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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先生驾鹤西去。消息传来，人在旅途的我熄了灯，静静地坐在一片夜色般的静哀当中……按照中国计算年龄的方法，他99岁。九九归一，功德圆满，可以撒手人寰了。像是游仙的鹤一样，闲适悠然地飞去，渐渐变作一团白影，然后是一个白点，融入远山的白云，归于杳然，好安静！
钱先生一生所追求的似乎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存调值，闲云野鹤般地存在，自然，悠然，不愿打扰谁，也不想被打扰，看尽风景而见怪不惊，历尽风雨而无阴无晴，很少见到他声色俱厉地控诉什么，尽管遭受厄运的他有资格！也很少见到他语气痛切地阐释过什么，尽管他的文艺观点因为直指人心、挥斥时弊而显得格外凝重！校园里，他总是笑模笑样地面对人群；生活中，总是温文尔雅地回馈社会，对于社会心理暗流涌动、趋之若鹜的那些所谓名垂青史的机会，那些似乎可以荣耀一时的利好，他保持着距离，侧身信步，飘然而过，那些蝇营狗苟的嘈杂，那种人头攒动的焦躁，都似乎与他无关。好淡泊！
有人说钱先生是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在笔者看来不是，钱先生不是那种青眼白眼、断弦摔琴的出世感觉的名士，而是一个真性情、真淡泊、真有精神洁癖的真君子。他不装、不演、不咄咄逼人，而自敛、自守、自谦，常常在微笑的缄默当中坚守自己的内心尺度与价值判断，他的确文质彬彬、从容不迫，他的确温、良、恭、俭、让。
这些，是33年前笔者在教育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培养高校师资力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学习时近距离观察钱先生所留下的印象。当时钱谷融、徐中玉、王西彦、许杰四位先生是我们这个班的主持教授，因此来授课的教师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的名宿新秀的一时之选。钱谷融先生也上课，也就是这样的课堂上，让笔者体察了钱先生的人格温度。
不错，他是一位对功名利禄无所求，也对利害得失不关心的真正的淡泊者，但是，他的淡泊不是淡漠，他还有一士谔谔的时候。记得在一次课上，应该是他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归来时，作为代表，他向我们传递了会议的信息和文艺界的动态。文艺界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有热烈的讨论和冷静的看法，钱先生当然也语速较快、语调稍高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强调的是文艺创作要写丰富多彩的人，要写真实深刻的人生，而不是把文学创作当成思想教育材料和政治符号。显然，这是新形势下“文学是人学”的再次表述。
作为文学教授，钱先生没有淡泊到什么都与世无争的境地。他放弃了功名利禄的累赘，就有了坚守文化价值与美学内涵的底气，就有了一个批评家的本真、纯真和率真。他忠于内心选择，他恪守美学规律，他拒绝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交出去，他是一位真正有温度的淡泊者。
钱先生的“温度”来自对“人学”的醉心与对“人性”的体察，但是他的高度，却来自一定的理论氛围下言人之所未言的勇气和建树。他广为人知的文艺理论贡献，是在庸俗社会学理论完全遮蔽了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情况下，他勇敢地喊出来的响亮口号——“文学是人学”！《论“文学是人学”》发表时代的具体环境和理论气象已经不被今天文艺青年们了解了，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天经地义的命题。但是，这个今天已经成为文艺界随口引用、信手拈来的概念，在钱先生用心梳理和论证的这一文艺理论命题的时代，实际上却是一个无人去想，或者有人想了也不会去碰的话题禁区。不短的时间里，文艺创作走向偏颇，使得政策性、宣传性、观念性需求取代了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表现核心——人。文艺作品的人物描写塑造变成了意识形态概念和阶级斗争符号，尽管理论舆论争论的是“阶级论”“人性论”的问题，但实际上阶级斗争需要、形势任务诉求与政策宣传、观念形态推广等诸多内容都几乎无须论证地取代了“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核心地位，而边缘化、皮相化为上述社会学要求的附庸。钱先生论证“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就是想力挽狂澜地从理论上说清楚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没有人去触碰、去说明的常识问题，他成了指出“皇帝新衣”实际情况的无邪儿童，他也因此受到冲击，虚耗了人生最宝贵的大好时光。
但是，在“人学”命题下，根脉上探讨的是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指向上观察的是庸俗社会学干扰文艺创作的文化发展问题，对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潮、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都有意义，是对文艺问题充满了学术勇气的，具有敏感性、尖锐性、现实性，最终是基础性含义的追问。有了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思考，钱先生就站在了文艺理论的一个制高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钱先生被历史推到了人生的风口浪尖上，那就当然是：登高望远，景色尽收眼底；运笔为文，华章享誉文坛。
钱谷融先生不轻易动笔写作，也许，自称懒人，是他不肯想到一点就写的一种托词或谦辞。实际上，读钱先生的论著，总是觉得他对研究对象体察很细、体验很深入的时候才会动笔。可以相信，他研读文艺作品时十分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内心体验。以曹禺先生笔下的人物形象研究为例。无论《雷雨》还是《日出》，钱先生的分析，往往有发人之未见的文字，这绝不仅仅是来自钱先生文笔的优美，更重要的是来自钱先生对戏剧人物形象的内心体验，对人性的分析。其分析的精准，其实来自体验的深度。对剧作家创作心态的体验，对戏剧人物规定情境、心理动机、行动选择的体验。譬如对周朴园的内心分析、对陈白露的形象定位，都从人物的“这一个”、形象的独特性出发，谈出新意，论出角度，走出一般，这就十分了不起了。“这一个”不是简单说说，而是走出了“阶级论”对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定性分析，既然不以“阶级”划分人物类型和思想情感特征，就可以从“人”“人性”的可能去进入人物的内心，去研究表现的可能了，这就有了“人”的研究视觉。如果说，《论“文学是人学”》是钱先生的文学美学的理想表述，那么，钱先生研究文艺作品时所秉持的态度和所依赖的尺度，就是“人学深度和人性丰富性”了。这在钱先生不算很多却十分精致、精巧、精妙、精当的那些文字中获得了体现，那些充满了人性芬芳的分析文字，让一名理论家变为批评家时的形象，突然具体、生动和丰满了起来。
