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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时期（前221～220），汉水流域的人口数量已达清代以前官方统计数之峰值。就整个时期人口的总体状况而言，是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秦代因无户口数据传世，无法推测汉水流域的人口数量，
但汉水流域在秦代属于人口迁入区，应无疑问。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二十八年（前280～前279），分别赦罪人迁入新占领的楚国南阳、鄢、邓。
同书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汉代宛县的大商人孔氏，其先为梁人。“秦伐魏，迁孔氏南阳。”
后汉冯鲂之祖，也是魏亡后被徙于南阳湖阳（在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的。
位于今鄂西北堵河流域的房陵（属汉中郡，治今湖北房县）也是一个重要的迁入区。如秦始皇九年，嫪毐作乱被杀后，其舍人党羽“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秦灭赵后，也曾迁赵王于房陵。
在汉水上游，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有移民迁入，但史籍中有大量关于迁蜀的记载，今汉中地区为古蜀地，当也有部分移民进入。
秦祚甚短，统一后十四年即被推翻。在秦末农民战争和刘邦、项羽之争中，汉水流域受战乱的直接影响较小。虽然有不少丁壮被征入伍（尤其是刘邦的后方基地汉中地区），喋血沙场，但与中原地区相比，直接死于战乱者较少。相反，由于中原大乱，还当有一部分人口流入汉水流域。西汉初年，“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高祖令百姓“就食蜀汉”。
此处之“汉”，当即指汉中郡。与秦代一样，西汉继续将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作为囚禁有罪废黜之诸侯王的地方。西汉一朝，有9个诸侯王被废迁往以上三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迁移的规模都不会很大，对汉水流域人口增长的影响也较小。因此，汉水流域在西汉时期的人口增长基本上是自然增长。据葛剑雄对西汉部分侯国户口增长的研究，大致在汉初高祖六年至武帝元鼎五年（前201～前112），南阳郡乐成（前201年始封，户1000，前179年增封300户，前112年国除时为2400户，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南）、朝阳（前200年始封，户1000，前179年增封300户，前127年国除时有户5000，在今河南新野西南）、杜衍（前200年始封，户1700，前144年国除时有户3400，在今河南南阳西南）及南郡邔国（前195年始封，户1000，前116年国除时有户4000，在今湖北宜城北）等四个侯国的户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3‰、19.8‰、12.5‰、17.7‰，与全国年平均自然增长率10‰～12‰大致持平；朝阳与邔县略高，可能有移民进入。
《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元始二年（2）的户口数字，一般认为是在比较严密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著籍户口数，较接近实际人口数，故可以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该年度的著籍户口数大致等同于实际人口数。
该年度（或在此前后）汉水流域的著籍户口数为246万（参见表3-1），占当时全国著籍户口总数（5767万）的4.27%（本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国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的4.31%）；人口密度（以著籍户口数计算）为14.49人/平方公里，较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4.63人/平方公里稍低。
这说明从总体上看，西汉时期汉水流域的开发水平与当时全国的开发水平大致保持同步。但如果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则远为不及。当时关东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7.6人，部分地方高达百人以上，关中平原竟至千余人。
但在长江流域，汉水流域又处于领先地位。由表3-1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汉水流域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而与太湖流域比较相近。
表3-1 两汉时期汉水流域与有关地区人口比较
西汉人口达到峰值之后不久，王莽篡汉，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反王莽武装力量蜂起，到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统一全国，在此期间汉水流域尤其是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及随枣走廊一带是当时的主要战场之一，著籍户口与实际人口均大量减耗。
[1]
同时，灾害频仍，连年饥馑，也促使人口大量流离。
因此，这一时期南阳平原和襄宜平原、随枣走廊地区的人口当有较大幅度减少。而在汉水上游，公孙述割据巴蜀，兼有汉中，保境安民，“国富民殷，户百余万”，
