检测基于财政用度演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对比度为0.4412，即全国财政用度比为居民消费率的44.12%；到2017年，全国（财政）支出对比度上升至0.7804，即全国财政用度比为居民消费率的78.04%。
（2）居民收入反检消费比、反检积蓄率，居民消费反检积蓄对消费抑制度：为使“人民生活发展指数”五个子系统相对自足完成相关性分析，各自得出专项测算指数，本项检测体系设置了特定相关性比值的反向检测。这些反检比值皆为相应比值的反方向演算，亦可简化成相应比值倒数演算百分值，不必再予过多解释。
（3）分类项消费相关比值：居民消费各级分类项，包括表3里物质消费、非物消费大类合计，表4里物质消费、非物消费分类各四个单项消费，相关性比值由总消费相关性比值类推，无须逐一阐释。对照总消费比值唯一不同之点在于，另设一类占总消费比重值，文中解说均已具体涉及。
本项研究同样独出心裁的这些构思设计运用于各省域分析检测，各地不同经济、财政背景下人民生活在消费需求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层次提升方面孰上孰下、孰高孰低的绝对比较和相对比较也都能够做到通约测算。
设计相关性比值检测存在“理论值”，譬如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率，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率必须至少维持不降；设计城乡比、地区差检测存在“理想值”，最终应实现城乡、区域之间消除体制性、结构性差异，而历年增长波动的随机性差异在所难免。可是，权重设置只能取经验值，成为量化分析评价的一道“难题”，最后综合演算的通约性、合理性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本系列研究十余年来历经“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和“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屡次设计与实施，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初步设置权重“测试值”并无困难。2014年年中演算数据库成型即使用2012年数据“测试”将近半年，2014年年底开始又使用2013年数据“测试”半年有余，以总消费、物质消费、非物消费合计演算与分类演算交叉检验相互印证，经无数次赋值微调才基本定型。
另外，“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增添了相关性数据之间逐一对应的历年增长率对比指标（其间差异极其微小），在各省域之间很好地起到“平衡器”作用，使各地综合指数差异尽可能减小。在充分体现各地民生发展成效的同时，以细微差异确定各地排行。这一点在“应然增长测算”（各地综合指数更为接近）和“理想增长测算”（各地综合指数极度接近）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样一种检测突破了以往人文研究的“非精密科学”方法局限，实现数理抽象量化分析的客观检测，做到演算的通约性和结果的可比性，可供重复运算检验。分析测算基于国家统计局正式出版公布的统计数据及专门设计的演算数据库，基本上具备了类似于理工科实验检测的科学性、客观性、模式化、规范化、标准化条件。
2017年数据为目前国家统计局出版发布的最新年度数据，综合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消费和非物消费、积蓄五大子系统各个类别演算指标（同时涉及产值和财政收入、支出等背景因素数据），即可得出全国及各地人民生活综合指数。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综合指数排行见表5，分区域以无差距横向检测结果位次排列。省域排列以“1、2、3……”为序，四大区域排列以［1］、［2］、［3］、［4］为序，后同。
表5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综合指数排行
表5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综合指数排行-续表1
表5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综合指数排行-续表2
1.各年度理想值横向检测指数
2017年无差距横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为84.24，即设各类人均值城乡、地区无差距为理想值100加以比较衡量，全国总体尚存差距15.76个点。22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状况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状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此项检测中，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占据前5位。上海此项指数96.25为最高值，高于全国总体指数12.01个点；西藏此项指数76.86为最低值，低于全国总体指数7.38个点。
2.2000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十五”以来17年纵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为194.02，即设2000年为基数值100加以对比衡量，至2017年提升94.02%。16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15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在此项检测中，西藏、陕西、云南、贵州、宁夏占据前5位。西藏此项指数223.47为最高值，即指数提升高达123.47%；广东此项指数161.25为最低值，即指数提升仅为61.25%。
3.2005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十一五”以来12年纵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为151.78，即设2005年为基数值100加以对比衡量，至2017年提升51.78%。18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13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在此项检测中，西藏、陕西、云南、广西、贵州占据前5位。西藏此项指数176.67为最高值，即指数提升高达76.67%；吉林此项指数135.45为最低值，即指数提升仅为35.45%。