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的超荷要求带来的是文艺自身魅力的丧失，中国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相当长时期就在解决这个痼疾。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在局部的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中并未根除其影响。如此看来，钱先生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指导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研究文艺作品时避免浅泛，他强调的命题，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也是大有深意的。
可以说，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系列文章，《曹禺戏剧语言的艺术成就》，为曹禺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路径，那就是对曹禺戏剧艺术魅力的探查。除了人物形象的生动丰满、人性深度的深刻无限之外，钱先生对曹禺先生剧作久演不衰魅力的研究，关注到了人物个性化尤其是语言动作性的层面。因为人物关系的特殊，规定情境中那种日常语言表层静如秋水，深层却暗流涌动。那种不动声色的皮里春秋，那种平静生活的危机四伏，那种关系紧张的千钧一发，都统统体现在剧作家推敲设计、精妙构思的语言艺术之中。后来研究者如我这样的人，一边读一边觉得眼前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顺着钱先生铺设的台阶，我能够豁然开朗地意识到，曹禺作为中国话剧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还不仅仅是因为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情节结构这一类一般研究者都会轻车熟路找到的观测点可以观察到的内容，还因为剧本文学的语言艺术的成熟，是属于剧作家本人的成熟和属于戏剧剧种语言的成熟。作为以台词艺术为人物塑造、传情达意、叙述所扮演故事主要手段的话剧，“语言艺术”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依我之见，钱先生之前，没有人如此系统地体察过曹禺戏剧艺术的语言魅力，他真是曹禺先生的知音。作为理论家批评者，成为艺术家实践世界创造天地的知音，多么重要啊！
这就是有精度的研究者与众不同之所在，这就是一名研究者面对文艺作品应该有的精度研究。这种精度的获得，是钱先生作为一名学习者、体察者的获得，绝不是那种自视甚高、指手画脚的理论家可以获得的。阅读钱先生的文字时我似乎能感受到他与剧作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似乎能听到钱先生在研读曹禺剧本时诵读台词的声音。没有用心研读用情体察，藏在那些台词后面的那些起承转合、剑拔弩张、一语双关、敲山震虎，如何省得！所以，钱先生在具有感性体察和具有精度研究的基础上，有理有据，鞭辟入里，娓娓道来，往往是研究对象批评对象的情感共振者、心灵相通者和美感共享者。体会美、发掘美、欣赏美、介绍美成为研究者批评家的责任。这在故作惊人之语的“辣评”成为时尚，以惊悚猛料、损友挖苦的“毒舌”为时髦的今天，钱先生的研究态度、批评心态，是可以启发我们做时代性整体性反思的。
钱先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写作，文风上有一种质朴的力度。
钱先生追求真善美的人生、人性、人格，以此为立足点去判断那些缺少美好人性、理想人格建设性的文艺作品，坚持率性地说话，率真地表达。他从来不掉书袋，从来不装腔作势，从来不食古不化，更不食洋不化，而是朴实平和地谈感受，通俗易懂地讲道理，绝不过度引经据典地去寻找“帮腔”“佐证”，他坚持说自己的话，表自己的情，忠于自己的感受，坚持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境界。这是钱先生理论与批评写作十分显著的一个特点。
钱先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更有一层内在力度，笔者觉得，这种力度来自钱先生对文本细读的文学感悟力，来自钱先生分析人物所显现出的无限人性丰富内容给人的启悟力，来自钱先生精美流畅的语言表达力。这些“力”的结构，成为钱先生的理论与批评传达给读者的内在力度。这里，特别想说说钱先生的语言表达力，这是我十分羡慕而且景仰的。他的文字不枯不燥，温润如玉；他的行文不涩不滞，流畅如水。关键在于，写作对于钱先生来说完全是心手相应的自然流露。尤其精彩的是，钱先生的理论与批评写作完全是一副以诗论诗、以文学论文学的派头，许多时候是精妙的比喻、诗意的抒写、文学的描述……不盛气凌人而生动感人，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又余香满口。把理论附着于感性形象，让批评文字洋溢着诗性的抒情与诗性的意境，在中国现当代的理论与批评家中，只有少数人具有这种能力，如闻一多、李健吾、傅雷、李泽厚、余秋雨……用诗性融通理论与批评，这要多灵动的智慧！而钱先生却把它做到了极其精彩的地步。
在华东师范大学走近钱谷融先生的岁月，耳闻钱先生招考研究生的题目，十分随意，给考生留足自由发挥的空间，倡导的是一种自由的学风、自由成长的氛围。出考题，会有“我的人生理想”一类主观色彩极浓的题目。批改考生作文，一定亲自动手，格外注意考生表述的文笔，从中判断考生的心灵自由度和情思灵动性。不难发现，优美的文笔和灵动的表述，常常是钱门弟子的研究生们的群体性特征。
读着那些充满了诗意想象与诗性芬芳的文字，笔者常常会想，如果想要当一名受人喜爱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应该向钱先生学习。因为，从各个方面看，钱先生给我们树立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应该倡导的那种真正批评家的风范！
（刊《中国文化报》2017年10月9日第3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