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迄今为止，人类的食物主要来源于植物与动物，获取食物的方式则不外乎采集、渔猎、畜牧以及种植。吃什么、怎么吃以及怎样获取食物，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明发展史，并成为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之重要阶段的标志。同时，人类的食物构成及其获取方式，还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人类获取食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向自然界索取和斗争的过程，而畜牧与种植则无疑是对自然的改造。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获取食物的手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适应自然为主；农业的发明，标志着人类不再单纯地适应环境，而是开始打破旧有的生态平衡，依靠自身的能力开发资源，把人的主观因素加之于自然，从而使人类文化进步的速度明显加快。研究表明，原始农业的起源与环境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距今10000年前末次小冰期，由于气温普遍偏低，使原有的可供人类采集食用的植物资源种类明显减少，人类的食物来源匮乏，从而迫使人类的食物结构多样化并有驯化原始作物的需要，进而在适宜的地理环境中生长出农业文明。
人类的食物结构与种植作物、饲养动物以及野生动植物的种类有着密切关系，凡此又都受到所处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下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与种植农作物种类及可驯化动物是不同的，从而决定了人类食物结构、生计方式与经济组合方式的差异。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发现的可供食用的动植物遗存，直接反映了当时人类的食物结构。尽管受到不同区域考古发掘工作的不平衡、具体遗址发掘面积的大小、遗址保存条件好坏、发掘者是否有意识地注意收集发表动植物遗存的材料等诸方面因素的限制，但这些材料仍是我们探讨当时人类的食物结构并进而研究其生计方式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将汉水流域考古发掘所见的动植物遗存列表如下（表1-1）。
表1-1 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食物遗存
表1-1 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食物遗存-续表1
表1-1 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食物遗存-续表2
表1-1中时间最早的水稻遗存是在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年左右，但这并不一定是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之后的升温阶段，南岭以北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武夷山以北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即有稻谷遗存，并有人工栽培的迹象，其年代早到距今12000年左右；
全新世第一寒温期，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都发现有栽培稻谷遗存；
全新世第二高温期，长江中下游以至汉水上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相继出现栽培稻谷。依纬度变化，纬度低的稻谷遗存年代早，纬度愈高年代愈晚，表明种植水稻是由南向北传播的。与长江中游地区有直接关系的传播路线，是顺湘江而下，到洞庭湖平原与江汉平原，之后溯汉水而上，向北传播。
距今7000年左右位于汉水上游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址中就发现种植稻谷遗存，那么，汉水下中游地区种植水稻的年代必然更早一些。
综计表1-1，目前见于报道的在汉水流域发现的水稻遗存共有16处，其中上中游地区有7处，部分遗址与水稻共存的还有粟、橡子、果核等；下游地区共有9处，都是单纯的水稻遗存，未见有伴存植物。稻、粟的品种，据鉴定，稻当为大粒粳型栽培水稻品种；粟米与我国现代栽培的粟粒品种的米粒大小较为接近。
动物食物遗存以汉水中、上游和南阳盆地发现最多。淅川下王岗遗址一共发现31种动物（包括少数未鉴定属和种的动物在内），其中哺乳类26种，鱼类2种，爬行类2种，鸟类1种。哺乳动物骨骼数量明显多于鱼类和爬行类动物骨骼，说明狩猎经济所占的比重要大于渔捞经济所占的比重。其中狗是从狼驯养而来的，下王岗遗址中狗的骨骼和狼的差别已经很大，说明在此之前必然经过了长时期的饲养阶段。在每一文化层中都有家猪骨骼发现，其与野猪的差别十分明显，必然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饲养。
家畜饲养把人类生活提高到新的水平，标志着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增强；同时，家畜的饲养，又要以一定的农业发展基础为前提。汉水中、上游遗址中，依时间早晚顺序，动物种类和出土的骨骼数量逐渐减少，但家猪的数量却略有增多，
