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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价值观维度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具体的研究思路为：首先，以价值观建设和认同整合的相关概念为出发点，从理论上阐述以价值观建设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必要性和内在逻辑；其次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所面临的特殊境遇和现实挑战，并结合美国、新加坡这两个典型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的成功经验，以这两个国家的事实说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需要特别注意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最后，积极探讨以价值观建设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深层次上整合的路径。
本书主要是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视角，并借鉴了这些学科的相关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范式上注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本书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对于学术研究，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文献研究法都极为重要，本书也离不开对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具体言之，中国学界及国外一些学者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价值观建设等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是笔者开展深入研究的资料和学术基础。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遵循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通过对中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广泛搜集与整理，将散见于不同文献中的观点进行分析、总结和归纳，构成本书重要的理论支撑。
历史研究法。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的，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更新，只有深度的历史感，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因此，以价值观建设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研究，不能缺乏一种历史的视野。对本书的研究而言，只有较为清晰地了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及其整合功能，才能更好地总结其中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从而为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提供有益的借鉴，并进一步阐明价值观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中的重要性及规律性。
比较研究法。核心价值观建设与认同整合问题，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及其执政党都要面临的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有远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本书着重对美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建设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重点关注核心价值观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中的作用分析，从中总结与概括这两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与认同整合中的有效经验，以期为中国在价值观维度下探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提供有益借鉴。
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甚至统计出世界各地对文化的160多种定义，可谓不胜枚举。从词源上看，“文化”源自拉丁文“culture”，意思是耕作、培养、教育等。到了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就是一种模式，“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
在中国，“文化”一词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与“化”是分开的，“文”的本义是纹理，引申为各种象征符号等；“化”是生成和造化之义，引申为教化、培育等。到了西汉时期，刘向最先将“文”与“化”合并使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在精神层面来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并将之与野蛮、武力等相对应，兼有政治和伦理两方面的含义。近代以来，梁启超、梁漱溟等从多个方面探讨文化的内涵。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文化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尽管古今中外对文化的表述众说纷纭，但对于文化的基本内涵，目前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并从广义和狭义上界定文化。广义上的文化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人类生活的总和就是文化。狭义上的文化特指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如宗教、信仰等。因此，文化不仅是外在的、显性的、客观的物质性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通过代际传递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习惯，对现实社会生活起着约束和规范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帕森斯认为：“文化系由那些与行为相关的型模构成的。人的行为结果可以传衍给下一代。”
因此可以说，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最深厚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感受，是民族存在和发展之根，体现了内在于民族之中的行为规范及其价值追求。
再看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要说明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价值与价值观的联系。对此，马克思主义将价值视为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社会实践是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换言之，价值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进一步地，人们在实践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对价值关系的反映，是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的价值意识”
，这种价值意识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当然，“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属于自身的文化，群体成员共同拥有和信奉的价值观”
，说明价值观反映着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也引导和规范着群体成员的行为。
所以，一般而言，价值观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明辨是非的思维取向和选择标准，对人的行为起着定向和调节作用。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价值观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简言之，“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
，说明价值观不仅是文化的组成要素，更是文化的核心，体现着一种文化的精髓；价值观差异往往是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根源。任何一个时代文化的精髓，都集中体现在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价值观之中；同理，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往往预示着其价值观念的更新与嬗变。因此，若想充分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其价值观系统。
对此，费孝通先生也强调，要达到对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理解，就应该注重研究文化传统和文化传递，强调作为思想观念的文化，其核心就是各种价值观念。所以，文化以民族为基本单位，民族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与民族价值观具有特殊的紧密性：民族价值观内涵于民族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民族价值观往往要通过民族文化来表现。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延承下来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深深镌刻于民族灵魂之中，对民族成员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当然，价值观有正误之分、高下之别，并且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必有一种价值观居于主导性地位，起着支配性作用，属于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共同的“问题域”，然而它歧义纷呈，“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
。学者们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学科特点出发，对意识形态的阐释各不相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产生之初，就与诡辩、幻想等词分不开，意识形态理论家也因此成为诡辩家的代名词，一度受到冷落甚至打压。学术界通常认为，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第一个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并试图把意识形态建成一门观念科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之后便迅速在法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家”团体，甚至得到了刚执政时的拿破仑的支持。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渐渐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命运，特别是随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发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研究。不过，经曼海姆和麦克利兰等人的考察，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此后人们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首先，‘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本体论意义，它并不包含对于不同实在领域中的价值的决定，因为这个词语最初只是表示观念论。”
