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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汉水中下游的江汉平原、襄宜平原、唐白河平原及其周缘的丘陵岗地，以及上游与其支流的河谷地带。根据分布高程，这些遗址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平原埋藏型、自然岗地型和河谷阶地台地型。平原埋藏型，据目前所见，在汉水流域仅有监利柳关和福田大溪文化遗址。这两个遗址都是在新开挖的防洪排涝河河底发现的，被埋藏在深5.8～6.5米的河流相沉积物之下，低于现代长江水位13.5～15.3米。
由于此种河流埋藏型遗址很不易被发现，所以目前虽仅有两个遗址，但并不足以肯定这种现象实出于偶然。只是限于资料，我们还无以对这种类型的遗址做出分析。
分布于平原或丘陵自然岗地上的遗址在汉水中下游地区最为普遍。著名的石家河遗址群位于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山前丘陵接触地带，均分布在海拔32～45米不等的漫坡岗地，这类岗地被当地人称为“岭”。
位于汉水下游平原的汉川县汪台遗址（处于湖区之中的高台地上，台墩高出附近农田约5米）、甑山遗址、霍城遗址、乌龟山遗址，
汉阳县陈岭台遗址，
应城门板湾遗址、老虎台遗址
等都坐落在高度不等的台形高地上。位于襄宜平原的宜城曹家楼遗址，位于唐白河平原的下岗、凤凰山、八里岗、邓禹台、西高营等遗址也都为河旁岗地。
位于随枣走廊的随州西花园、庙台子与冷皮垭、点将台等遗址则大多坐落在丘陵岗地上。
这一类遗址距水源多为50～200米，也有稍远者，但最远也保持在1公里以内。遗址与周围地面的高差，一般在1～8米，偶有超过10米者，如钟祥六合遗址所在岗地即高出周围地面十多米。
造成此种高差之原因盖有两方面：一是当初人类选择的居住地即高出周围地面，二是由于人类生活废弃物的堆积。就目前的观察而言，遗址与周围地面的高差，平原地区比丘陵地区要小：平原岗地与周围地面的高差一般在1～5米，而丘陵岗地与周围地面的高差多在2～8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石器时代平原地区人类居住地与周围地面的高差也较小。由于汉水中下游平原地区在新构造运动中仍处于缓慢下降中，而河流泥沙的冲积、洪积作用在全新世平原地貌的塑造过程中实有重要地位，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汉水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地面起伏较现在要大得多，当时人类所选择居住的聚落位置与周围地面之间的高差要比现在高得多，只是由于在长期的冲积、洪积过程中，遗址周围地面接受了较多的沉积，而遗址上沉积较薄，甚至没有沉积，从而使遗址与周围地面的高差减小。
河谷阶地台地型遗址主要分布于汉水上中游河谷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大都集中在河谷的第一、二级阶地上。汉水上游汉中、安康地区的洋县土地庙、窖沟，城固江湾、周家坎、单家嘴，西乡水东、红岩坝、李家村、何家湾，勉县仓台堡、红庙，岚皋肖家坝，紫阳马家营与白马石等遗址，都分别位于汉水与其支流泾洋河、牧马河、湑水、灙水、褒河、岚河等河流的第一或第二阶地上，高出河床2米到30多米乃至80米不等。如何家湾遗址位于西乡小盆地东部边缘，在泾洋河右岸二级阶地上，高出现河床10米左右。李家村遗址位于牧马河南岸第一台地，高出河床2～3米。岚皋肖家坝遗址位于岚河右岸一级阶地上，高出现河床2～4米。洋县土地庙遗址地处汉水左岸一级阶地，高出现河床5米左右。阮家坝遗址与马家营遗址均位于汉江左岸一级阶地，高出汉江河床10米左右。
安康以下至湖北丹江口段汉水汇纳堵河、曾河、丹江等河流，这些河流与汉水交汇处，往往形成宽谷与盆地。堵河、丹江等支流也多容纳支流，其与干流汇合处也常形成宽谷或小盆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都分布在这些宽谷和盆地内。如均县朱家台遗址位于原均县城（已淹没于丹江口水库中）南的一块高地上，东临汉水与曾河交汇处之冲积地带，高出周围地面3～6米；郧县大寺遗址位于汉水与埝河汇流的三角地带。淅川下王岗、黄楝树等遗址都处于丹江下游冲积平原的台地上。
这些遗址的分布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位于河谷两岸的二级阶地或山麓缓坡上，多是背山面水。其中有的河流距山较远，阶地平坦而开阔；有的河流靠近山麓，形成较窄的山麓缓坡地带。如郧县庹家洲遗址位于汉水南岸向北突出的二级阶地上，现常年水位高差约11米。
第二类遗址位于残留阶地面的土墩上，一般高出周围地面4～7米，多靠近河流。如莫家岗遗址位于犟河南岸高出河面6～7米的土墩上。第三类遗址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中间形成较开阔的盆地。如大沟港、尖滩坪遗址位于汉水南岸，为一群山环抱的狭长盆地；
陕西山阳县南宽坪遗址位于金钱河北岸二级阶地上，四周大山环抱，金钱河由西向东流过，形成冲积小平原。
