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至顺治初年，俄罗斯所属之罗刹，始吞并尼布楚地，又东窃据雅克萨，筑城以居。索伦、达呼尔诸部皆被其侵扰，由是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 从顺治六年（1649）至康熙六年（1667），达斡尔族迫于沙俄武装势力向东扩张的压力，离开黑龙江流域的家乡，陆续迁居到嫩江流域。沿着嫩江两岸依照原来以氏族为单位划分区域的习惯，建村立屯，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便于管理，清政府将这部分南迁的达斡尔人编为都博浅、莫日登、讷莫尔三个扎兰（扎兰也写作甲喇，是清代八旗的第二级组织，五甲喇编为一旗），归理藩院管辖。从雍正九年（1731）起，把这一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正式编入八旗组织，因为此地居民多以渔猎为生之故，故称为布特哈八旗。“布特哈”一词是由满语而来，为“狩猎”之义，汉语译为打牲部。在嫩江西岸宜卧奇后屯建立总管衙门，作为管辖此地各民族事务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当时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区之一，所辖范围大致为嫩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嫩江为界划分成东布特哈和西布特哈，民国十一年（1922）裁撤东、西两路布特哈衙署改为县制，但在习惯上对这一地区仍称为布特哈地区，布特哈地区也就成为日后散居全国各地达斡尔人共同的故乡。

八旗组织是集军事和行政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旗民具有军户的性质，男子成年之后都要披甲服兵役，应征参战，为朝廷效力。被编入八旗组织的达斡尔族官兵应朝廷调遣，频繁征战、迁徙戍边、驻守边防城镇。被征调戍边驻守的官兵有携带家眷扎根于所迁地区者，也有部分返回家乡者，经过清代几百年，达斡尔族出现一个零散杂居的局面，并且这种分布格局相沿至今。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出以下几种社会群体：（一）布特哈群体；（二）齐齐哈尔群体；（三）海拉尔群体；（四）新疆群体；（五）瑷珲群体。从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来看，散居各地的达斡尔族在文化上表现为共性大于差异，但各社会群体已经具备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质。正如麦吉斯所说：“人类是一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与环境维持适应的关系才能生存。虽然人类是以文化为媒介而达到这种适应的，但其过程仍然跟生物性适应一样受自然的支配。” 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会迫使人们相应调整自己的文化体系。以语言为例，达斡尔语可以划分出布特哈方言、齐齐哈尔方言、海拉尔方言、新疆方言四种方言。其中瑷珲地区的达斡尔族因为与汉族、满族杂处日久，主要采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民族语言使用频率极低，因此没有被划为一种方言。“方言确是属于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社会群体的，这个群体的内部的一致性足够保证有方言规范所需的共同感情和共同目的。”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积累形成的，在文化的变迁过程中，语言是最稳定、变化最慢的一个民族特征。各地方言的形成，足可证明达斡尔族由黑龙江流域南迁之后散居各地，已经形成了有一定差异的几个社会群体。

