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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国家为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无论是在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在多民族国家，都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只是，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高度重叠，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保持了相对高的一致性。然而，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韩国、朝鲜、日本等，它们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说其国内的民族成分相对比较单一，并非绝对地仅由某一个民族单独构成。
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个民族的混合体，民族边界并不与国家边界完全重合，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忠诚于本民族还是忠诚于国家的困惑，使得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和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通过切实有力的措施确保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尤其是要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做到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努力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以保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人的独特性在于其社会属性。质言之，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属于群体中的一员，而民族是重要的群体之一，处于一定民族群体中的人具有特定的民族身份。所以，“民族”这个屡见不鲜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当我们试图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确定的“民族”下定义时，却并非易事。
民族是人类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然而对于“民族”的定义，自古就见仁见智。古希腊《荷马史诗》中最早出现了“民族”这个词，在《伊利亚特》的第一节就有“山居民族”“整体民族”等说法，但作者并未有进一步的阐述。希罗多德在其代表性著作《历史》一书中，也多次明确使用了“民族”这一概念。
近代以来，“民族”一词的使用非常广泛，在各种著述中频繁出现，研究也更加深入，中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如意大利学者马奇认为，“民族是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及生命和社会意识共同一致的人类的自然社会”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是一种社会运动。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强调民族的政治功效。吉登斯则认为“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
。而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其实只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霍布斯鲍姆也断言：“‘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
与之相呼应，盖尔纳也认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
由此可见，“民族”的含义日益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国家紧密相连，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民族”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使“民族”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内涵。对此，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把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民族”一词的理解，在西方经历了从生物学、人种学意义到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演变过程，最终逐渐偏离了它的原意，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意义，逐渐演化成与“国家”密切相关的词语，甚至通常被直接用以表示“国家”。
中国古籍中，“民”和“族”是分开的，二者的合而为一离不开梁启超的努力，此后，汉语“民族”才逐渐被赋予现代的意义，但依然留存了中华民族原本就有的集体历史记忆，并得到新的形塑。20世纪初，梁启超把瑞士著名政治家布伦其里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民族”一词便普遍起来，其中影响较广泛的是孙中山关于造成“民族”的五个自然力的界定，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们才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此后，中国对民族及其概念的认识，明显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具体指出了构成民族的五个核心要素，认为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对民族的界定，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中国关于民族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这一定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综合古今中外的研究可以看到，民族是一个多维、多层的、复杂的人类共同体形式，具有文化和政治两种属性。由于民族的复杂性，难以用简短的文字完整提炼和概括，因此目前仍未形成一个权威的、公认的、唯一的定义。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民族”是历史的范畴，并日益彰显出其在政治学上的意义，与“国家主权”不可分离。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实践的探索，可以预见和相信的是，人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将日益深入和完善。一般而言，英文中的nation、ethnic group、people、race、tribe等可以用来表述民族的不同内涵。其中，“nation”强调的是民族的政治意义，指的是建立了自己国家、拥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因此，“nation”与国家主权和领土等相联系。“ethnic group”则侧重民族的文化属性，是在国家范围内的、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心理基础等的特定群体，对此，也有学者将其界定为文化民族或族群。
可见，不同的研究视角下，民族的具体内涵也是各不相同的。本书是对“价值观维度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探讨的是“ethnic group”意义上的民族。
一方面，民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国家的发展不能不考虑民族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民族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地理位置上，离开国家的民族或其成员都将难以独立生存。现实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较为复杂，两者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而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容不同的民族。
对此，宁骚梳理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三种模式：一个民族只分布在一个国家、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多民族共存于同一国家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当今全球有人口不等的3000多个民族，这些大大小小的民族分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国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即在同一个国家内生存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族，其中人口数量或者规模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民族通常被称为“主体民族”，其他的民族则被称为“少数民族”。
由于不同的民族在其历史起源、风俗文化、思维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民族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区别，由此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民族关系，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尽管多个民族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民族矛盾，但民族问题若解决得不好将会引起民族冲突，而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主要诱因之一。因此，民族差异和民族问题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所必然要面对的。
在单一民族国家，国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的公民身份合二为一，国家的领土边界与民族成员的生活范围高度重合，这样几乎不存在民族与国家的冲突，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民族与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差距与不一致，由此带来民族与国家共生与竞争的复杂关系。
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言，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是吻合的，对民族的认同与忠诚也就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而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问题最主要的体现为国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核心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其中，国内各具体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不仅表现在地域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更体现于国家的政治建构及具体制度机制上。对此，吉登斯有过经典的论述：“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民族才得以存在在此。”
民族与国家相依相伴，因此，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具有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历史与现实已表明：民族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彼此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一如盖尔纳所言，“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现才行，而且它们的出现是独立的和偶然的”
