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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逐渐影响到了媒体领域。国家政策的明确认可，成为媒体经营的有力支持。1987年，国家将“新闻事业”和“广电事业”纳入“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传播产业属性的认可。1988年，《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出台，媒体开始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历程。在其激励下，媒体的经营体制发生变化，多种经营、经费包干、承包经营等方式都在媒体经营中普遍开展起来，事业体制开始出现松动，媒体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自主经营逐渐活跃起来。
在这一阶段，报纸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报社在经营改革探索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报纸开始走向大众，平民化需求带动报纸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创新，自办发行、扩版、厚报、周末版等开创性的举措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
一直以来，我国报社经营主要依靠财政拨款，报社基本上不承担经济责任，也没有多少经济收益。对于有利润的报社，国家实行“统收统支”；对有亏损的报社，国家予以补贴。
1978年，《人民日报》与首都其他几家新闻单位联合向财政部递交申请，希望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随后，财政部批转《人民日报》等要求试行企业化经营的报告。同年12月，国家出版局正式宣布了报纸“企业化经营”的决定。这个决定意义深远，它为报社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做了铺垫，不仅解决了报社的经济困扰，减轻了国家、地方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为后续中国传媒体制进步定下了基调。
1980年以后，国家开始对报社“断奶”。财政部门根据各个报社的不同情况，开始推行“利润分成”、“税后留利”、“亏损定额补贴减亏归报社”、“报社自负盈亏”和“以收抵支”等新的财务管理机制。报社经营逐渐与财政脱钩，许多报社经营勉强维持，经费问题接踵而至。
为了履行经济责任，扩大经营收入，报社在内部管理上逐步从“行政型”“事业型”变为“企业型”，并推行了不同的经济责任制，以提高经济效益。1985年的《新闻战线》刊载了《当前报社经济责任制的类型》一文
，详细描述了当时报社存在的经济责任制，具体包括计件经济责任制、定额超产经济责任制、承包经济责任制、分值奖金制等。
以山西《雁北日报》为例。该报1970年复刊，1985年开始进行报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间的这1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仅业务经费这一项，就消耗地方财政补贴220多万元。
1984年，《雁北日报》经历改版，发行量增大，财政补贴消耗再次增长。虽然当地十分重视报纸工作并给予支持，但补贴金额毕竟有限。自身缺乏经济实力导致很多问题接连发生，例如，因害怕亏损而不敢更加扩大发行量、印刷设备陈旧无法更新、职工住房紧缺无钱解决、办公设备无钱购置、岗位责任制的奖金无法兑现等。
1985年年初，雁北日报社开始筹办“雁北日报图片社”，1986年正式开业，并获得当地财政局正式文件批准，《雁北日报》开始施行“自收自支、差额补助、结余留用、超支不补、逐年减补，二年内达到经费自给”的财务管理体制，报社将编辑部、印刷厂、图片社划分为三个核算单位，后两者对报社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签订《经济承包责任合同书》，收支分成。
此外，《雁北日报》还进一步扩大广告业务，与同省、河北、内蒙古的多家报社开展广告合作，互相承揽广告。
雁北日报社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和收益。图片社与印刷厂年收益共达70万元以上，广告收入更是实现数倍增长，报社还因此建立起“事业发展基金”。另外，财政补贴减少，减轻了地方部门的财政压力，报社上缴税费也相应增多，给国家做出了贡献。
报社自主经营探索，一方面解决了当时地方的财政负担，同时许多报社达到了扭亏为盈、经费自给，甚至大有结余的局面。报社的自我积累，为自我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促进了整个新闻行业的发展。
此后，媒体为了增加经营收入进行多方面的尝试。从发行体制到媒体扩容，从简单的广告投放到初步的广告经营之探索，都表现出这一时期报社市场经营的主动性。
表2-1-1 当前报社经济责任制的类型
续表
自办发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社改变经营方式的一个重要探索。1985年，《洛阳日报》打破我国报刊“邮发合一”制度，首开自办发行之先河。
早在50年代，我国就确立了“邮发合一”制度，由邮局负责报纸的发行，解决了报纸的发行问题。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邮电部门垄断经营，效率低下，费用高，发行费用一般都在2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5%，而且还会收取其他各种费用，给报社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严重影响到了报社的发展。
《洛阳日报》的前身是《新洛阳报》，创刊于1948年。作为市委机关报，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份报纸曾三度停刊，直至1981年1月1日，《洛阳日报》再度复刊。1983年，《洛阳日报》发行量达到6万份的新高，却亏损24万，发行费占比15.4%，发行问题重重，投递和收订不到位，投递速度慢，发行费用高，达到30%。
