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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所谓“养”者，既包含当地自然资源对当地人体格及生产（生产力）的形塑，也包括当地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资源对当地人性格及惯习（生产关系）的孕育。深居两省交界地带的一个山区之中，新兴人能够拿出充足的动力和智慧，冲出钳制产业转型的关隘，走向产业融合，除巧妙的区位特征与农业资源外，社会文化基础也必不可少。在2000多年的置县发展史上，新兴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浓郁的人文传统，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历经数代传承的六祖禅文化。
六祖惠能（638～713年）是世界佛教史上影响中国最为深远与最具代表性的一代高僧。惠能俗姓卢，唐朝新州夏卢村（即今广东省新兴县六祖镇内）人，少时是大字不识的穷苦人家，独自北上至湖北黄梅东禅寺拜师禅宗五祖弘忍，因“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偈，得五祖传授钵盂，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惠能提出的“生活禅”理念使禅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让禅宗真正从佛寺中传入生活，使“普渡众生”“破执圆融”等观念融入人们的生产合作和生活交往中，并且具有包容性地吸收了岭南本地的多元文化，促进了文化融合，总体形成了一种崇尚合作、有难同担、有利同赚和有福同享的“共生”禅文化。在禅宗理念影响下，新兴人形成的忠信、包容和乐助等主要的文化性格，是新兴在产业化浪潮中能顺利转向三产融合的重要文化基础。
新兴自古是俚瑶聚居之地，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俚人生产上“尽力农事”，生活中“质直尚信”，“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尤为看重信任与承诺。在后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当中，俚瑶人在新兴消失了，“质直尚信”的文化性格却长久流传，整合进“农禅”文化，故而新兴人对社会交往间的诚信与忠诚一直十分重视。“尚信忠诚”为新兴人提供了市场交往的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资源集聚的文化张力，即促成企业与农民的忠诚合作。
企业与农民的忠诚合作，主要体现于早期农民对企业的守信经营和企业对长期合作农民的忠诚回馈。产业化发展历程的推进有赖于资源的集聚。农业生产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力往往都是小而分散的，新兴县“三温一古”等养殖企业于20世纪末较早发明了“公司+农户”的创新经营模式，破解了资源集聚难题，但由于管理成本有限，制度不甚健全，加之农民素质有限，该模式在发展初期面临散户难以管理的问题。然而新兴农民诚信守本，比如农民在与温氏集团合作养殖的过程中，即使最初缺乏明文规定，也大部分能坚持不将饲料擅自挪用，企业对农民也有充分的信任。据一位从温氏集团早期就开始与之合作的农户回忆，最开始自己与温氏合作养300多只鸡，企业提供的饲料就不是按量分配而是按需分配的，“饲料用完了就可以找‘温氏’拿，我们都是老实人，很少有人拿饲料去另外养私禽”。可见，农民与企业一开始就建立了良好的农企互信关系。
此后，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对于长期坚持忠诚合作的农民往往扶助有加，诸如提供无息贷助农场现代化升级，对订单合同减免押金，进行亏本补贴，等等。如，温氏集团原本规定，合作养殖中的每只鸡苗需缴5元押金，但如合作农户实在缺乏资金，押金可以减到2元/只，甚至免除，农户范金树却说：“一般农民再困难都至少会把2元/只的押金交上去，只有交了钱，心里才踏实，干活才尽力。”范金树从1992年就开始和温氏集团合作，在2011年升级现代化家庭养猪农场时，他从温氏集团得到了40%的无息垫资，为将其打造成现代家庭农场示范点，还免费帮他的农场修了联通乡道的硬化路。
相反，如果农户一遇风险就取消合作，或者违反养殖规定，企业则会取消扶助，甚至不再合作。早年“三温一古”四大养殖业吸引农民资源，都把农民视为长期资本去经营，故而尤为看重农民的忠信品质。曾经温氏集团在“三温一古”之中带给农民的利润并不是最高的，部分合作养殖户为此离开温氏转而与其他公司合作。但在禽流感危机爆发后，其他企业都不如温氏集团能为农民担风险，农民又想回归，温氏却关闭了再次合作的大门。又如，“三温一古”之一的企业家温木辉提到在他兴办养殖业的经历中，公司的收购价一般比市场均价高出3～5元，极少一部分农民曾经买市面上的鸡来“充数”，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合作。新兴企业就是这样通过正向或反向的“忠诚选择”机制实现忠诚文化的再生产，同时规划农民入企。各方面的“忠诚守信”，使新兴产业资源集聚过程较为顺畅和稳定。