无论是平原或丘陵岗地型遗址还是河谷阶地型遗址，都距离水源很近，又都与水面有一定的高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但又迫于洪水灾害，不得不选择距水源近又稍高的岗地或阶地居住；另一方面是因为河流的网状水系和上下贯通的河谷地带，为聚落间的频繁接触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朱诚、于世永等分析了长江三峡与江汉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文化期遗址的距离河面的平均高度，发现这一地区文化遗址的离河高度在波动中上升，在距今8000～2000年共有五次显著波动；同时，从沉积学的角度看，本区许多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之间普遍夹有厚度不等的淤沙、淤土层，而有些遗址某期文化层直接消失，或被淤泥、淤沙所掩埋，这些自然淤积层均为洪水期高水位时的河流或湖泊悬移质沉积，由此可以断定在距今8000～2000年地层记录的大规模洪水有五期，主要出现在各期文化演替的过渡阶段：（1）城背溪文化末大溪文化初（距今7000～6000年）；（2）大溪文化末屈家岭文化初（距今5500～5000年）；（3）屈家岭文化末石家河文化初（距今4700～4500年）；（4）石家河文化末商周初（距今4000～3500年）；（5）商周末（距今2500～2000年）。对各期文化遗址数量的统计分析发现，本区在距今8000～2000年共有五次文化发展低潮，且每一文化低潮往往出现在气温的冷暖转换期，而文化发展高潮则对应于温暖期。
王红星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洪水遗迹或防洪设施的分析，结合当时气候变化周期，证实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确曾有过四次较大的洪水期：第一次为彭头山文化晚期，为距今7500～7000年；第二次为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三期阶段，为距今5800～5500年；第三次为屈家岭类型三期阶段，为距今5000～4800年；第四次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后段到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距今4100～3800年。洪水期期间，在靠近河湖且地势较低的小地貌范围内，形成若干小片水域，并使原有湖群有较大的扩张。
两者对洪水发生之时间段的界定略有不同，主要是由于对考古文化发展阶段的具体时间认识不同所致，考虑到王红星对有关考古材料的把握更为全面准确，本章基本采用王氏对洪水期的界定。
以上研究以及本章第一节关于环境变迁的探讨，为我们分析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特别是汉水下、中游地区的文化演进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注意到，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第一个洪水期，汉水流域只是在上游汉中—安康盆地和丹江上中游地区孕育成长了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而在广大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则未见有同期的新石器文化。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由此可以推测，可能是洪水的原因，使这些地区不适合早期人类的居住和文明的成长，并阻碍了位于其南方与西北方的彭头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向这一地区的传播。在第一次洪水期之后成长起来的边畈文化（距今6500～6000年）主要分布于汉水下游与涢水、滠水之间的丘陵与河谷岗地地带，海拔高程多在35～60米，与周围地面的高差为2～6米；同期的仰韶文化一期主要分布于南阳盆地的岗丘、丹江下游及汉水中、上游的宽谷台地上，海拔高程多在70～180米，与周围地面高差为3～10米。这反映出即使在第一、二次洪水期的间歇期，汉水中下游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降水量也还比较大，从而使沿江湖平原地带仍常受到洪水的威胁而不适于人类居住，只是洪水的频度与规模较之洪水期要小而已。而此时仍处于全新世气候最宜期，这至少说明所谓“最宜期”的气候对于地势低洼的平原地区并不是“最宜”的。然而，在第二次洪水期之前的距今6000～5800年，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到达江汉平原腹地的监利福田、柳关一带，并分布于今汉水河道右岸荆门沙洋附近的低洼地区，显示在下一个洪水期到来之前，有一个较严重的枯水期的存在。
当第二次洪水期时，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退出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未发现关庙山类型三期文化遗存），沿长江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往西到达巫山大溪，往东到达鄂东巴水、沮水之间，其遗址的海拔高度多在35～80米，高差在2.5～5米；分布于汉东丘陵地带的油子岭类型也并未向南扩张，而是往北扩展，影响所及达南阳盆地及丹江口水库以北；大约同期的仰韶文化二期（距今6000～5500年）后段，部分遗址分布有沿水系往上游迁徙的趋势，如郧县庹家洲遗址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上，与常年水位高差达11米。
这说明洪水不仅给江汉平原地区的人类生存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对汉水中游平原与河谷地带的居民生存也带来巨大影响。