4.2010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十二五”以来7年纵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为122.64，即设2010年为基数值100加以对比衡量，至2017年提升22.64%。20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11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在此项检测中，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甘肃占据前5位。贵州此项指数132.41为最高值，即指数提升高达32.41%；吉林此项指数114.68为最低值，即指数提升仅为14.68%。
5.逐年度基数值纵向检测指数
2017年基数值纵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为101.86，即设上年（2016年）为基数值100加以对比衡量，至2017年提升1.86%。23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8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民生发展提升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在此项检测中，内蒙古、甘肃、青海、天津、西藏占据前5位。内蒙古此项指数111.51为最高值，即指数提升11.51%；山西此项指数99.42为最低值，即指数降低0.58%。
现有增长关系格局存在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存在城乡、区域间民生发展不够均衡的问题，维持现有格局既有增长关系并非应然选择。实现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有些甚至具体化为约束性指标。假定全国及各地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各类民生数据城乡差距不再扩大以至消除，人民生活发展指数将更加明显提升，各地排行也将发生变化，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最后攻坚起到“倒计时”预测提示作用。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目标，具体指标即保持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率不再下降，后者分解亦即保持居民收入比基础上再保持居民消费比。同时，即便暂时难以消除民生发展各方面的城乡差距，也有必要控制城乡差距不至扩大。据此，取各地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比历年最佳值，并保持物质消费比重降低而非物消费比重提升趋势，再取历年各类最小城乡比，假定推演2020年居民收入、消费“应然增长”动向，亦即协调增长“应有目标”。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及最小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见表6，分区域以2017～2020年纵向检测假定目标差距位次排列。
表6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及最小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
表6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及最小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续表1
表6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及最小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续表2
1.预测2020年民生主要数据简况
假定实现居民收入比历年最高值及最小城乡比测算，2020年全国城乡综合演算居民收入人均值应为40148.52元。东部人均值56514.65元最高，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40.76%；中部人均值40132.12元次之，仅为全国人均值的99.96%；西部人均值39252.60元再次，仅为全国人均值的97.77%；东北人均值34906.96元较低，仅为全国人均值的86.94%。
14个省域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17个省域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其中，北京人均值79794.16元最高，高达全国人均值的198.75%；甘肃人均值23981.58元最低，低至全国人均值的59.73%。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差应为1.2907，即31个省域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为29.07%，与2017年相比略微扩大。东北地区差最小，为1.1259；中部地区差次之，为1.1327；西部地区差再次，为1.2160；东部地区差较大，为1.5245。四大区域内各省域居民收入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分别为12.59%、13.27%、21.60%和52.45%。
21个省域地区差小于全国地区差，10个省域地区差大于全国地区差。其中，四川地区差1.0266为最小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2.66%，仅为全国总体地区差的79.54%；北京地区差1.9875为最大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98.75%，高达全国总体地区差的153.99%。
全国居民收入城乡比应为2.6962，即全国城镇人均值为乡村人均值的269.62%，其间倍差为2.70，与2017年相比略微缩小。东北城乡比最小，为2.2997；中部城乡比次之，为2.4242；东部城乡比再次，为2.5236；西部城乡比较大，为2.7829。四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值分别为乡村人均值的229.97%、242.42%、252.36%和278.29%。
25个省域城乡比小于全国城乡比，6个省域城乡比大于全国城乡比。其中，天津城乡比1.7893为最小值，即城镇与乡村的人均值倍差为1.79，仅为全国总体城乡比的66.36%；甘肃城乡比3.4265为最大值，即城镇与乡村的人均值倍差为3.43，高达全国总体城乡比的127.09%。
同样假定实现居民消费比历年最高值及最小城乡比测算，2020年全国居民消费城乡综合演算人均值应为31085.90元。东部人均值42742.05元最高，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37.50%；西部人均值32627.92元次之，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04.96%；中部人均值31149.39元再次，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00.20%；东北人均值27474.47元较低，仅为全国人均值的88.38%。