说明狩猎经济的萎缩和农业地位的加强，以及家畜饲养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汉水下游及其北缘丘陵岗地诸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种类与数量都明显少于汉水上中游，且哺乳动物又多为易于驯养的猪、狗、牛、羊等骨骼。尽管这些动物骨骼多未经鉴定，不能确认是否为家畜，但由该地区与汉水中游考古文化的关系，以及其地理环境和农业发展状况来看，这些动物有可能是家畜。在天门石家河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小动物，造型主要有鸡、狗、鱼、鸟、羊、猪、龟、象等，其中猪、狗、鸡等显然为家畜。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鱼骨不多，但螺、蚌壳明显多于汉水中上游的遗址。
生产工具的构成可以直接反映出生产方式状况，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从自然界获取食物的数量与质量。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形态，主要是根据其形式判断其功能，再据其功能分析其与具体生产活动的联系。但是，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工具从其形式上很难判定其功用，当时的工具也很少具有专门化分工，一种形式的工具可能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人类学和实验考古学材料，判明石斧、石锛可以用于砍伐树木，也便于携带防身或直接投掷击杀动物，但其主要功能是加工木、竹、骨质的生产与生活工具；石铲、石锄主要是用于翻地、除草、播种等农业生产活动；石质或蚌质的刀、镰，主要是作为收割工具用于收获农作物；石质或骨质的镞，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射杀鱼类，但其主要的功能应当是用于狩猎；石网坠的功用最为明确，即用于捕鱼。
据此，我们选择汉水流域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与种植农业、狩猎、捕鱼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生产工具——斧、锛、铲、锄、刀、镰、镞、网坠等，列成表1-2。
表1-2 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出土的重要生产工具
表1-2 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出土的重要生产工具-续表
由表1-2所列材料可以看出：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石斧、石锛等加工工具数量最多，各个地区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都有大量出土，在出土生产工具总数中所占比重较大，也因此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而翻土耕作工具铲和锄、收获工具刀和镰以及渔猎工具镞与网坠的数量和种类则在不同遗址和不同文化层中都有不同，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地区差异。
上游汉中、安康盆地以及丹江上游谷地的遗址出土的翻土工具石铲与石锄并存，而以石铲较多。石铲刃部较宽，直装柄，较适宜于稻作农业区的泥沼和沙质土的翻土；石锄刃部较窄，侧装柄，使用时上下挥动，较适宜于旱作农业区稍硬的土质。在西乡何家湾、红岩坝以及商县紫荆遗址中都发现不少骨铲，如果这些骨铲用作翻土，大抵也只能用于土质松软的水田。
由此似乎可以初步推定该地区为水旱兼作区。收获工具主要是石刀，少见石镰。不同遗址中镞与网坠的数量相差较大，可能与遗址所处的小地貌以及遗址的保存状况有关。
汉水中游（包括上中游接壤的郧县、均县谷地）地区，石铲与石锄同样并存，但不同遗址所出土的石铲、石锄数量相差很大：下王岗遗址基本未见石锄，而郧县青龙泉与大寺、均县朱家台遗址中石锄数量则远远超过石铲。
值得注意的是，据原发掘报告，在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遗存中，曾发现4件石耜；而镇平赵湾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则发现磨制石犁3件。如果原报告判断不误，则其生产工具已相当进步。
诸遗址所出土之收获工具中石刀与石镰并存，数量大致相当。狩猎工具石镞与骨镞各文化层都有大量出土，但在所处文化层出土生产工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略呈下降趋势。捕鱼工具网坠也相当普遍，数量相对于下游江汉平原地区似乎还要多一些。在下王岗等遗址中还发现有骨镖和鱼钩。
汉水下游地区遗址出土的翻土工具以石铲为主，未见石锄。收获工具主要为石刀，京山屈家岭、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等遗址也出土有石镰。狩猎工具石镞出土较少，到屈家岭三期以后，石镞数量有明显增加。捕鱼工具网坠的数量极少，特别是处于江汉平原腹地的监利柳关遗址、沔阳月洲湖遗址以及邻近的天门石河遗址群都未发现网坠，出乎人们的预料。但也并不能由此断定渔捞在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计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之适宜渔捞经济的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汉水流域不同地区考古文化遗址中出土之生产工具所反映的经济生活形态，与各区出土的食物遗存所反映的居民生活状况，是基本吻合的。由这两方面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将新石器时代的汉水流域分为两大经济类型区域。