在与邮电局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洛阳日报》从1984年起筹备自办发行，得到省委宣传部和市委领导的赞同，委托给一家机关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组建发行网，设立《洛阳日报》发行站，下辖三个发行所和十个固定零售点。同时，报社又在城区另建了六个固定销售点，并在临近的乡镇，发展了一批农民发行员，由他们直接到报社来取报；外省订户则是两天邮寄一次，从而形成了一个多渠道的发行网。灵活方便的发行方式很快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自1985年1月起正式自办发行以来，当年年底发行量就达到了8万份，发行费节省14万元，发行站还获得了18万元收入。次年，鉴于劳动服务公司在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缺陷，报社组建了自己的发行队伍，继续改进报纸内容和发行服务，最高发行量超过10万份。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的成功，得到行业普遍认可，很多地方的报社派人过来考察和学习发行工作，并进行实践。当时位列全国报纸前三名的《广州日报》，自办发行还推出“早茶战略”，提出“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保证报纸在上午7点之前送到读者手中，这是“邮发合一”模式下不可能实现的。
随着报刊种类的增加，发行量每年由几百万份发展到几十亿份，仅靠邮局来完成更加困难，为此，邮电部发文，呼吁多渠道发行，希望有条件的报刊社自办发行。到1990年，城市报纸自办发行体制基本确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1月，全国近2000种报纸中有700多家实行了自办发行。
此时，报纸的经营创收落脚点仍是定位在广告经营上，广告的多少直接影响报社收益。而在1987年以前，我国报纸多是4版，广告版面十分有限。如果想要增加广告收入、增加广告刊载，就必须扩大报纸版面。
1987年1月1日，《广州日报》率先扩为对开8版，打破了报纸长期以来只有4个版的局面。这是我国报纸发展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当时引起了报业轰动，拉开了日后的厚报时代的序幕。
改革开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开始提升。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广告信息的激增。机关报纸用于广告的版面十分有限。《广州日报》亟须扩充版面，打破信息需求与版面局限的矛盾。
另外，当时我国报纸的“企业化经营”改革，几乎等同于广告经营。深处改革前沿阵地广东的《广州日报》，更是拥有广阔的广告市场。政策的鼓励外加环境的优势，都促使它在报业市场化改革中有所作为。
随着版面扩增，邮局要求更多的发行费用。1990年，《广州日报》也及时跟进报纸的自办发行，获得了报纸版面的控制权，可以随时根据读者和广告客户的要求增减版面。自1987年开始，它先后经历多轮扩版，从8版扩充到12版、16版、20版、40版、48版到日均60大版；还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国内率先推出多叠报纸，多次推出100版、100版特刊。
从此《广州日报》一跃成为中国报纸前三名，不仅促进了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日均发行量达185万份，仅次于《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而且广告收入猛增，取得了“广告收入连续16年全国第一”的傲人成绩。
有人评价说，在《广州日报》上，几乎所有市民百姓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版面。
相较于党报，都市小报的政策管理环境更为宽松。扩版随后在都市类报纸中兴起，甚至来势更猛。1994年，《精品购物指南》创刊的第二年，因其96版的夸张规模，甚至受到业界对其“非报非刊”的质疑。
而许多党报因受到增加版面数量的限制，也开始发展“子报”，缓解母报的经营压力。《广州日报》的扩版改革，同时带动了许多大报副刊、城市都市报等的进一步扩版发展。日后，以晚报、都市类报纸为主力掀起“扩版潮”，报纸越来越厚，20世纪90年代末一度多达几百版。报纸进入厚报时代。
对于我国报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党报、机关报一统天下的时代。可以想象，当时的几大主流报纸无论从内容还是风格来说，都是单一而模式化的，满目政策性和指导性的报纸内容，已经无法满足思想观念日益开放的民众对传媒内容的需求。
1981年，《中国青年报》创办的《星期刊》率先问世，成为国内第一家周末版报纸。1984年，《南方日报》创办《南方周末》，并在日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它们都希望以这种“周末版”的形式，逐渐改变报纸内容。
当时国内的周末报纸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数依存在母报上的周末报，逢星期六或星期天取代母报全部或部分版面刊出，人们通常称之为“周末版”。另一类则是以《南方周末》《楚天周末》等少数几家为代表的拥有期刊号独立发行的周末报。
它们都由若干个富有特色的专版、专栏组成，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娱乐性；主题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在写作上常采用文艺手法，文字和版式面貌新颖活泼，追求美感和艺术感，更受读者喜爱。对于周末报、周末版的繁荣，出现了“周末文化现象”的说法，也有人说，中国报业开始了一场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的革命。
到20世纪80年代末“扩版潮”的掀起，更是直接引起了报社对报纸内容的重新思考，报业开始更多尝试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软”性内容。90年代初，报刊界兴起了报纸“周末版”之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经济日报》等一批全国性大报、2/3的省市委机关报和1/3的中央部委机关报都办有各种形式的周末版或星期刊。