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整体上看，汉水流域的人口在两汉之际当有较大减耗。据研究，东汉初全国人口约较西汉元始二年减少42%，
以当时形势推测，汉水流域人口减少幅度大致与此相当，东汉初人口可能在150万左右。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补综述东汉一代户口情况云：
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间，兵饥之苦，民人复损。至于孝桓，颇增于前。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
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各郡国户口数字，东汉永和间全国人口4789.2万，
汉水流域约293.2万（见表3-1），占全国总人口的6.1%，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之西汉元始二年增加了近两个百分点，说明它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就人口密度而言，永和五年全国人口密度
约为11.47人/平方公里，汉水流域为17.26人/平方公里，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约50%，这反映出汉水流域的发展超过了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从户口统计数看，东汉永和五年的全国著籍户口总数比西汉元始二年要少，这一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是负数。出现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户口的隐漏，而不是实际人口的下降。由于隐漏户口是全国普遍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凡是户口与西汉持平的，实际人口已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户口数高于西汉的，实际人口已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汉水流域东汉人口统计数较西汉增加47万人，其实际增长还要远大于此数。这与黄河流域大部分郡国人口统计数的大幅度减少形成鲜明对照。在表3-2中，南阳、汉中、江夏三郡基本上全部属于汉水流域，其中除汉中郡东汉时期的人口数比西汉时有所降低外（其降低幅度与中原地区相比也不算大），南阳与江夏二郡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在西汉时曾是人口特别密集之区的颍川郡、河南郡、河东郡和位于关中西部的右扶风的人口则都有大幅度的降低。梁方仲对东汉相对于西汉郡国人口数增减的比较分析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大幅度降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表3-2 两汉时期汉水流域与中原部分郡国人口状况比较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并不仅仅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与中原人口之南来亦当有密切关系。盖自西汉中叶以后，由于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逐渐加剧，到西汉后期在人口最为稠密的关中和关东，已经有不少人均土地很少的“狭乡”，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由于向其他方向的迁徙受到限制，剩余人口必然流向开发程度低、人口稀少的南方。
汉水流域邻近中原，是中原移民最先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最为邻近中原的南阳郡人口已是相当稠密，所以移民留居南阳者不会很多；而是更向南，进入汉水下游的江夏郡以及长江以南长沙、零陵、武陵诸郡国。
正因为此，东汉时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的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太湖流域的人口密度已较大幅度地超过了汉水流域，而洞庭湖与鄱阳湖流域的人口增长速度显然也远远高于汉水流域，虽然其人口密度还有所不及（参见表3-1）。
汉水流域面积广大，各地区地理位置、气候与地形地貌、土地资源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诸种差异，历史时期经济开发过程不尽相同，政区也屡有变迁。为了保证不同时期各研究方面的可比性，根据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经济开发过程，并考虑进政区变动的因素，我们将汉水流域划分为8个历史地理区域：（1）汉中地区，与今陕西省汉中市所辖范围大致相同，包括今汉中、南郑、勉县、留坝、城固、洋县、西乡、佛坪8县市及略阳、宁强之一部分；（2）安康地区，包括今陕西省汉中市所辖的10县市；（3）商洛地区，包括今陕西省商州、丹凤、商南、镇安、柞水、山阳6县市；（4）鄂西北地区，包括今湖北省十堰市所辖地区，包括十堰、丹江口、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7县市，以及神农架林区；（5）南阳盆地，其范围与今河南省南阳市所辖地域大致相符，包括南阳市所辖13个县市，加上属于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县；（6）襄宜平原，包括今湖北省襄樊、襄阳、老河口、宜城、谷城、南漳、保康7县市；（7）随枣走廊，包括今湖北省枣阳、随州、安陆3市；（8）汉水下游地区，包括今湖北钟祥、京山、应城、云梦、荆门、潜江、仙桃、天门、汉川、汉阳10县市及武汉市的汉口与汉阳部分。其中汉中、安康、商洛、鄂西北四地区属于汉水上游，南阳盆地、襄宜平原与随枣走廊基本上属于汉水中游。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区域划分以自然地理区域为基本构架，但也不尽相符。其原因有三。（1）自然地理区域的复杂性。汉水流域的地貌不仅在沿河谷纵切面上，依次表现为平原、丘陵、盆地、中等山地、高山深谷等不同类型，而且中上游在沿河谷横切面上，以汉江为轴线，地势向其两侧方向增高，表现出河床→谷底平地→阶地→丘陵→山地等五个层次。往往一个地理区域（如上游三地区和襄宜平原）的资源条件、经济开发层次都有很大差异。