包括江汉平原北部及其北缘的涢水、澴水中上游谷地。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和采集螺、蚌为辅。目前在这一地区尚未发现有可以确证的旱作遗存，但由枣阳雕龙碑等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受到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之较大影响来看，在随枣走廊与澴水上中游的大别山南麓一带可能会有旱作农业存在，特别是在相对干旱期。尽管如此，总的说来，由于汉水下游地区地势相对低平，水网密布，气候温暖，较适宜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因此稻作农业在各个文化发展阶段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旱作农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平原地区河流水势平缓，湖滨河边较利于螺蚌的生长繁殖，采集螺蚌遂成为当地人类传统的食物来源之一。同样的原因，估计捕鱼在当地居民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江汉平原腹心地带因为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不大可能狩猎；但在稍北的汉北地区，处于河谷中的聚落周围就是丘陵山地，狩猎经济必占相当的比重，随州西花园、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等遗址中都出土有数量不少的石镞和骨镞，就是证明。家畜饲养业出现的时间较早，但目前的发现还不足以判定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
包括汉中—安康盆地、南阳盆地、襄宜平原以及汉水中上游的其他小盆地及其支流谷地。在距今7000年左右、位于汉水上游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中发现的稻作遗存，表明汉水中上游地区很早就受到稻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考虑到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与渭水流域“前仰韶”遗存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水旱兼作——虽然这并没有有力的证据。丹江上游的老官台文化来自关中，无疑属于旱作农业文化。在仰韶文化一期，整个汉水中上游显然受到中原仰韶文化决定性的影响，以种粟的旱作农业为主。仰韶文化二期以后，稻作农业的地位逐步提高，但仍然是水、旱农业并举，即使是在屈家岭文化的最盛期，旱作农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而家畜饲养业的比重则在逐步提高。总之，汉水中上游地区地貌多样，既有地势低平的河谷平原，可以发展稻作农业；又有面积广大的丘陵岗地和山前坡地，宜于发展旱作农业。周围山林密布，存有大量野兽，便于狩猎；遗址多分布于水边，适于捕鱼。因此，食物来源丰富、多种经济类型并存是这一地区的鲜明特点。同时，这一地区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是气候变化的反应敏感地区，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稻作农业的兴衰与进退，并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不同文化类型的盛衰进退。具体言之，当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加时，来自汉水下游的稻作农业文化向中上游推进，旱作农业文化退缩；当降温期来临时，稻作文化退缩，旱作农业文化向南伸张。当然，文化的发展有其自然内在的规律，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到环境的制约，如仰韶文化一期曾控制整个南阳盆地，并给汉水下游地区以很大的影响，而其时正当高温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类型的进退乃给予经济形态的变动以很大的影响。换言之，仰韶文化以及后来龙山文化的进退，也就意味着旱作农业的进退；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进退，则意味着稻作农业的进退。但即使在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对汉水上游汉中—安康盆地以及丹江上游的影响也是较微弱的，这些地区主要是处于仰韶文化的控制之下，居于主导地位的可能一直是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大约只是因为地理环境比较适宜才占据一定的比重。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经济类型的区域差异，与我们今天所见汉水流域农业生产的区域特征在总体上有一种惊人的一致。虽然几千年来各地区的农作物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区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更绝非新石器时代所能相比，但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汉水下游地区为稻作区、中上游为水旱兼作区，这种地域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反过来说，现今汉水流域之农业经济类型的区域格局，早在几千年前即已基本奠定。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显然只能归于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决定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