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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诸节之研究，我们对于距今7000～4000年汉水流域的自然与人文地理面貌及其变迁情况，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的认识。
（1）距今7000年左右，汉水流域处于全新世最宜期，气候较之现今更为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可达18～19℃，年降雨量在1300毫米以上。因此之故，以及受海平面上升和新构造运动的影响，汉水下游江汉平原地区呈现河湖交错的地貌景观；中游谷地以及唐白河平原也常常发生洪水，部分河道有小幅度的摆动。正因为此，汉水中下游地区未见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育，只是在上游汉中—安康盆地与丹江上游地区发育成长了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
（2）距今7000年之后，汉水流域进入一个相对枯水期（只是相对于此前的洪水期而言），洪水的威胁减弱。在距今6500年左右，江汉平原北部的低丘岗地地区发育了边畈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距今6000～5800年时，有一个较严重的枯水期存在，江汉湖区的自然堤和小丘因而得以长期出露，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到达江汉平原的腹地。与此同时，仰韶文化在上游和中游的南阳盆地地区广泛传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对下游的大溪文化产生影响。边畈文化和大溪文化为稻作农业文明，仰韶文化则为旱作农业文明。大溪文化的住宅已极少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绝大多数为方形和长方形地面建筑；仰韶文化的人类住宅则独自走过了由半地穴式建筑而方形、长方形单室、双室与多室建筑，而长屋（排房）的演变历程。
（3）距今5800～5500年的第二洪水期，江汉平原腹地的大溪文化受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洪水迫使大溪文化的人群沿河谷向上游迁移，进入汉水中游南阳盆地地区；同时，由于在距今5600年左右，气温有所下降，汉水流域进入第二干冷期，促使仰韶文化进一步南下，从而促进了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在大溪文化为主体，吸收了大量仰韶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屈家岭文化（距今5500～4600年）。屈家岭文化存在发展的时期正是温暖期，汉水中游地区的降水量与气温都比现今要高，因而作为稻作文明的屈家岭文化得以向北扩展，并在南阳盆地一带取得了主导地位。其间，在距今5000～4800年的第三洪水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屈家岭文化的住宅也均为地面建筑，在其晚期则出现了城壕聚落。
（4）距今4700～4200年的降温，可能是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兴起的、同样为稻作农业文明的石家河文化向南退缩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后伴随着气温上升而来的洪水导致了汉水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衰落。目前所见石家河文化的住宅半地穴式与地面建筑并存，反映出人类居住形式演进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从考古学角度复原某一遗址的人口数量，主要是根据墓地所出的人骨数量，结合同期居址的数量和面积大小来推算的。目前汉水流域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尚无整体揭露者，且所发现的墓葬出土人骨也多保存不好，无法判明具体遗址的人口数量。因此，只能通过考察遗址面积的大小做大致推算，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聚落人口密度的确定。根据严文明对20000平方米的仰韶文化早期姜寨聚落人口的复原研究，有450～600人，即每1万平方米有225～300人，每人所占面积为33～44平方米；
如果根据西亚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几个农业聚落人口和遗址面积之比例关系的分析，每人所占面积在19～34平方米，也就是说，每1万平方米有294～526人；
较为广泛的人类学比较研究表明，史前聚落与人口之间关系的粗略统计数据为：聚落人口密度约为每1万平方米150人，个人平均生活空间约67平方米。
上述几个数据出入较大，且缺乏汉水流域史前聚落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无法确认哪个数据更接近汉水流域的历史真实，因此，无论采用哪一个数据进行推算，都是危险的，其结果可能距事实非常之远。
个别聚落之人口规模的推算既如此困难，要从总体上把握整个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人口数量和分布密度乃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而且迄今对于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还远不足以揭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全貌，已揭示的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也无法估计，即使确定一种聚落人口密度标准，我们仍然无法推算出全流域的大致人口总量。因此，我们目前只有通过现已发现的遗址的分布状况，形成对汉水流域居住人群之分布的大致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