关庙山类型四期（距今5500～5200年）到屈家岭文化一、二期（距今5500～5000年）阶段，遗址数量较之此前有了明显增多，其分布范围也逐渐向南延伸，不仅深入到江汉平原腹地，还渡过长江，到达今洞庭湖区；与此同时，仰韶文化也顺着河流往海拔较低的地区迁移，向南到达宜城平原及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河谷地带，有的遗址海拔高程只有50余米。
但到屈家岭文化三期阶段（距今5000～4800年），也就是第三次洪水期，汉水下游及其以南的长江中游两岸与洞庭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数量锐减，整个两湖平原腹地目前只发现三处此期的遗址。
与此相反，西至西陵峡，北到汉水中上游接壤的丹江口水库附近地带等海拔较高的地区，此期的遗址数量却有明显增加，初步统计有近百处，并在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地区逐渐压倒了原有的仰韶文化。
屈家岭文化晚期（距今4800～4600年）是汉水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最繁荣的阶段，遗址数量激增，不仅在汉水中游地区彻底取代了仰韶文化，而且进一步向北发展，到达豫西伏牛山及淮水上游以南一线，影响所及到了郑州一带。
海拔27～200米的不同地貌区，都有此期遗址分布。以稻作为主的屈家岭文化的北进反映出当时气候的温暖和降雨量的增加。但是，江汉平原与鄂东地区的此期文化在距今4700年左右结束，而鄂北与豫西南地区的此期文化则结束于距今4600年左右，大约晚了100年；结合朱诚、于世永等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的地层资料，但我们仍可以推测在距今4700年左右存在一个较为短暂的洪水期。
继屈家岭文化而起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距今4700～4200年）的分布，较之屈家岭文化向南退缩，基本退出南阳盆地，其北界大致以汉水中游为限，同时向鄂东扩张，这正与距今4700～4200年的降温期相对应，反映出在降温期降雨量也在减少，稻作文明的分布区域也随之发生退却。而从距今4200年起，本区又进入温暖期，并同时开始了一个持续大约200年甚至更长的洪水期。
海拔高程23.2米的沔阳月洲湖遗址，南邻东荆河，且滨故月洲湖，其中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际的文化层之上，叠压有0.4～1.2米的淤积土，从地层上证实了这一洪水期的存在。
正因为此，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址数量明显减少，其分布规律是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基础上，沿着所在水系往上游迁徙，海拔高程较前期为高，郧县三房包子遗址的海拔高达400米以上。
其后，约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阶段，整个江汉平原不见人类居址；直到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早商阶段，才出现所谓的荆南寺类型文化。
综上可知，汉水流域特别是下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进，与环境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降雨量的增减。我们注意到，前述的几次洪水期主要发生在温暖期，也就是说，降雨量的增加与气温升高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也有例外，距今4700年左右的时间较短的洪水期就发生在温暖期向降温期转换的阶段。而其他几次洪水虽然主要发生于温暖期，但具体地说，又大都处于由降温向升温的转换期。看来冷暖转换期是洪水频发期，而气温与降水同时发生变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影响较为深刻。每当洪水期来临，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们往往放弃家园，向海拔较高的地区迁徙，即使其居址与周围地面高差较大并无被淹没之虞的人们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本地区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稻作农业，离不开河流或湖泊，一旦洪水来临，即使居址较高而不被淹没，主要食物来源的稻作农业区也难以幸免。偶尔的一次洪水袭击，人类或许能以采集和渔猎渡过难关；如果遇上连年洪水，则往海拔较高地区迁徙就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而在洪水期过后的相对枯水期（由上文所及监利柳关、福田遗址直接位于海拔高程较低的自然堤上等史实看，当时确实存在枯水期），同样由于稻作农业特性的要求，人们又从海拔较高的丘陵山岗地带向平原地区迁徙。这些迁徙活动一般是沿着汉水及其支流河谷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洪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制约着汉水下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