17个省域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14个省域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其中，北京人均值64408.94元最高，高达全国人均值的207.20%；甘肃人均值20340.10元最低，低至全国人均值的65.43%。
全国城乡居民消费地区差应为1.2979，即31个省域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为29.79%，与2017年相比明显扩大。东北地区差最小，为1.1159；中部地区差次之，为1.1821；西部地区差再次，为1.2116；东部地区差较大，为1.5254。四大区域内各省域居民消费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分别为11.59%、18.21%、21.16%和52.54%。
21个省域地区差小于全国地区差，10个省域地区差大于全国地区差。其中，吉林地区差1.0123为最小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1.23%，仅为全国总体地区差的78.00%；北京地区差2.0720为最大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107.20%，高达全国总体地区差的159.65%。
全国居民消费城乡比应为2.1189，即全国城镇人均值为乡村人均值的211.89%，其间倍差为2.12，与2017年相比较明显缩小。中部城乡比最小，为1.8628；西部城乡比次之，为2.0240；东北城乡比再次，为2.0319；东部城乡比较大，为2.0643。四大区域城镇居民消费人均值分别为乡村人均值的186.28%、202.40%、203.19%和206.43%。
23个省域城乡比小于全国城乡比，8个省域城乡比大于全国城乡比。其中，湖北城乡比1.6775为最小值，即城镇与乡村的人均值倍差为1.68，仅为全国总体城乡比的79.17%；西藏城乡比2.9075为最大值，即城镇与乡村的人均值倍差为2.91，高达全国总体城乡比的137.22%。
2.预测2020年民生发展指数排行
综合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消费（相应保持占总消费比重历年最低值及最小城乡比）和非物消费（相应保持占总消费比重历年最高值及最小城乡比）、积蓄（相应保持积蓄率历年最低值及最小城乡比）五大子系统各个类别演算指标，即可得出全国及各地人民生活综合指数。
2017～2020年纵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应为112.05，即设2017年为基数值100加以对比衡量，至2020年达到假定目标需提升12.05%。东北为110.19，指数差距较小；东部为115.19，指数差距次之；中部为119.12，指数差距再次；西部为122.91，指数差距最大。
6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差距小于全国；25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差距大于全国。其中，新疆此项指数106.22为最低值，即达到假定增长测算目标的差距最小；青海此项指数461.73为最高值，即达到假定增长测算目标的差距最大。
在此假定“应然目标”下，纵向检测指数即为差距测量结果，指数越低意味着差距越小，越容易实现。
2020年度横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应为85.16，即设各类人均值城乡、地区无差距为理想值100加以比较衡量，全国总体尚存差距14.84个点。中部为92.44，指数差距最小；东部为92.33，指数差距次之；西部为88.98，指数差距再次；东北为87.32，指数差距较大。
28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下民生发展提质增速程度将高于全国；3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下民生发展提质增速程度仍低于全国。其中，贵州此项指数104.03为最高值，即达到假定目标情况下高于全国总体指数18.87个点；甘肃此项指数78.09为最低值，即达到假定目标情况下低于全国总体指数7.07个点。
在此项假定测算中，四大区域横向检测指数较为接近，地区性差异排序部分失去意义。由于预设全国所有省域同步达到“应然目标”，各地纵向检测差距愈大，倘若同时得以实现则横向检测排行有可能愈前，反之亦然。
全国及绝大部分省域（不排除极少数省域例外）这两项“应有目标”叠加测算结果，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人均值大幅提升，城乡比明显缩小，地区差随之缩小。特别应当看到，各地民生综合指数不仅普遍提升，而且相互接近，在四大区域之间尤为接近。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系全国各地人民生活发展“非均衡性”的主要成因，假定全国及各地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历年最佳值并同步弥合各类城乡比，以城镇人均值作为城乡持平人均值进行测算，可以检测最终消除城乡差距的实际距离。据此假定推演2020年居民收入、消费“理想增长”动向，亦即均衡发展“理想目标”。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并弥合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见表7，分区域以2017～2020年纵向检测假定目标差距位次排列。
表7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并弥合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
表7 实现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最佳值并弥合城乡差距假定目标增长测算-续表
1.预测2020年民生主要数据简况
假定实现居民收入比历年最高值并弥合城乡比测算，2020年全国城乡持平居民收入人均值应为52915.69元。东部人均值69213.85元最高，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30.80%；西部人均值55016.66元次之，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03.97%；中部人均值53270.99元再次，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00.67%；东北人均值44033.53元较低，仅为全国人均值的83.21%。