。由此可见，民族与国家的产生并非同步，也各有其特殊的规律，但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独立、互不相干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多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普遍的国家形式，民族与国家紧密相连：民族存在于国家之中，国家以民族为基础。并且，随着“主权”概念的确定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主权已成为一国最重要的属性，也为国内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屋顶”，而民族的存在构成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部分。
当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未遮盖或掩饰彼此间的差异。在韦伯看来，“民族（nation）代表着文化，国家（state）代表着政治”
[1]
，两者是独立的实体单位，有学者甚至指出，“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较之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更为重要”
，由此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又是认识和解决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首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民族要以对自身的认同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民族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又需要在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中得到体现”
。
因此，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调适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确保两种认同保持在一个有序、可控的序列上，实现将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上升、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质言之，在多民族国家，既有人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同，也有对国家的认同，两者处于不断的交叠与互动之中，彼此的一致或冲突影响到民族关系以及国家秩序。对此，宁骚提出，构成民族国家本质内容的是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同质性，而非民族结构，所以要强调各民族对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认同。
由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较为复杂，相应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因为，认同的内容和类型都很丰富，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但并不意味着不同层次的认同就一定会导致矛盾与冲突，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一般而言，人总是属于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这就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于人的观念中，构成人的多重认同中的重要部分，处于现代政治格局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认同层面。
简而言之，民族认同偏向于文化上的认同，是特定民族的成员保持自身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性格气质、语言等民族特性而固有的心理素质；而国家认同则呈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强调的是全体国民对国家制度、行政体制、执政方式、政治合法性等方面的政治忠诚。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共性是鲜明的，其差异也很明显。但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国家认同以国家为基础，是对拥有国民身份的自豪感以及愿意为国家兴盛而奉献的责任感，而民族认同则以民族为基础，是对本民族的眷恋、归属以及忠诚。事实上，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同存在于人的心理和观念意识中，也是多重认同体系的重要组成，两者并非水火不容。质言之，民族成员对自身所属民族身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认同的必然排斥甚至取而代之。同样的道理，国家认同也不是要以淡化乃至消弭民族认同为前提，相反，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正确的引导也能转化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一致，是整合社会资源的纽带，为推动国家统一发展凝聚力量。但在多民族国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既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力量，这取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博弈。所以，任何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需要面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诚如周平教授所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以问题的形式被凸显出来的。”
如果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上解决得不好，不能保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性，或者民族认同超越并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必将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更何谈国家的完整、稳定与发展？
因此，对于非单一民族的国家而言，由于其成员同时兼具着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并且与生俱来的、天然地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相比之下，其国民身份和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化，更多地是通过实际举措的现实建构来实现的，两者不同的发生机制使彼此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尤其是当民族与国家出现利益不一致时，这种冲突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必须面对和有效解决的是国内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良好地实现二者的有效整合。
对此，周平教授认为，认同整合就是要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关系问题，关键是要“避免出现以民族认同对抗国家认同甚至否定国家认同的情况，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社会心理氛围”
。概而言之，民族是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而民族与国家之间既有共生关系，也有竞争与冲突，问题的核心在于共存于人的意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何者更为首要？尤其是在彼此出现冲突的时候，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对任何一个由多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是其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政治话题。
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如何确保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性，这是任何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任何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诸多政治挑战，而能够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问题，不仅关系到支撑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内部团结和凝聚的问题，甚至也关系到其政权的合法性及国家安全的有效保障。因此，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整合实际上是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和现实意义的。
政治合法性并非法律概念，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术语，指人们对政治共同体、政权、执政者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反映的是某个政权及其政治行为获得全体成员的认可、接受、信任和忠诚状况。简言之，政治合法性就是执政者执政的正当性、正统性问题，是维持政治统治有效性和持续性的重要方面，也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正如韦伯所言：“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护对它的合法性信仰。”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的执政党若想赢得其全体成员坚定不移的忠诚与有力支持，必然会致力于从多角度论证和宣传其政治合法性，尤其注重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论证其权力结构的合法性，以最大限度凝聚民众力量，增进广大社会成员对其执政纲领、政策理念的认同。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和巩固必然面临着如何将多个民族群体整合进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增强民族与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实际上，在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实践过程中，这样的挑战是普遍存在的。生活在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些民族群体如果对既有的政治体系不满，在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之下，就可能萌生出脱离既有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或者重建自己民族群体的国家体系的念想，有的甚至会付诸实践，成为一种民族分裂运动，挑战现有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合法性。
20世纪80年代，一些民族分裂、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有的直接导致了既有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解体，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时至今日，某些激烈的民族主义还与地方势力结合起来，成为挑战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破坏力量。
因此，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建构和不断巩固多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也就必须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认同整合，就能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重要的心理基础。原因有二。