（2）自然地理区域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汉水下游地区，由于江汉水系的变化，区域范围常有变动。
（3）历史地理区域的完整性。历史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完全把自然地理区域作为划分历史地理区域的依据。同时，历史政区的相对稳定往往促成了历史地理区域的完整性。如汉中地区，历史上一直是相对稳定的政区，从而促进了本区域历史文化特色的形成和经济区域的相对完整。
表3-3我们依靠《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载的著籍户口数，推算出与汉水流域有关的各郡国每县的平均人口数，乘上在汉水流域各地理单元的县数（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的地名为依据，个别地名据笔者的考订做了调整
），求得表中各地域单元的人口总数。各地域单元的面积则以现今公布的自然地理区域的面积为基准，对与自然地理区域不尽吻合的历史政区酌加调整（以下各章的计算方法与此相同）。因此，本表存在两方面缺陷。（1）表中所计算的各地域单元的人口数与实际人口数有偏差。如西汉商县与上雒属弘农郡，弘农郡有11县，总人口为475954，平均每县43269人，而其重心则在今豫西灵宝、三门峡、渑池、新安一带。我们以弘农郡每县平均人口数乘以2得出的商洛地区人口数显然要高出其实际人口数。因为同样的原因，表中安康和鄂西北地区的人口数要比实际人口数高，而汉中地区的人口数则低于实际人口数。南阳盆地、襄宜平原以及随枣走廊的西部在汉代同属南阳郡，我们按照南阳郡每县平均人口数乘上各地理单元所拥有县数得出的各区人口数显然只能是一种约数。（2）计算人口密度所用的地域单元的面积包括了平原或河谷地带周围的山区，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些山区一直是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因而表中各地理单元内人口密度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如西汉南阳盆地人口有120余万，但由于我们在统计时还包括了周围不少山区，所以平均人口密度仅45.84人/平方公里。实际上当时南阳郡的大多数县集中在白河（当时的淯水）两岸，仅宛县就有47547户，按当时南阳郡平均每户5.4口计算，约有25万人。
因此，估计南阳盆地白河两岸平原的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百人。
两汉汉中郡地域广阔，内部人口也极不均衡。大多数县邑都分布在面积狭小的汉中、西乡、安康、郧县等几个小盆地中，广大的山地直到清朝初年还少人居住，更遑论两汉时期了。因此，上述河谷盆地是汉中郡人口集中的地区，其人口密度估计也在50人/平方公里上下。这些情况在表中就无法反映出来。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这仍然是我们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的一种方法。
表3-3 两汉时期汉水流域的人口分布
从表3-3中可以看出，（1）在汉水流域各地域单元中，人口密度以南阳盆地为最高，襄宜平原次之，随枣走廊又次之；其后依次是鄂西北、汉中、汉水下游、商洛、安康地区。商洛地区较安康地区的人口密度稍高，其原因之一在于上表所计算的人口数要比实际情况多，已见上文；其次是由于商洛地区地处关中南下江汉的交通要冲丹江通道，在先秦时期就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其实际人口密度也当比安康地区要高。鄂西北地区人口密度也较高，除与商洛地区存在同样的原因之外，还由于秦及西汉时期曾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汉水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其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低，说明两汉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开发在全流域相当落后。而且，这些人口大都分布在汉北钟祥平原和京山丘陵、应城—云梦盆地一带，汉南平原区的人口更为稀疏。
（2）大部分地区的东汉人口较之西汉人口均有所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是随枣走廊、汉水下游地区和南阳盆地（增长率分别为47%、39%、22%）。随枣走廊人口增长较快，盖与其在东汉时为帝乡所在有关。
汉水下游的人口增加则当与移民有关。《后汉书·吴汉传》，建武十八年（42），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光武帝遣吴汉讨伐，“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
这些移民当有一部分进入汉水下游地区。安康与商洛二地区的人口则有大幅度的减少。东汉汉中郡辖境与西汉相同，但属县减少了3个（旬阳、武陵、长利），其中旬阳在安康地区，这是人口减少在政区建置上的反映。同时，汉中郡治也由原在安康地区的西城县（在今安康市西）移至南郑（在今汉中市北）。郡治之西移既是地区经济、人口重心西移的反映，也促进了人口重心的向西倾斜。商洛地区人口减少的原因则可能与交通道路的变化密切相关。东汉建都洛阳，其与汉水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交通是越方城入南阳；这样，原来由长安逾秦岭经商洛出武关的丹江通道就彻底失去其重要性，因而沿途人口随之减少。