16个省域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15个省域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其中，北京人均值最高，为85839.96元，高达全国人均值的162.22%；黑龙江人均值最低，为36105.72元，低至全国人均值的68.23%。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差应为1.2218，即31个省域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为22.18%，与2017年相比明显缩小。中部地区差最小，为1.1240；东北地区差次之，为1.1701；西部地区差再次，为1.1702；东部地区差较大，为1.3578。四大区域内各省域居民收入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分别为12.40%、17.01%、17.02%和35.78%。
19个省域地区差小于全国地区差，12个省域地区差大于全国地区差。其中，四川地区差1.0068为最小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0.68%，仅为全国总体地区差的82.40%；北京地区差1.6222为最大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62.22%，高达全国总体地区差的132.78%。
同样假定实现居民消费比历年最高值并弥合城乡比测算，2020年全国居民消费城乡持平人均值应为38980.08元。东部人均值50683.22元最高，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30.02%；西部人均值42169.80元次之，达到全国人均值的108.18%；中部人均值38668.30元再次，仅为全国人均值的99.20%；东北人均值33762.65元较低，仅为全国人均值的86.62%。
18个省域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13个省域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其中，北京人均值68717.95元最高，高达全国人均值的176.29%；黑龙江人均值26639.52元最低，低至全国人均值的68.34%。
全国城乡居民消费地区差应为1.2480，即31个省域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为24.80%，与2017年相比略微缩小。东北地区差最小，为1.1337；中部地区差次之，为1.1704；西部地区差再次，为1.1962；东部地区差较大，为1.3910。四大区域内各省域居民收入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平均值分别为13.37%、17.04%、19.62%和39.10%。
17个省域地区差小于全国地区差，14个省域地区差大于全国地区差。其中，吉林地区差1.0040为最小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0.40%，仅为全国总体地区差的80.45%；北京地区差1.7629为最大值，即与全国人均值的绝对偏差为76.29%，高达全国总体地区差的141.26%。
2.预测2020年民生发展指数排行
综合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消费和非物消费、积蓄（后三者同样实现历年最佳相关比值并同步弥合城乡比）五大子系统各个类别演算指标，即可得出全国及各地人民生活综合指数。
2017～2020年纵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应为152.82，即设2017年为基数值100加以对比衡量，至2020年达到假定目标需提升52.82%。东北为138.60，指数差距较小；东部为148.57，指数差距次之；中部为153.43，指数差距再次；西部为179.23，指数差距最大。
15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差距小于全国；16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差距大于全国。其中，天津此项指数132.71为最低值，即达到假定增长测算目标的差距最小；青海此项指数1415.79为最高值，即达到假定增长测算目标的差距最大。
在此假定“理想目标”下，纵向检测指数即为差距测量结果，指数越低意味着差距越小，越容易实现。
2020年度横向检测人民生活综合指数，全国应为96.64，即设各类人均值城乡、地区无差距为理想值100加以比较衡量，全国总体仅存差距3.36个点。西部为102.93，指数差距最小；中部为102.18，指数差距次之；东部为100.86，指数差距再次；东北为95.02，指数差距稍大。
26个省域此项指数高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下民生发展提质增速程度将高于全国；5个省域此项指数低于全国指数，即假定目标下民生发展提质增速程度仍低于全国。其中，贵州此项指数121.46为最高值，即达到假定目标情况下高于全国总体指数24.82个点；黑龙江此项指数91.94为最低值，即达到假定目标情况下低于全国总体指数4.70个点。
在此项假定测算中，四大区域横向检测指数较为接近，地区性差异排序部分失去意义。由于预设全国所有省域同步达到“理想目标”，各地纵向检测差距愈大，倘若同时得以实现则横向检测排行有可能愈前，反之亦然。
此项测算假定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人民生活”各类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全面消除，这一“理想目标”检测结果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总量、人均值大幅提升，地区差显著缩小，各地民生综合指数普遍极为接近，在四大区域之间更为明显。由此可知，正是既有城乡差距加大地区差距。弥合社会体制和现实生活中的城乡鸿沟，或许是消除中国社会结构“非均衡性”最后也最难的攻坚战，期待能够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前实现。
最终到了这一步，中国大地上或有可能出现在欧洲常见的情形：驰名公司总部、著名大学本部纷纷设立于优美小镇，而不会拥挤在丧失各种“集中度”（目前包括雾霾）的特大城市，中国“大城市病”不治而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结构趋近“均衡化”，各地不同的“市民待遇”（原先甚至不涉及当地乡村居民）融为基本的“国民待遇”，其余当下难题譬如“均等化”“一体化”迎刃而解。不言而喻，这已经不仅仅是民生话题，而且也是宪治法理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正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