曼海姆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是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无人能及的。
事实上，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并非不包括价值观，相反这个观念科学是与价值信念紧密相连的。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自感性的经验过程，需要用自由、正义等理性的原则来检验真伪。并且，拿破仑在发动雾月政变恢复帝制之后，确立了天主教作为国教，这些都与特拉西对平等、自由等理性主义的价值信念的追求产生对立和冲突，于是，特拉西被拿破仑斥责为违背现实和蛊惑人心的空想家、诡辩家，其意识形态学说受到了镇压。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概念起源于对价值信念的关注，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价值信念。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思想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做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其是“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
的虚假观念，主张人们要反抗并从这些虚假观念的枷锁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然而，尽管西方意识形态研究普遍承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点，但大部分学者往往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讨论，将意识形态看作错误的偏见或固执的成见。
由于时代和国度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立场各异，特别是价值观不一致，迄今为止，人们仍未形成对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各种理解莫衷一是。不过，任何学术流派，但凡谈及意识形态问题，一般都回避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当今时代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基本立场和重要原则，既受制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近年来，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热切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专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也有人泛指宗教、文艺、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式，还有的学者将之理解为各个社会层面上的思想偏见。尽管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但都将意识形态的本质指向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关于事物真伪善恶的价值信念。如“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思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
，充分揭示了意识形态是由相互联系的、稳定的价值信念所构成的。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是多元化的，但其中必定有一种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般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指的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内心认同的意识形态，它必须是一元的，否则将会导致思想的混乱。“主流”的含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它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对社会公众发生着强烈的影响；第二，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马克思也指出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据着指导地位，是统治阶级意志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体现，往往凭借其政治、传播等优势确立和巩固其地位。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还源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一是论证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二是调控和引导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三是对未来理想生活的设想。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价值观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形态制约规范着价值观的内容；另一方面，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和特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价值观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意识形态建设一般都以价值观建设为首要任务。
质言之，核心价值观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较为稳定。因而，一定的价值观，总是要受到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支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心圆的关系，只不过文化的边缘比意识形态宽泛，外延更为开阔。”
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正因如此，任何阶级都试图将自身根本利益潜藏于意识形态中，并转化为占主导性地位的核心价值观。所以，执政者为了实现其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功能，往往利用自身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优势，极力构造一套与其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引导和调节社会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亚非拉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民族问题尤其为国家政治所密切关注，对民族认同的研究也成为热点话题。民族主义是与民族认同联系紧密的一个概念，因此，民族主义是研究民族认同问题难以回避的，两者的目的都是培养民族成员对于所属民族的归属与忠诚。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多次“民族主义”浪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引发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浪潮进而在全球范围内风云激荡，在中国大陆也由隐而显地浮现出来，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一种颇具声势的思想倾向，引发了中外学者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热情。
民族主义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回顾历史可知，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而民族主义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动力。民族主义常常与国家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推动着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所以，民族主义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根源，而法国大革命赋予了民族以政治的意义，使得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迅速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人们对民族主义总是心怀忧惧，因为它常被认为是与狭隘、仇外、非理性等相联系。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分化体制逐步瓦解，国际格局出现了变动和重组，这使民族主义获得了兴盛的发展，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一种富有情感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资源，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主张和理想，“在这种主张和理想中，产生了一套象征符号、神话与概念，它们将民族主义的领域与象征主义、神话学和话语等其他领域区分开来，激励和安慰了全世界的人民”
。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是思想、文化和运动的统一体。因此，民族主义的形态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一种情感和社会思潮，也可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并且可以相互转化。客观地分析，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社会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一，甚至左右着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国际格局。“可以说，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
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但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成为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对此，也有学者主张从情感取向、思想形态和实践运动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民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学者们充分吸取了外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观念。客观地说，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华民族的建国愿望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主导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跨学科的研究。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始于晚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对传统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早期有影响力的主要代表是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等；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主义问题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应该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强调对民族特性与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政治追求”
，主张民族利益至上，这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民族主义“信仰的核心是对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