“包容共生”是新兴禅文化的核心。六祖禅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吸收了岭南客家文化、广府文化的多重影响，加上佛家本身具有的“宽容”“破执”等特质，孕育了禅文化讲求“持中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理念，并深深影响了新兴市场。正如温氏集团“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的企业理念，翔顺集团“诚信做人、客户至上、回报社会、共创美好新生活”的企业理念等新兴众多企业理念所体现的，“共创、共生、共享”是新兴市场文化与主体行为的主要特征。在文化驱使下，企业与农民、企业与企业能够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在经营与分配上成为“共生体”，极大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首先，企业与个体之间的共生联结。如何缔造利益联结是产业融合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禅文化“外敬内谦”理念的引导下，新兴企业通过“全员持股”、多次分配与风险先担等机制与员工和合作养户结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例如，以温氏集团为首的一批优秀本土企业较早建立了现代股份制，将落后的家族本位经营模式进行淘汰。其中，创始于“七户八股”的温氏集团多年坚持“全员持股”制，公司股东人数从最初的8人逐渐扩展到1986年的39人、2002年的4000多人（含经营合作者、养殖户、推销户等），2007年的8250人（均为在册正式职工），直至今天的上万人，而董事长占股最高不到4%，每个员工自视为企业的重要一分子而努力工作。同时，企业还有一套为合作养户降低市场风险的分利机制，温氏集团采取签订保价收购合同的形式确保农户获得稳定收益，如年终结算时市场收益高于预期，公司会实行二次分红，让农户多得利，如农户的平均收益低于社会同行平均水平，公司又将以补贴形式给予农户。此外，公司还提取一定的风险基金，如果农户在饲养过程中遭遇洪涝、台风、疾病等灾害而受到重大损失，公司将从基金中提取补贴，保证农户不发生亏损。如在2013年，温氏因H7N9禽流感事件经营亏损10亿元，但仍保证合作农户每只鸡2元钱的利润。
其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让利共生。在禅文化影响下，各方企业通过共同持股、共同研发、共有品牌、统一营销等方式，建立起均衡市场资源的让利机制，促进多产业的融合发展，对技术、管理、信息、资金和市场资源进行有偿分享，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比如，在新兴，一家不锈钢企业接到客户订单但生产安排不过来，就会自觉让予同行企业去接单挣钱，万事泰集团负责人形象地称这种让利机制为“锅内调节”：“反正拿到锅里来了，不是我们受益，肯定也是其他新兴人受益。”
产业融合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的社会发展工程，不是局部而是整体的，不是短期而是长效的，在解决了建立合作机制关键的利益联结难题后，还需要维持融合系统的长效运行，如某部分在发展中掉队，必然影响整个系统的发展。在千年禅文化的熏陶下，“共度修禅”的禅文化理念已经在新兴深入人心。新兴企业素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大中小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民之间频繁开展纵向与横向的全面帮扶合作，促进了产业融合的长效、整体发展。
第一类帮扶是困难中帮扶。市场充满风险和残酷竞争，即便在组织化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甚至是大企业）与农民也很容易受外力干扰，面临发展困境。对此，新兴企业相互间往往及时伸出援手，通过多形式的帮扶为受困主体排解难题，促进共同发展。首先是同行业企业间的互助。2012年，温氏集团前董事长温鹏程曾在接受采访中说道，“温氏经营市场，‘敌人’的利益也要兼顾”，因为“对我们而言，没有竞争对手，只有合作伙伴”。
当年除温氏集团外的“二温一古”因禽流感冲击和经营不善，先后面临破产倒闭，其中，温木辉公司向温氏集团求助，在2000年将公司交由温氏代管，次年就实现了22万元的盈利。在温氏帮助下，温木辉本人于2003年作为温氏集团的养殖种苗经销商二次创业，一年赚下300多万元，温氏集团扶人助己，也获利匪浅。其次是不同行业间的互助。2012年，分属不同产业的翔顺、凌丰、万事泰和温氏四大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立新兴东盈村银行，协作破解偏远县域融资难题，且几大集团相互持有彼此股份，加深利益联结。除企业之间的困难帮扶，还有养殖企业对农民的困难帮扶。如合作养户遭遇大额亏损，经企业相关班子核实为非可控因素导致，企业会给合作养户支付合同之外的特殊补贴，除了补上亏损额，还会多给一部分保证农民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费用。“可能亏了3000元，温氏各个主任开会讨论后，会补给你8000元，有5000元的差额。”某温氏合作农户说道，“这个补贴算法就是，至少可以保证农户能够进行下一批（生产）运作，给他们翻本挣钱的机会。”
第二类帮扶是发展中帮扶。“共度修禅”不但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也帮助它们共同进步。在新兴，大中小企业在禅文化中化“大企吃小企”为“大企助小企”，各龙头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行业内扶助、跨行业扶助，帮助中小型企业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发展。比如技术帮扶，新兴各不锈钢领头企业牵头成立产业协会，吸引了诸多不锈钢中小企业加入。产业协会经常组织到国内外优秀企业参观学习，并要求各个企业参加，按会长刘炳耀的话说，“要防止一些企业‘闭门造车’”。温氏集团亦经常在各个论坛会议上向中小企业分享“公司+农户”模式的运行经验，同时成立“温氏学院”，除为公司培养人才，也让行业内各专业人士前来交流学习。
多地的产业融合实践中，地域传统文化常只被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资源进行经营开发，而新兴充分发挥了禅文化的文化潜力，使其忠信、包容、助人等具有团结作用的价值作用于现代市场领域，影响市场主体行为，浇筑了新兴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共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