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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本书的研究也不例外。具而言之，本书以核心价值观建设为视角和切入点，研究和探索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相应地，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政治认同理论和政治整合理论。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特拉西提出和使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使意识形态获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赋予了意识形态理论崭新的现代意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制度及其实践的观点论述。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被中国留日学者陈溥贤和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以“译介体”的形式表述为“观念”。
可以说，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含义在不同的阶段也有所不同。通过对先前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批判，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标志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在书中，意识形态被定位于“虚假的观念体系”而被否定和批判。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批判的，但并不仅仅等于批判的理论。事实上，正是通过批判式地阐释先前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形成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史观的解读，认为意识形态既抽象又独立，有引领和凝聚功能，同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具有普遍的形式，是“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客观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思想，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
。这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对社会制度进行合法性论证，成为推动人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以思想和价值观的形式发挥作用。所以，马克思也看到了意识形态在维护权力统治和整合社会意识方面的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意识形态辩护功能的发挥论证了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应该说，这种辩护功能对于维护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提炼和总结，在精神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是一套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具有辩护、控制、凝聚等功能；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所以，不能只是以直观的形式来理解，而是要当作人的主体活动和实践去理解。进一步地，马克思鲜明地指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并充分论证了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目的是要运用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管理与调控，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按照符合自身统治利益的方向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导下，列宁也尤为强调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唯其如此，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同样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的领导与掌握，并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
再具体到本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因为，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子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上，回到马克思构建科学意识形态的构思上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必须‘回到马克思’”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多层次、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我们更要洞察和顺应时代的新变化、新要求，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既强调其价值引领，也突出主体实践的体验，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所以，本书在最后一部分专门对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认同整合的路径研究中，阐发了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各民族文化发展以及将核心价值观贯彻于认同整合实践的具体建议。
何谓“认同”？各学科都有各自的理解。中国有的心理学家将认同看作一个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认同是将共同体中不同的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承认认同问题存在于关系之中，或者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关系，而认同所蕴含的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都离不开文化。
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最早提出“认同”这一概念，认为“就是一个人试图按照另一个人作为模特儿的人的样子来塑造他自己的自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对社会群体行为的研究中，西方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了有关认同的理论。早期的认同理论，主要体现为社会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将“认同”与“集体意识”联系起来。对社会认同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欧洲心理学家泰弗尔和特纳，他们从分类研究开始，其研究前提是假设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归属于特定的群体，都需要获得正向的社会认同。
可见，西方的认同概念中特别强调身份和对“一致性”的建构，表达的是身份的确立和归属。此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认同开始进入西方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则是最早在政治学领域引入认同理论的学者，因此，罗森堡姆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政治认同”这一概念的人，他在其代表作《政治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
阿尔蒙德则是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代表性人物，他将政治认同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并提出了政治认同意识和政治认同感等概念。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对政治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有：《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维巴）、《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戴维·伊斯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等。此外，还有对政治认同的某一问题进行具体研究的，如马克斯·韦伯对政治认同合法性基础的研究，夸克对合法性基本条件的研究、罗尔斯对制度认同与非制度认同的研究等。
中国学者也展开了对政治认同的研究，如江宜桦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一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国家认同问题，并将基于公民身份而对国家产生的认同界定为政治认同，闵琦所著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一书重点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问题。马振清对政治认同的定义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如参与某一政治过程或追求某一政治信念并据此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认为政治认同问题与人的政治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简而言之，“政治认同是人们从人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
。并且，由于“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而任何一个政党都力图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政治认同，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这句话揭示了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紧密关系，也说明了政治认同的重要性。
对政治认同的研究，绕不开国家认同问题，这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认同包含政治认同，如在郭忠华看来，国家认同包括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认同包含国家认同，如罗森堡姆。其实，争议和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国家”和“政治”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国家和政治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相应地，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既紧密也有别，以政治认同掩盖国家认同或以国家认同取代政治认同，都是不可取的。对于政治认同而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心理归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所以，有学者指出，在层次结构上，政治认同的结构主要有政策认同、执政党和政府认同、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五个层次，并与政治服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
。
本书对政治认同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借鉴，特别是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认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不仅关系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关系多民族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因此，在政治认同理论的具体运用上，重点聚焦于多民族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侧重于国家核心价值的信仰培育，以协调多民族社会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政治整合问题是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要理解政治整合，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整合（integration）。“整合”一词颇具时代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整合的英文含义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个体，以某种方式合并为一个整体。所以，整合的重点在于“合并”而非“融合”。汉语词典中，对整合的定义较晚且简单，而且是从地质学上进行解释。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整合一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的《心理科学》，并且在1988年以前绝大部分是在心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类文章中使用，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是在1985年，指将若干相关部分合成一个新的统一整体，而直到1990年才有学者用整合来阐述民族问题。如今，随着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人们对整合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通俗地讲，整合就是以某些方式将零散的东西彼此衔接，进而形成一个有效率的、资源共享的整体。
现代意义上，对政治整合的研究，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经过不断的研究和积累，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化。政治整合往往被称为政治一体化，是“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单位（诸如个人、集团、城市、地区、国家）的政治行为的结合”
，显然，卡尔·多伊奇的这一定义较为宽泛，可以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使用。哈斯则强调政治整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迈伦·韦纳则具体列举了政治整合的五种用法：国家整合、领土整合、精英群众整合、价值一致、组织能力。
可以说，实现政治整合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政治整合甚至被引入新兴国家政治稳定、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的研究之中。中国对政治整合的研究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才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需要开始关注政治整合理论的研究。一般认为，政治整合的主体是权力机关及执政党，客体是各种政治资源，实质是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完整。因此，有学者认为，“政治整合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国内各种政治资源进行调配，以达到政治一体化的目的”
，目的是有效地协调和统一不同的地域、价值观念、社会群体和行为方式，保证国家或政治体不致分裂。
简而言之，政治整合是相对于政治碎片化或政治分散而言的，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
。政治整合是社会整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运用权力、体制等政治要素进行整合。具体的，对于族际政治整合，周平教授以权力为视角，认为这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
。任何一个国家或执政党，要想维护其政治秩序，都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整合，尤其是在政治发展的转型期，政治整合的问题更为突出，所面临的压力也更大。所不同的是，政治整合的方式和途径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都是要“使国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能够保持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与协调，并且使中央的政令能够畅通无阻的贯彻执行”
。基于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政治整合问题更为紧要。
政治整合理论凸显了国家统一性的价值，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因此，本书所涉及的“认同整合”这一核心概念就是运用了政治整合的理论工具，在具体研究的展开过程中，政治整合的价值目标、主要方式以及理论依据等都对本书具有指导性意义。实际上，本书所研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也是政治整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整合在价值领域的具体运用。只不过，以价值观促进认同整合并不像其他方式那么刚性，比如制度整合、权力整合、结构整合等，价值观是更为柔和持久和潜移默化的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也具有更为根本和更深层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