一 布特哈群体

这是包括清代布特哈衙门管辖下的，在嫩江主支流域一带居住的群体，范围包括现在黑龙江省的讷河、富裕、德都等县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旗、阿荣旗、鄂伦春旗和扎兰屯市等地。这里背依大兴安岭南麓支脉，为丘陵地带，南面是肥沃的嫩江平原，江河两岸的河谷平原，适于耕种，又是丰美的天然牧场。长期以来，达斡尔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多样的地理形态，从事农、猎、渔、牧、林等多种生产活动。靠近山林则从事围猎以为生计。嫩江、讷谟尔河一带的屯落村庄，地域平坦广阔，适合于垦殖耕种，利用农耕闲暇可以在嫩江捕鱼，或赴嫩江、甘河、诺敏河上游的山林砍伐木材，编木排顺流放下，送到省城变卖，以谋生计。还有从事手工业者擅长制造大轮车，每年八月从山路运往海拉尔，赴甘珠尔庙集会，与周边的蒙古族、汉族交换马匹和粮食，互利互惠，也有因此而发家致富的人。达斡尔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依据自然环境的特点来从事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对于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原因，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中写道“夫天生斯民，必赋其地，而得依其水土物产，利赖生存，驯成性情习俗，非系人力所能为”，把经济文化与自然环境密切联系起来，反映了当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布特哈地区的渔猎资源非常丰富。大兴安岭深处森林密布，空气湿润，这里的植物种类繁多，主要以针叶乔木、阔叶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大片的落叶松、白桦、樟子松、云杉、黑桦、鱼鳞松等树种遍布大兴安岭山地。清代康熙朝的方式济曾在《龙沙纪略》中描写过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松柞数十围，高穷目力。穿林而行，午不见日。”大兴安岭森林地带也可以说是天然的动物王国，野生动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均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野生动物的皮毛极为珍贵。主要的野生动物有鹿、狍、驼鹿、野猪、松鼠、兔、猞猁、狼、狐狸、东北虎、狗熊、水獭、旱獭、紫貂、鹰、飞龙、野鸡、鸿雁、野鸭、麻雀等。东北民谣“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锅里来”，就是当地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由于地域的特点，这里的达斡尔人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除了农业之外，渔猎采集在该地区的经济成分中仍占很大比重。该地区的达斡尔族崇尚骑射、忠厚朴实、注重礼节。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就在布特哈地区设立了八旗学堂，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因此满族文化对该地区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业已消失的满语文字仍在当地的达斡尔社会中有所继承和流传。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全国唯一的达斡尔族县级自治地方，有些偏远村落仍以达斡尔语作为日常交际语，小孩子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达斡尔语。由于意识到保护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2008年由莫旗第二小学编写的《达斡尔语汉译教程》出版，并在全旗范围内推广普及。近些年，民族传统文化也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莫旗每年都要举行全旗规模的民族传统体育比赛，内容包括曲棍球、射箭、赛马、摔跤、颈力、围鹿棋、玩哈妮卡（纸偶）、罩鱼等。其中曲棍球运动更是享誉国内外，因此莫旗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曲棍球之乡”，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曲棍球队中就有来自莫力达瓦山下的7名达斡尔族运动健儿。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09年莫力达瓦旗乌兰牧骑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穿越千年——神奇的达斡尔》大型文艺晚会。演出由《亘古风云》《山魂水魄》《日月同歌》《天地祥和》《阳光灿烂映山红》五部分组成。国内各大媒体对此次文艺会演均作了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

莫力达瓦旗达斡尔学会的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收集整理出版的《达斡尔资料集》已编辑出版至第十集，共计2000余万字。由旗政府斥资1300多万元修建的萨满文化博物馆于2007年竣工开馆，馆内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北方民族的萨满文化，莫力达瓦旗因为保留萨满文化宗教仪式最多而被列入“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萨满信仰仍在发挥它的影响力。笔者在基层农村调查时见到一般有老人的家庭都供奉有神龛，逢年过节都要烧香磕头，祈求家业兴旺，风调雨顺，人畜平安。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则很少见到神龛，他们的信仰程度也没有老年人那么虔诚，对神灵的态度也是“不能全信，也不能完全不信”，很多人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觉得有些事也说不清，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也不好断然否定。

二 齐齐哈尔群体

这是以齐齐哈尔市为中心的富拉尔基区及龙江县附近一带居住的群体。这里位于南部嫩江平原，土地肥沃，宜于耕种。嫩江中游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康熙三十年（1691）以达斡尔族为主力，兴建齐齐哈尔城，布特哈12佐达斡尔人奉调迁居齐齐哈尔地区，成为齐齐哈尔最早的建设者。

自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以后，齐齐哈尔就成为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所以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达斡尔人被称为“阔通达斡尔”（城市达斡尔之义）。每年举办一次的“楚勒罕”（盟会）大会，是各个民族向中央政府贡献方物表示臣服的盟会，这期间还要开展民间经济贸易活动，每次大会要持续20余天。清代英和《卜魁纪略》记载：出勒汗者，华言会也。各处旗民商贾来集，以苇为墙，值风雨则蔽以草茅，或即以车为屋，栖止焉。来集者，多携眷口。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也有记载：……旧制草青时，蒙古部落及虞人，胥来互市，商贾移肆以往，在城北十余里外，号“出尔罕会”，历二十余日始散。这期间附近的呼伦贝尔蒙古牧民、布特哈猎民都前来赶集，购买一年所需的商品，同时也转卖当地特产，主要是山货和牛马驼羊等，也有不远千里从内地赶来的商人，带来绸缎、布匹、茶叶、陶瓷、铁器等，与当地人交换。此时的齐齐哈尔商贾云集，车马遍布原野，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因为接近内地，同汉族交往频繁，故该地文化发达，生产方式主要以农业为主，兼事渔业。