周末报成为报纸内容平民化的试验田。
报纸周末版无须担负母报宣传等主体任务，它作为党报、机关报的补充或延伸，填补了报纸内容多样性的空白，十分受到行业的重视。业界甚至为其举办专门的研讨会，创建研究会。比如1988年1月，全国24家周末报在武汉举行了首次业务研讨会；1992年11月，在陕西西安，由陕西的《星期天》报联合《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和南京《周末》等几家报纸再次共同发起全国报纸周末版星期刊研讨会，并决定成立周末版星期刊研究会。这些研讨会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报纸周末版、星期刊蓬勃兴起的必然性及其积极的社会宣传作用，交流了各自的办报经验以及取得的成绩，比如有些单独发行的周末报销量超过了相应日报、晚报的发行量至少一倍以上。
1992年后，周末版开始遭遇“系列周刊”、晚报、文艺副刊等的竞争，风光有所减弱。但它在我国报纸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周末版的出现，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深刻内涵在于，我国报纸一改往日在传播内容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转而关注读者的喜好和需求，从政策性、指导性等内容主导的报纸转为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的报纸，从“传播者本位”对传播内容进行“把关”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转移。这一变化被一些传播学者称为我国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除了报社这一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外，电视台也开始通过改革，走上逐渐发展壮大之路。1985年，《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第一次将广播电视列为第三产业进行统计，开始产业经营的内容主要是广告经营、节目经营、外景地经营、有线电视经营等。1986年，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71.4%，首次超过广播覆盖率，电视台的发展速度加快。在国家经济环境和产业政策的影响下，电视台也进行了许多内部的管理革新，在经营手段上纷纷“广开财源”，开始向市场化过渡。
广电行业正式开始实施预算包干改革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随着政府政策的出台和行业会议的相继展开，再加上波谲云诡的市场环境，媒体的经营自主权逐渐开放起来。
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央电视台财务预算包干改革，实现“经费包干，三年不变”，从1984年到1986年，三年经费包干5500万元，三年不变，多了不交，少了不补。为了实施这个方案，中央电视台对下属32个部处建立岗位责任制，与奖金挂钩，每个部处都由台财务部门建立费用明细账，进行核算。全台还实行层层承包。事业费大包干之后，电视开始加速发展。改革的结果使央视收入由1980年的243万元上升至1986年的1288万元。
1987～1990年，财政部没有对中央电视台实行预算包干管理，恢复了全额拨款体制，中央电视台的收入明显受到影响。在1987年4000万元的节目费用中，国家拨款仅有1300万元，广告收入达到2700万元。1990年年底，中央电视台又向广电部、财政部提出“预算包干”的方案，并得以落实。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了物价改革，还说“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但当时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坚持放开物价管制的结果是，人民币贬值，抢购风潮席卷全国，群众的恐慌情绪爆发。从柴米油盐到冰箱彩电，凡是能保值的，人们都抢购，直到抢购黄金首饰，把抢购风推到了最高潮。商店小院外，前来抢购的人们争先恐后攀上铁栅栏。
那一年，为治理通货膨胀，国家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了1989年的4.1%。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也必然会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1988年10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央〔1983〕37号文件），明确提出广电部门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下设）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要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该文件仅限于服务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还没有应用到整个电视台。
广播电影电视部就此事向中央汇报时指出：“实践证明，电视台完全依靠国家拨款很难满足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同意对电视台实行事业单位内部按企业管理办法管理的体制，通过这种体制，鼓励电视台开拓多种渠道，自筹一部分资金，补国家拨款的不足。”
1988年10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提出，由于国家开始实行治理整顿的经济政策，未来几年财政拨款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各级广播电视部门要进一步开源节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增加自筹资金。建议将一些广播电视节目投放市场以回收制作成本；与音像出版单位合作，扩大销售、出租录音录像制品；与社会各界合办节目，实行有偿服务；与国外机构合拍或协拍电视节目以增加外汇收入。