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除西晋王朝短期的统一外，全国一直处于分裂混战的状态。汉水流域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当中原大乱、人民大量南迁时，这里是首先进入的地区之一。虽然也受到战争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人口外移，但从总体上看，汉水流域在这一时期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区。北方人口南迁、进入汉水流域，是本时期移民运动的主流。
自汉末中原丧乱到隋朝统一近四百年间，向汉水流域的移民运动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洛阳残破。旋董卓被诛，关中复乱，人民四处流散。在这一系列的变乱中，相当一部分中原和关中人口进入汉水中游地区，投奔荆州牧刘表，
或者南迁到益州，其中也当有一部分留在汉中地区。
王粲《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王粲本人也正是在这一动乱中南投荆襄的。
到建安十六年（211），马超、韩遂起兵反对曹操，关中再次大乱，又有数万户越过秦岭进入汉中盆地，投奔张鲁。
但是，这几次迁出的人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返回中原。流入荆州的难民，在曹操得荆州后，也大多北归。
曹操占领汉中后，“迁其民于关陇”，其中当有原来投奔张鲁的人户。
三国时期，魏、蜀、吴不断征战，互相强迁敌国人口入本国，成为惯例。汉水流域是三国交战的前沿地带，强迁敌国人口的事情时常发生。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司马懿攻灭蜀新城（治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俘获万余人回宛县；又将孟达余众七千余家迁往幽州。
蜀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军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治所分别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甘谷县东、泾川县北）叛魏应亮；旋马稷兵败街亭，“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后来魏（晋）、吴在江夏安陆（在今湖北随州、安陆境）、南郡乐乡（在今湖北钟祥境）间争战，亦时常掳掠或招诱对方人民。
（2）从西晋元康元年（291）开始的“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饱受战祸，但当时极少有人预料到战乱竟会演变到如此惨烈和长久，所以尽管统治集团中已有人选择边远地区的军政职位以求避祸或伺机割据，但大多数士大夫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晋政权，不愿离开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普通百姓也舍不得抛弃生计所在的庐舍田园，至多只是在附近临时躲避。因此，在惠帝年间，虽然政局动荡、战祸频繁，但并没有引发中原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可是，在边远地区，因为朝廷控制力减弱，开始出现变乱，并引发流民。其中最重要的地区就是巴蜀。
变乱首先自关中西部开始。元康八年（298），关中饥馑，“略阳、天水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
其中就有巴氐豪酋李特兄弟。流民入汉中后，乃“布散梁州及三蜀界”。
永宁初（301），罗尚为益州刺史。时朝廷令秦、雍州召还入蜀流民，罗尚遣从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遂酿成大乱。李氏拥兵割据，终建立成汉割据政权。巴蜀百姓乃大批外移，“三蜀民流迸，南入东下，野无烟火”。
进入荆湘者十余万户，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汉水中下游地区。
在汉水上游，永嘉元年（307），秦州流民邓定、訇氏等据成固，寇掠汉中，李离尽徙汉中民入蜀；次年，成汉将军李凤屡寇汉中，百姓纷纷东走荆沔。
（3）永嘉年间（307～312），中原彻底陷入混乱状态，匈奴等少数民族公开反晋，洛阳沦陷。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异族入侵之初的残酷杀戮不仅使汉族统治阶级闻风丧胆，也驱使一般民众仓皇出逃。在匈奴等族由北向南推进的压迫下，大多数汉人只能选择南迁。《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总叙云：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这是长江下游的情况。在汉水中游地区，鲍至《南雍州记》曰：
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
《晋书·地理志》雍州后叙云：“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
据同书卷六三《魏该传》，魏该于永嘉初据弘农宜阳界一泉坞（在今河南洛宁县东北），受荀藩委任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司马睿承制，加河东太守，督护河东、河南、河内三郡。
