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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考察了青铜时代汉水流域的文化演进、城邑分布及其形态、住宅形式的两极分化、聚落的分布、生产工具的组合以及田野面貌等方面，我们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因素进入汉水中游南阳盆地与丹江上游一带，并对以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带来影响；但广大的汉水中下游地区在石家河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传世文献中的夏代）似乎存在着一个文化断层，其原因可能是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肆虐和来自中原华夏族的打击。殷商时期汉水流域的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地域类型，即下游地区的“盘龙城类型”文化、上游汉中地区以城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以及安康地区的“白马石类型”文化，位于这三个地域文化之间的汉水中游地区在商周之际存在许多方国，其文化面貌不明。西周时期汉水流域的文化较之商代呈现更为复杂多样的面貌：一方面是周文化越过秦岭和南阳盆地北部的方城山进入汉水中游地区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随枣走廊乃至下游地区的涢水、澴水、滠水流域，成为这些地区的主导文化；另一方面，原有的土著方国在外来势力与文化的影响、冲击或压迫下，不断发生分化、融合，各自的兴衰升降乃至存亡之迹都有不同，其中楚在西周后期迅速崛起，并很快在汉水中游地区扩展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西周的势力；而在上游地区，周文化也同样越过秦岭，对巴蜀文化形成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汉水流域的文化面貌，可以根据楚、秦、巴、蜀在汉水流域势力的伸缩消长及其势力范围的大致分野，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区域，即上游受到秦文化深刻影响的巴蜀文化区和中下游包容多元文化因素的楚文化区。
（2）青铜时代城邑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是襄宜平原和南阳盆地；其次是丹江上中游河谷和汉水下游的低岗丘陵地带；汉水上游地区城邑数量相当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江汉平原腹地则并无可以确证的城邑存在。考古所见青铜时代汉水流域的城址在性质上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楚都城或陪都，二是其他方国都城（后多成为楚县邑），三是楚郡、县治所，四是军事城堡。这些城址与中原地区的城址相比，形态没有明显区别，但设计规划和建筑技术方面也表现出某些独到之处，主要是平面形状较规整、墓葬区位于城外等。
（3）青铜时代汉水流域的普通民居以红烧土结构的地面建筑为主，规模较小；较之新石器时代没有明显进步，甚至还呈现某种退步。宫室建筑则有长足的发展，从“茅茨土阶”发展到瓦房，从木骨泥墙发展到夯土墙乃至砖墙，并普遍流行高台式建筑。居住形式的两极分化，是青铜时代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周代汉水流域的聚落分布以中游地区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随枣走廊等平原丘陵地带以及下游北岸的滠水、涢水、澴水中下游的河谷与丘陵地区比较密集，其中有些地方的聚落与现代村落的密集度相近；在汉水上游及其支流河谷地带，聚落呈带状或块状分布，未能连成片；上中游的广大山区与下游南岸的平原地区则较少或者没有聚落分布。
（4）青铜时代汉水流域青铜工具特别是青铜农具的使用并不普遍，石质农具在农业生产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人们对金属农具的使用是从挖掘工具开始的。商代汉水流域田地的开垦仍然很少。西周时期汉水中游比较发达地区的田野面貌可以描述为：在广袤的原野上，每隔百余里或数百里不等会有一个都邑；每一个都邑的周围，是宽度不等的拥有成片田地的农耕区，其外则是不连成片的田地的农耕区；在这些农耕区，稀稀落落地点缀着一些大大小小的乡村聚落；距都邑越远，聚落越稀疏，田地也越来越分散，最后进入真正的原始山林。到春秋战国时期，田地的开辟渐广，城邑之间的原始山林逐渐减少乃至最终消失，原来分割成块的农业区域慢慢地连成一体；而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田地面貌也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是贵族和军功地主所拥有的连成片的大地产，另一方面则是自耕农所拥有的小块土地。连绵不绝的大地产与大小不等的自耕农土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战国时期汉水中下游地区的田地格局。
（5）综合以上各方面的研究可知：在青铜时代，汉水流域最为发达（城邑、聚落与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是南阳盆地、襄宜平原与随枣走廊，其次是汉水下游东北的丘陵地区和汉水上游与丹江中上游河谷地带，汉水下游平原与中上游山地则基本上荒无人烟。
[1] V. Gordon Childe，“Archaeological Ages as Technological Stag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4 （1944），pp.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