在文化上，齐齐哈尔达斡尔群体日常谈话多用汉语，民族语言使用频率相对较低，有些上年纪的人在谈话中会夹杂若干达斡尔语词汇，在城镇已很少有人以达斡尔语作为日常交际语。齐齐哈尔地区没有达斡尔族萨满从事宗教活动，萨满教的影响只存留于人们的记忆当中。齐齐哈尔达斡尔群体的“乌钦”（民间叙事诗）和“哈肯麦”（民族舞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到重视。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组织搜集整理的达斡尔族长篇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已出版，全书50余万字。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永远的乌钦》中称其是一部悲壮的大型史诗，是达斡尔族乌钦的经典。2008年，黑龙江省达斡尔族“乌钦”说唱保护领导工作组整理出版了《色热乌钦集》，这是对达斡尔族传统说唱艺术的又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现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区文化馆正组织专业人员下乡办班培训，正致力于培养新一代乌钦、哈肯麦的文化传承人，这些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举措将使达斡尔族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三 海拉尔群体

这是主要居住于海拉尔市及其附近鄂温克旗的群体。这里地处呼伦贝尔草原的东部边缘，气候寒冷，不适宜耕种，适于发展畜牧业，长期以来当地达斡尔人以定居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笔者在鄂温克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调查时看到，这里居民没有自己种植的园田，食物也主要以奶制品和牛羊肉为主，所吃蔬菜瓜果大都由外地购进，相对而言，该地区畜牧业发达，畜牧产品也是最主要的生活资源。

雍正十年（1732），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上奏，“相视呼伦贝尔附近之济拉麻台河口处，地方辽阔，水草甚佳，树木茂盛，可种地筑城。请拣选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人，迁移其地，将伊等编为八旗”。清廷批准他的奏议，由布特哈地区调26佐，共730名达斡尔人移驻呼伦贝尔地区，编为索伦左翼四旗，这成为达斡尔人进驻海拉尔地区的开始。乾隆七年（1742），清廷批准26佐达斡尔人迁回布特哈原籍，他们在呼伦贝尔地区只驻防了10年。当大部分达斡尔人迁回原籍时，他们当中的郭博勒哈拉满那氏族的奎苏，敖拉哈拉登特科氏族的范恰布，均因公职在身（任笔帖式），与其家属留居下来。莫日登哈拉的珠善任呼伦贝尔额鲁特部总管期满，奉命留居呼伦贝尔，并接来家眷和弟弟。后来迁居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和鄂嫩哈拉七户被编入索伦右翼正黄旗第二佐，他们便成为海拉尔地区达斡尔人的祖先。 民国三年（1914），将清末所设的黑龙江垦务局改设为黑龙江清丈兼招垦总局，大力推行移民垦荒政策，使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人失去大片土地，很多人先后迁入海拉尔地区另谋生路，使海拉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人数有所增加。

海拉尔毗邻俄罗斯和蒙古，交通便利，商业文化交流频繁。海拉尔地区的达斡尔人普遍重视教育，就是很困难的家庭也会尽力支持孩子读书，接受教育。

据南屯老年人的传说，清同治年间，著有《官便漫游记》的达斡尔族文人敖拉·昌兴在南屯开办过季节性的私塾，教习本族子弟以满文和蒙文，此为南屯私塾之始。 早在清末民国时期就有很多达斡尔族子弟远赴苏联、蒙古国、日本、美国留学，涌现出了像郭道甫这样在内蒙古近现代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1920年郭道甫采用拉丁字母创造了达斡尔文字，并在群众中推广使用。1928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郭道甫在沈阳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为东北各民族培养了很多栋梁之材。