。
民族主义是动态发展的，受国际和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具有相异的性质和内容，对民族国家起着维护或冲击作用，“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槌”
。
在和平年代，民族主义也是需要的，只不过它更多地以民族情感的形态出现，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最高表现为爱国主义，能够唤起民族成员之间的密切情感以及对国家的忠诚。进一步地，“对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是可以加以区分，前者指履行国民义务，而后者可以理解为从意识形态上突出民族优越性而将其他民族贬到从属地位”
。然而，与其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正如韦伯所言，民族主义“一般都是建立在关于民族特殊文化的‘优越性或至少是不可替代性’的信念上”
。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表达，难免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民族冲突与社会动荡的滥觞，容易滋生过于强调本民族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导致社会不稳定。
一般而言，民族认同体现了民族意识的核心，因为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身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同感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其核心是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并不排除其文化和心理的内涵，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层面上的思想意识形态，往往以民族国家为政治诉求对象。
本书的研究框架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缘起、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分析、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思路、方法、重点、难点等。
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价值观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深层基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依然是最主要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特性使共存于人的意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先后和轻重问题尤为重要，因为两者之间能否实现有效整合直接关系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不仅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而且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关于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国学者们从学术研究和服务现实的角度，提出了多重途径，但这些途径大都侧重于制度设计、政策倾向等刚性措施，而从价值观角度切入的并不多见。事实上，以价值观建设推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第二章是“当前中国以价值观建设促进认同整合面临着挑战”。中国的民族构成较为复杂，少数民族类别众多，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尤为凸显。无论中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各民族和国家在价值取向上都要经历凝练-解构-重塑-再凝练的辩证过程，需要彼此间反复的磨合、碰撞、渗透和升华，这就意味着在以共同的价值观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过程中，将会出现诸多的障碍性因素，尤其是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而言，存在某些与核心价值观相偏离的社会现实，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教育水平低下、现代化适应能力偏差、宗教信仰的冲突、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等方面的障碍性因素。
第三章是“国外以价值观建设实现认同整合的经验”。选取美国和新加坡这两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典型国家，其中美国几乎由移民构成，但很好地实现了多民族、多种族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与国家的发展，其中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共识，以共同价值观有效黏合了多元化的民族认同与一元化的国家认同。可以说，美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应对之道和解决策略彼此分殊，但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都注重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切实发挥价值观在认同整合中的黏合剂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认同整合的实现，并深刻影响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第四章是“以价值观建设推进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次整合”。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价值观多元分化的态势十分明显，对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从深层次看，广泛的价值共识具有黏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因此，需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广大社会公众的行为实践。为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索实施路径：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民族文化协同发展，包括通过政治社会化强化各民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及以同质化价值内核的共同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协同发展；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于认同整合的实践，包括将国家发展的价值目标贯彻于认同整合实践、将社会进步的价值理念贯彻于认同整合实践、将公民素养的价值规范贯彻于认同整合实践，从而真正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各民族向着国家凝聚力更加增进、中华民族内部更加团结的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发展。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通过对本书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与总结，从理论落脚点的意义上强调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发挥主流价值观的黏合剂作用，从深层次上整合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断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民族作为一个特殊性的群体，必然存在特殊的群体利益要求。而国家是资源分配的权威性主体，当民族利益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时，就会影响到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可度和认同感。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需要做到既保持和尊重各民族成员对自身所属民族群体的认同，又要在此基础上增强和巩固其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感，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效整合，这是本书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本书从价值观建设的维度进行了思考。
具体而言，本书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从理论上阐释价值观建设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美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典型多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对整合国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成功经验；以价值观建设推进认同整合应重点把握的着力点。
本书研究的难点有二。
一是可供直接参考借鉴的文献有限。学术研究离不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参考。对于本书的研究，尽管学界非常关注“价值观建设”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以价值观建设为切入点，探讨如何以主流价值观推进认同整合，这在目前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不仅没有相关的专著，甚至连专题性的论文也不多见，这给本书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对“认同”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个多学科的话题，更何况将其置于民族与国家范围之内，使本书的研究涉及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不仅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需要巧妙地运用好不同的研究方法，这在技术操作上是个难题。
本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
其一，选题突出时代需要。现代社会，无论是在理论分析层面还是现实存在层面，多民族国家都将民族与国家紧密相连，彼此依存。然而，民族边界和国家疆域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一致性，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始终保持同一。可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和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且，在全球化浪潮中，“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既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又要整合国家内部次级民族群体的认同需求”
。对中国而言，单一制下多民族并存的现实，使得中国同样面临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
其二，研究视角较新。关于认同整合，中外学术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建设、政权建设、结构整合等刚性领域的研究，而在价值观维度下探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在价值观建设维度下，以主流价值观建设为切入口，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问题，这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和视角。因为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使得本书显现出一定的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