一方面，有效的认同整合能够化解狭隘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的危机，保障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可以兼容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可是当民族群体认定自己的价值和利益不能在现有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获得保障或者基本实现时，其价值或利益诉求就可能会从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如果既有的国家体系没有这样的渠道，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些民族群体压抑其自身价值实现或利益维护的负面性力量时，民族认同就可能对既有国家认同产生排斥性，从而可能引发激烈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如果多民族国家能够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民族认同能够维持在国家认同的可控范围内，不至于产生排斥性，那么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另一方面，有效的认同整合也可以成为增进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积极力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和提升需要强而有力的国家凝聚力。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凝聚力必然建立在生活在其政治共同体下的多个民族对国家的强烈认同的基础上。有效的认同整合能促进各个民族群体为了实现更为广泛的国家利益，宁愿舍弃自己的甚至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从而实现从狭隘的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转向更为广泛的国家认同。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会激发各民族的热情，不仅会促使各个民族为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团结奋斗，而且会增加政治参与的热情，促进政治体系内部的精诚合作，从而成为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巩固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不断提升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源自美国，本质上是指捍卫国家利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有何差异，都无一例外地将国家安全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因为这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并且，在如今复杂多变而又相互交织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安全问题尤为凸显。因为，当今世界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彼此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深化，维护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战略前提。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主要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界定，但随着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发展以及网络等因素的多重作用，单纯的武力威慑已经不能很好地保障国家的综合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因此，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也是多层面的，按照大的方面的划分，一般而言，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主要有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而外部挑战既有传统的安全问题（如战争等），也有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如文化等）。就内部挑战而言，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等。显然，能否有效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
诚然，民族认同并非国家认同的障碍，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民族认同。但历史经验已反映出，极端的民族认同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的盛行不利于国家安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目标和愿望，也是巩固国家存在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等政策的偏向，使国内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不断加强，在维护本民族共同利益的目标下，民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甚至阻碍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进程。对此，相关学者认为，现代化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是各种传统的、宗教的、族群的认同被对世俗的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所取代，从而实现国家整合。
对于认同整合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延续了其文明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其重要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美国民族内部已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与外来移民所带来的威胁，严重挑战着美国的国家特性，若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难以避免会出现分化甚至分裂的危险，最终将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沉重打击。亨廷顿的观点和论述是令人深思的，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积极思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保障上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丹尼尔·贝尔也发人深省地指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
这是个值得各国深入思考的严肃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日益频繁，政治多极化、经济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十分明显，地域的差异也逐渐得到理解和尊重。开放的环境也带来了各种参差不齐的思潮，由于民族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若加上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和煽动，就极有可能出现民族对抗国家的危险，对国家认同及国家安全问题带来巨大威胁，南斯拉夫的分裂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些国家的历史事实都生动地表明了，在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民族与国家关系是否和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能否有效整合，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存亡。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演进过程中，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形成了国家统一的格局，尽管此后也有民族建立了分裂或割据的政权，但这些民族并未把自己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不断加强彼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体现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说明其内部必然有一种极强的整合力。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中华民族’一词由我国古已有之的‘中华’一词与近代由西方传入的‘民族’一词结合而成”
，梁启超则是提出这一概念的先驱。中国是由56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历经分分合合，但总体趋于稳定，并且在交流与融合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中国而言，民族间的融合与冲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因为，中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内56个民族各有历史渊源和民族特性，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坚固的整体。而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进一步增强，既离不开统一的经济生活作为基础，也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予以保障，更需要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高度认同，这就直接涉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深层次问题。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国家由民族所构成，民族是国家的重要单位，因此，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民族间关系的和谐、民族与国家的互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构成了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当今时代，要把有着56个民族、近14亿人口的国家统一成一个稳定的整体，更要通过适当的途径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合力。民族凝聚力是全体民族成员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并推动中华民族稳步向前的强劲力量。马克思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
，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目标就是要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民族问题的解决方面，最重要的是协调好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历史地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虽然没有汉族人口多，但居住面积很大，而且“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说明了各民族只有在国家统一中合作互助才能共同发展。
对此，中国理论界与实践领域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内容离不开国内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而言，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团结一心。如王希恩教授所言，“共同的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共为一体的精神保证和国家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这就深刻揭示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既是国家稳定的基本要素，也是构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国家的整合程度。所以，民族凝聚力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向心力和团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国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如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也给中国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提升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