海拉尔地区的达斡尔人兼用蒙语，用母语交谈时也常夹杂蒙语词汇，一般人都能流利地说三四种语言。作为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该地区的萨满比较活跃，而且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在举行的宗教仪式中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位著名的大萨满被称为“喇嘛萨满”，简称“拉萨满”，在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牧民中有不少虔诚的信徒。

四 新疆群体

这是主要以新疆塔城市为中心的居住群体。这里地处高原，气候寒冷，而且雨量稀少；所耕种小麦、玉米和向日葵，以人工灌溉为主；这里又是高原牧场，饲养牲畜，是达斡尔人的重要副业；在经济生活中，传统的渔猎业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已经被淘汰。

达斡尔族官兵分成两批，由布特哈地区迁往新疆，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1000多名官兵携家口迁往新疆伊犁地区驻防，被编为索伦右翼四旗。同治六年（1867），塔城地区达斡尔人计划迁回布特哈原籍，中途滞留额敏河地区种地两年，同治九年（1870）又重迁回塔城地区。

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新疆达斡尔族人对故乡仍有很强的认同意识，有个别布特哈地区已经消失的达斡尔古语仍保留于新疆的达斡尔语言之中。作为后迁入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周围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普遍使用哈萨克语作为交际语，母语主要在家庭范围内使用，所说的达斡尔语中哈萨克语借词比较多。他们在与周边不同民族交往中，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因此出现了很多通晓数种语言的多语型人才，他们大多从事翻译工作。在饮食文化上也有所改变，例如东北达斡尔族几乎不吃的马肉，却成为新疆达斡尔族的特色食品。据说，达斡尔人迁到塔城后，曾有过两名萨满，前者是女的，名为伊雅德根，后者是男的，名为夏克太（夏雅德根）。夏克太是民国九年（1920）死的，他的后代现在还在塔城。这两位萨满死后，再没有出现后继的新萨满。

五 瑷珲群体

这是以现在黑龙江省瑷珲县（今黑河市）为中心居住的群体，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这里气候严寒，适于种植小麦、谷子等耐寒作物。黑龙江盛产各种鱼类，所以渔业比较发达。

康熙二十三年（1684），达斡尔族500官兵参加了第一次收复雅克萨的战役。战后官兵留守瑷珲城，编入瑷珲八旗。康熙三十年（1691），调8佐达斡尔族官兵及其家属移驻瑷珲。光绪二十年（1894），调布特哈、齐齐哈尔数百名达斡尔族官兵移驻瑷珲城，以加强边防。这些驻防的达斡尔族官兵，长期居住在瑷珲地区，故称瑷珲达斡尔。

由于此地的达斡尔族长期同汉、满族杂居，所以语言习俗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在生产生活方面已经非常接近当地的汉族和满族。

达斡尔族从顺治六年（1649）南迁嫩江流域迄今已有300余年，达斡尔族社会经历了从分化到整合的巨大变化。影响社会文化变异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的影响。如移居海拉尔草原地区达斡尔族的畜牧业占据了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放弃了固有的渔猎、农业的生产方式，改为单一的畜牧业来适应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改变了达斡尔族农、林、牧、渔并举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转变对其民族心理素质和生活习俗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方面因素主要表现在周边民族的影响，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达斡尔族多以驻军的形式进入其他民族占据多数的地区生活，其结果是周边民族的影响成为固有文化传统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如表现在语言上的新疆达斡尔人多数以哈萨克语为日常交际语，哈萨克语的词汇、语音也促使新疆达斡尔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分散各地不同社会群体文化变迁的发展趋势来看，作为人口较少的民族，在适应当地环境的同时，受周边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涵化应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民族识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达斡尔族为单一民族，达斡尔族自我主体性得到相应的提高，散居各地的达斡尔人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努力挖掘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以强化民族的独特性，彰显民族个性，凝聚民族意识。 MM5Hmre8IiFI0YQWN5Ct/TZShir021xJJs3vlDYRJrEtIjkBqPtDBtA+eow4WD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