按：此三郡已为刘曜所有，魏该所督护者当为三郡流民。后魏该为刘曜所攻，走至南阳，元帝任为雍州刺史，事在东晋初。又《晋书·王弥传》载：永嘉初，王弥转战至襄城一带，“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
同书卷《王如传》谓王如为京兆新丰人，遇乱流移至宛，后聚众称兵，“南安庞寔、冯翊严嶷、长安侯脱等各帅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至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
可以看出，当永嘉年间，司、雍、并、豫之民迤逦南来，随战乱的逐步推进而依次南移，并非自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地，因此，这样的流移往往历时较久。
东晋成帝咸和间（326～334），苏峻、祖约之乱发生，石勒乘机南下，东晋丢失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北方流民又大批南渡。此次苏峻之乱所引起的流民潮主要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但也波及汉水流域。《水经注·江水三》“涂水”条云：
（涂）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县金山，西北流，径汝南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难南逼，户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涂口。涂水历县西，又西北流注于江。
按：汝南郡属豫州，在淮水支流汝水流域。此侨置之汝南郡，一般认为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或武昌县东南，
则已在长江以南。盖汝、颍流民多由大别山东部缺口南下，进入今湖北境内，其中必有一部分进入汉水下游地区。
（4）东晋中叶以后，石赵政权崩溃，中原兵燹连年，而以关右最甚，于是陕甘之人多南出汉水流域，也有南下四川者；苻坚败亡后，中原人民复大量南迁。《宋书·州郡志》“雍州刺史”总叙云：“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据《晋书·地理志》雍州后叙，此次侨立之雍州郡县有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等七郡，并属襄阳。
（5）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先后收复。不久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北人南迁。宋文帝元嘉初年，拓跋魏与赫连夏相争，关陇人民又多避难南走汉中、襄沔及剑南。南朝政府为安抚这些侨流人口，一次次地侨立郡县。如宋永初中，于襄阳侨置华山郡及蓝田县，安置康穆所举迁的乡族三千余家；
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于元嘉六年置冯翊郡；
元嘉中，裴方明平仇池，氐人数千家随居襄阳，侨立天水郡、略阳县；
等等。这一阶段的侨置，多在襄沔、汉中及剑南一带，长江下游地区较少见到。
（6）北人南迁，以东晋为最盛。“大抵东晋时之侨民半因不屑服属于胡族，并因于避兵祸及北人之酷虐，故由淮北而淮南，当其相率而来也。”
刘宋时北人南迁的次数与人数已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也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齐梁之时，南北战争时有发生，北民南迁仍未停息，但“治乱之势既非昔比，而中原人民南迁之风，亦因之大杀”。
而在汉水流域，受战争影响，局部地区人民的迁移仍时有发生，其重要者有以下三例。
其一，宋明帝泰始二、三年间（466～467），宋尽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四年春，汝南（治所在今河南息县）失陷，明帝乃于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
后来，司州治又曾迁移到大别山以南的安陆郡（治所在今湖北安陆）。
至梁时，又分置南司州与北司州，均为侨置。
司州不断南移的背后，无疑问的是流民之南来。
其二，萧齐初年，北魏发兵南征，与萧齐军队在义阳地区（今河南信阳一带）展开了一系列战斗，使义阳周围受到极大破坏，人民越“三关”（即平靖、黄岘、武阳三关，在今鄂豫边界）而南流者甚众。萧齐乃置南义阳郡（其地当在今孝感、黄陂境）以处流民。
其三，齐梁时期，南北朝双方为争夺南阳盆地的一些地区反复交战，残破甚重。在这些战事中，人民流离南下者断续不绝，因而南朝政府也相继设立了一些侨郡县。如南荆州、安昌郡等地名，原应当在沔北、南阳盆地东南部地区。521年（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据有南荆州、安昌城的蛮酋桓叔兴率部自安昌南叛，驱掠民众，投附南朝，被安置在与北朝交界的今随枣走廊北端枣阳境内，南荆州、安昌地名也因之南移。
处置侨流，是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主要目的。因此，研究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分布，是探讨这次移民运动中移民的来源、地理分布等问题的可靠手段。根据《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及其他有关记载，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做下述分析。
（1）移民来源。汉水流域的移民，主要来源于司、雍、豫、秦、益、兖、并、冀诸州。按今地划分，其侨县来源可考者今省区分布如表3-4所示。侨县来源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移民的来源情况。据此可知，汉水流域的移民主要来自今陕西、四川、河南三省，安徽、河北、甘肃亦较多，山东最少。
表3-4 东晋南朝时期汉水流域移民的来源
（2）移民迁移路线。侨流迁徙路线，与移民之来源有密切关系。汉水与关中河洛相近，司、雍、秦、并、冀诸州流民南迁，主要有三条通道：西路，自关中出褒斜等秦岭隘道入汉中；中路，或顺武关路出关中，或经方城隘道下南阳，遂麇集于襄沔河谷地带或南阳盆地南部，或者继续沿汉水南下，寄居于宜城平原；东路，司豫流人又或者出“义阳三关”，越过大别山脉，进入随枣走廊东部。巴蜀流民之进入本区，则多北出剑阁入汉中，亦有少部分东出三峡进入江汉之间。
（3）移民分布。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也反映出移民的分布情况。据表3-5，汉水流域外来移民的分布以襄宜平原和汉中地区最为集中，考虑到移民又大都集中在这两地区的平原地带，其分布的密集度是惊人的。其次是鄂西北地区。商洛地区是人口迁出区，较少移民进入。
表3-5 东晋南朝时期汉水流域移民的分布
如前所述，汉水流域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移民接纳区，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口外迁，这主要表现为汉中户口向巴蜀地区的迁移。如《宋书·州郡志》益州“南汉中太守”云：“晋地记：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徐志》：北汉中民流寓，孝武大明三年立。……以《永初郡国》及《起居》检，则是太元所立，而《何志》无此郡，当是永初以后省，大明三年复立也。”益州南汉中郡领南长乐、南郑、南苞中、南沔阳、南城固等五县，有户一千八十四，口五千二百四十六。
按：此侨郡之所在今地尚俟详考，但在今四川境内应是无疑。汉中户口亦有不少被强迫迁入关中者。如东晋义熙元年（405），后秦将领敛俱攻仇池杨盛统治下的汉中，拔成固，徙汉中流民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
除此之外，汉水流域人口的内部流动也值得注意。在这一时期，商洛地区基本上是移民迁出区，其迁出人口主要是进入今鄂西北和安康地区，这在侨郡县之设置上可以见出。如《宋书·州郡志》雍州与梁州都有南上洛郡，为西晋司州上洛郡之侨置。西晋上洛郡领上洛、商、卢氏三县，辖境在今陕南商州、丹凤、商南、山阳与豫西卢氏、栾川一带，治上洛，在今陕西商州。东晋初侨置，寄治魏兴郡（辖境在今陕南东部，治兴晋，在今湖北郧西县西北），属雍州。领上洛、商（西晋上洛郡旧县，在今陕西丹凤西）、流民、阳亭、拒（渠）阳（汉晋均无此三县，当是处巴氐流民新立）等五县。此南上洛郡到刘宋时度属梁州，领县增加义、丰阳二县，而无阳亭县，仍在魏兴。《宋书·州郡志》梁州下又有北上洛郡，谓为“巴民新立”，但其领县下也有商县，说明是郡也有部分商县流民。宋雍州南上洛郡当是宋初所立，领上洛、商二县，侨治于臼，其地当在丹江中游地区的臼口一带。据此可以推断，原在今商州一带的西晋上洛郡民户的外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南大约经今金钱河河谷到达安康、旬阳、郧西一带，一是向东南沿丹江而下，到达丹江中游地区。
南阳盆地也是重要的人口迁出区，尤其是其北部，其移民向南进入襄宜平原和鄂西北。按：南阳地区大约在两晋之际就有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历东晋宋齐，这里一直是战火频仍之区，人口的流散是可想而知的，在上文所引的一些文献中也可以看出。但大约是因为南阳民户的迁移不像北方民户那样规模大而且时间集中，迁徙距离又较短，而且只涉及南阳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郡，所以历东晋、宋、齐，均不见南阳郡县之侨置。直到梁末，南阳盆地已尽为西魏所据，才有侨置之南阳郡与新野郡。《隋书·地理志》襄阳郡“阴城”县下原注云：“梁置南阳郡，西魏改为山都郡，后周省。”
梁太清三年（549），雍州刺史萧詧部将杜崱叛归萧绎，引兵攻襄阳，为詧所败，奔广平，依其兄南阳太守杜
。此时南阳已非梁有，此南阳郡当为侨置者，其地在侨广平郡境内。侨广平郡领酂、阴等县，其地即隋之阴城县，在今老河口市西北，则梁末所侨置之南阳郡亦在此附近。
《隋书·地理志》襄阳郡“上洪”县下原注：“宋侨立略阳县，梁又立德广郡。……又梁置新野郡，西魏改曰威宁，后周废。”
此新野郡亦当为梁失去南阳盆地后所侨置者。隋上洪县在今宜城东境，则此新野郡亦当在今宜城境。《旧唐书·地理志》山南东道襄州宜城县条云：“宋立华山郡于大隄村，即今县。后魏改为宜城郡，分华山、新野、置阳，立率道县。”
知在侨立新野郡之同时，亦置有侨新野县。侨新野县后并入华山郡华山县，并合置阳县立为率道县，则侨新野县必与华山县大堤城邻近，其地也当在今宜城县东北。
汉中地区也有部分户口沿汉水东下，进入汉水中游两岸。汉中民户之东下，当以东晋时为最盛，故东晋前期于襄阳侨置梁州。按：梁州为西晋泰始三年（267）分益州立，治汉中。《宋书·州郡志》“梁州刺史”总叙云：“李氏据梁、益，江左于襄阳侨立梁州。李氏灭，复旧。谯纵时，又没汉中，刺史治魏兴。纵灭，刺史还治汉中之苞中县，所谓南城也。”
梁州之侨置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317）九月有“梁州刺史周访讨杜曾，大破之”。
据同书卷五八《周访传》，周访是在击败杜曾之后才被任为梁州刺史、进据襄阳的。周访之后，甘卓、陈頵相继任梁州刺史，皆镇襄阳。到咸康二年（336）庾怿出任梁州刺史，则镇魏兴。宁康二年（374）至太元四年（379），毛穆之、桓豁、朱序为梁州刺史，又镇襄阳。
太元四年，苻秦攻陷襄阳，梁州不再侨置于襄阳。梁州之侨置，虽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考虑，但其背后显然也有人口东来的因素。
蛮族是活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可能是古三苗人的后裔。东汉时，蛮族始见于记载，主要居住在山区。西晋后期开始的长时期混乱，给蛮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他们纷纷由山地向较为平坦的地区进发。《魏书·蛮传》云：
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蛮民出没无恒，盛衰时异，散布很广，种落炽盛。在汉水流域活动的主要是雍州蛮。
雍州蛮以州名为称，其来源非一。《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谓东汉建武间刘尚讨破南郡潳山蛮，“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
盖东晋南北朝时盛称的雍州蛮主体最初大抵是居于今汉水（又称沔水）中下游北面的大洪山及其周围丘陵地带，所以东汉时称为“沔中蛮”或“江夏蛮”。后逐渐溯沔而上，散居于汉水中游两岸、南阳盆地及桐柏山地中。雍州蛮在南朝时势力最盛，南朝政府曾多次进军讨伐。宋文帝元嘉间，沈庆之领军征讨缘沔诸蛮，斩首数千，掳获二十一万余口。
刘宋泰豫元年（472），蛮酋桓诞率沔北大阳蛮一次降附北魏的就有七万余户。
从萧齐初年到梁普通元年（483～520），先后零星降附北魏的蛮民约有九万户。
这两项合计为十六万户，每户以五口计，共有八十余万人。萧齐时雍州宁蛮府管理下的蛮民，估计有三十四万人左右。
考虑到《宋书·州郡志》所记当时雍州的编户只有38975户、167467口，蛮民的户口数是非常庞大的。
蛮民迁徙无常，居处不定，故其分布亦仅能就大概言之。自东汉始，史籍中多有以地名或郡县名称“蛮”的情况，如“溇中蛮”“沔中蛮”“江夏蛮”等，据此可大致推出其分布的大势。《宋书·夷蛮传》云：“先是，雍州刺史刘道产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
其事在宋文帝元嘉八年至十九年（431～442）。
盖沔中蛮大规模出居汉水中游河谷平原即在此时。及道产卒，蛮失绥怀，遂又反叛。征西司马朱修之讨蛮失利。元嘉二十二年（445），文帝三子刘骏出为雍州刺史，“群蛮断道”，“停大堤不得进”。
据《宋书·柳元景传》，时元景被任为随郡太守，“既至，而蛮断驿道，欲来攻郡”。元景与蛮战，“蛮众惊扰，投郧水死者千余人”。
则此时蛮民已广泛进入襄宜平原、随枣走廊等交通线路两侧。同书卷《沈庆之传》记庆之大破缘沔诸蛮后，“进征湖阳”。按：湖阳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境，处南阳盆地东南部。随后，沈庆之连年讨蛮，屡有掳获。“郧山蛮最强盛，鲁宗之屡讨不能克，庆之剪定之，禽三万余口。”按：此郧山当即今之大洪山。
元嘉二十六年（449），随王诞为雍州刺史，沈庆之领军伐沔北诸山蛮，“宗悫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从均水据五水岭，（马）文恭出蔡阳口取赤系坞，（王）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崔）目连、（鲁）尚期诸军八道俱进，庆之取五渠，顿破坞以为众军节度”。
按：“太洪山”，或作“大洪山”。（“太”与“大”，古通用）均水，为涢水支流。《水经注·涢水》：“（均）水出大洪山，东北流，径土山北；又东北流，入于涢水。”
蔡阳口，当在蔡阳县境。当时的蔡阳县，在今枣阳市西境。
据此，则沈庆之此次所讨之“沔北诸山蛮”，亦指居于今随州、枣阳、京山诸县市间大洪山及其周围丘陵地带的蛮族。不久，南新郡蛮田彦生率部曲十封六千余人反叛，攻围郡城。“庆之遣（柳）元景率五千人赴之。军未至，郡已被破，焚烧城内仓储及廨舍荡尽，并驱掠降户，屯据白杨山。”
按：南新郡及白杨山均无考。参预此役者又有随郡太守宗悫，疑其地近随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山南道二“郢州”下引《周地图记》曰：“蛮人酋渠田金生代居此地，常为边患，梁普通末，遣郢州刺史元树讨平之，因置新州。”
田彦生与田金生或为同族，而梁新州与宋南新郡或有某种继承关系，亦可即《南齐书·州郡志》所见的“南新阳左郡”。若然，这一支蛮族也在今京山县境内。庆之复率众军讨幸诸山犬羊蛮，置东冈、蜀山、宜民、西柴、黄徼、上夌六戍而还。这些地名多无考。《隋书·地理志》汉东郡“土山”县下原注：“梁曰龙巢，置土州、东西二永宁、真阳三郡，及置石武县。后周废三郡为齐郡，改龙巢曰左阳；又有阜陵县，改为漳川县。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左阳为真阳，石武为宜人。大业初又改真阳为土山，州及宜人、漳川并废入焉。”
按：“宜人”当作“宜民”，为唐人避太宗讳所改。隋土山县在今京山县北境富水上游北面。
则上述六戍当在今京山、随州间。幸诸山犬羊蛮，《资治通鉴》卷一二五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作“幸诸山大羊蛮”。大羊蛮当即大阳蛮，其地亦即今之大洪山。
此役之后，大阳蛮势力大衰，历宋齐未见有关于大阳蛮反叛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所记蛮左郡县中，以分布于大洪山及其周围地区者最为密集。其中属于郢州的有东牂柯郡、北新阳郡、南新阳左郡、北遂安左郡、新平左郡、建安左郡等6郡23县，属于雍州宁蛮府的有蔡阳、永安、怀化、新阳等4郡25县，属于司州的有永宁、东新安、新城、围山等4郡23县，反映出这一地区蛮民的户口相当繁盛。分析《南齐书·州郡志》所记蛮左郡县的情况，可知宋齐时期蛮民在汉水中下游地区的分布，集中于三个地带。（1）前述大洪山地及其周围地区。（2）汉水中游西面的蛮河、南河上中游，即今宜城、襄阳、南漳、保康间的山地。在这一地区有西新安、义宁、南襄、北建武、武宁、义安、安定等蛮郡。《南齐书》卷五八《蛮传》载：建元二年（480），“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太守戴元孙弃城奔江陵。“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
则南齐时汉水中游西面的山蛮甚为活跃。（3）南阳盆地东部与东南部的岗地与山区。在这一地区的蛮郡有南襄城、北襄城、东襄城、怀安等。
这一地区蛮左郡县不多，但并不意味着蛮民分布不广。因为这里地处前线，南朝控制力弱，故而所置蛮郡较少。齐梁时期，在南阳地区活动的主要是以北迁的太阳蛮为主体的蛮族群落。盖太阳蛮在经历沈庆之的严重打击之后，渐次北移，进入南阳盆地。《南齐书·陈显达传》：“（永明）五年，荒人桓天生〔按：即桓诞〕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桓诞声势日大，齐人乃进军讨破之。
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附魏。不久，魏孝文帝南征，于498年（魏太和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取沔北诸郡，大破齐军，全有南阳盆地。于是太阳蛮乘势再振，据有南阳盆地东南部，其首领桓叔兴于512年（魏宣武帝延昌元年，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受魏任命为新设的南荆州刺史，居安昌城。两年后，梁军自襄阳一带“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被桓叔兴击退。
至521年（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六镇起义爆发前夕，北魏内部矛盾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之际，桓叔兴率部“自安昌南叛”，“驱掠城民”，投附南朝，造成“南荆荒毁”。
六镇起义爆发后，北方大乱。梁人乘机自襄阳北伐，一度收复沔北。魏之南荆州刺史李志于528年“据安昌城降”。魏军随即又南下，破走梁军。此后十余年间，东西魏之间争夺南阳盆地，展开拉锯战，使“沔北荡为丘墟”。
在这一连串的战乱中，蛮民流徙死亡者甚众，但其势力仍相当大，而且分布范围也有扩大。《魏书·蛮传》谓六镇起义后，“二荆、西郢，蛮大扰动，断三鵶路，杀都督，寇盗至于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萧衍遣将围广陵，樊城诸蛮并为前驱。自汝水以南，处处钞劫，恣其暴掠。连年攻讨，散而复合，其暴滋甚”。
说明蛮族已广泛进入汝水上游地区。南阳盆地西部以及丹淅流域也有蛮族活动。《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附《辛纂传》：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纂为西荆州刺史。“时蛮酋樊五能破析阳郡，应宇文黑獭。纂议欲出军讨之，纂行台郎中李广谏曰：‘析阳四面无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险，表里群蛮。……’”
按：北魏析阳郡治西析阳，在今河南西峡县。“析阳四面无民”，当指无编户齐民；“表里群蛮”，说明蛮民的分布十分广泛。
自东汉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动乱，迤逦持续了近四百年。其间各个军事集团转相攻伐，战乱相寻，几无中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土地荒芜，无数人民死于战乱。人口的减耗是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著籍户口更是大幅度减少。对此，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之第二章“魏晋南北朝至隋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概观”中做了全面的论述。冻氏指出，这一时期著籍户口普遍减耗的原因有三：（1）战乱、饥荒乃至疾疫的影响；（2）大量自耕农民沦为封建大土地之上的“私属”，流入私门；（3）人口大量逃亡，或入蛮越，或入山湖，形成反抗力量，或者往来都邑，成为无籍浮浪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私客或部曲。因此，《晋书·地理志》与《宋书·州郡志》所记的著籍户口数远少于实际户口数。由于各地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因而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之间的差别也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二志所记的著籍户口仍是我们从横断面上探讨各地区人口分布状况的重要依据。
表3-6 晋宋时期汉水流域著籍户口的地理分布
由表3-6可以看出，（1）这一时期汉水流域著籍户口较之两汉时期有大幅度的减耗。西晋太康年间的户口只有东汉永和五年时的38%左右，刘宋大明户口又只有西晋太康户口37%左右。户口的减耗是相当惊人的。（2）本区各地理单元中，南阳盆地的户口减耗幅度最大。太康户只有永和户的15.6%，大明户又只有太康户的37.5%。反映出战乱给南阳盆地所带来的破坏最为惨重。与两汉比较，汉水下游地区、襄宜平原的人口降低幅度较小，太康户口分别是永和户口的80%、71%。但襄宜平原的大明户较之太康户有大幅度降低（后者只有前者的21.4%）。这一地区受战乱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且有大量的北来移民麇集；著籍户口大幅度降低的主因，看来只能是大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鄂西北地区的情况与此相似。（3）以《晋书·地理志》所载著籍户口推算的各地区人口密度，以襄宜平原最高，南阳盆地次之。值得注意的是汉水下游地区上升到了第四位。考虑到前述蛮族在大洪山区的广泛分布，汉水下游与随枣走廊地区的实际人口密度要远比著籍人口密度为高。这反映出此二地区的开发在本时期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宋书·州郡志》所载户口推算的各地区人口密度，仍以襄宜平原最高，随枣走廊次之（较之太康户，降幅最小），南阳盆地更次之。反映出南阳盆地在进一步走向衰败。总之，从户口的变化情况看，这一时期本区的发展水平以襄宜平原为最高，随枣走廊、汉水下游、南阳盆地、汉中、鄂西北地区大致持平，安康、商洛地区最为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