从1991年开始，经由财政部和广电部批准，《预算包干管理办法》出台，几十年来统收统支、完全依靠国家拨款的管理体制正式宣告终结，这极大地调动了媒体的积极性。各大电视台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开启了多元化经营。
由于国家的差额补助，电视台自负盈亏，纷纷开始“广开财源”、多元化发展，并渐渐开始扩大市场化经营。这一时期，具有企业性质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成立，经营模式开始从广告经营向节目经营等方向延伸，中外电视节目开始了公开交易。
1984年12月，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成立，这是中央电视台下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性机构，后改名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二大经济支柱。从1989年开始，中央电视台逐步建成江苏无锡太湖影视城、河北涿州影视城、山东威海影视城、广东南海影视城。1990年，央视与日本广播协会合资建成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饭店和卫星电视传送业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开业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时任副总理田纪云在1986年考察北京彩电中心工程时提出可以开办经济频道，播些广告来补充经费不足的部分；还可以和企业合作，让企业投资电视台办节目，或者只出钱让电视台代作，或者自己制作再由电视台审查后播出，电视台也可以向这些办节目的单位出租机房或设备。
随着产业经营模式开始从广告经营向节目经营等方向延伸，电视媒体的资金渠道还在不断拓宽。
1988年，第二届上海电视节增办了国际电视节目交易会，第一次把电视节目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国内外电视台及国内电视台之间都可以自由交易，电视节目成交量达1000多小时，成交额约100万美元。不过，国内电视台普遍缺乏国际市场意识，拿出来的故事片，不少难以成交。主要问题是政治色彩和宣传气氛过浓，缺乏情节；节奏慢，缺乏商业价值。1991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上，我国向国外出售电视片213部，成交额达40余万美元；引进海外影视剧29部620集。
电视剧交易初显成效，商业化的交易市场逐渐发展成为电视剧市场的主要交易方式，媒体的经营领域也得以拓展。
伴随着经营手段的改革，媒体内部的管理革新也接踵而至。员工激励手段的调整、地方电视台的改革，以及制片人制度的引入都体现着电视媒体在管理策略上的变化。
1986年，取得盈利的传媒机构由于拥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在工资制度调整中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经营的利润用于扩大机构规模，提高员工的工资、奖金和其他待遇。
随后，地方电视台都开始追随改革开放的脚步。1987年，上海广播电视局提出“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建设事业”的口号；1988年，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提出“让广东电视台实行企业化管理，让它自我积累、自我壮大”。
198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批准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行体制。
山东电视台于1988年在文艺部试点节目生产差额预算管理的办法，把筹集社会赞助、多办节目、节省开支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次年在全台推广。从此，办节目的经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解决了大手大脚乱花钱的问题。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从1988年开始压缩电视剧的产量，次年又改变用生产电影的方式来生产电视剧的传统，发展室内剧，走工厂化生产道路。其中心主任李牧说，“过去我们是四肢着地，手脚不分，行进艰难，周而复始地循环生产，使得中心陷入困境，耗资逐年升级，压得我们实在喘不过气来，生产室内剧是改变目前这一现状的可行办法”。
此外，制片人制度的引入也为广电行业制播分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土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在《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和《中国姑娘》四部电视连续剧的摄制过程中引入了“电视制片人”管理机制，这是我国电视界首次引入“电视制片人”制度。1985年，广电部门任命首批电视剧制片人。1991年，北京成立了制片委员会。
制片人是电视节目（栏目）的经营管理者，对电视节目（栏目）的统筹、策划、制作与播出以及市场营销承担责任和风险，节目的制播与市场营销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实行“电视制片人”制度有利于增强电视节目（栏目）制作人的责任意识，提升制作水平，规范整个电视节目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早期实行的电视制片人制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内的承包制，制片人由电视台内部员工担任，其制作的节目不管优秀与否，只要没有原则问题，电视台都会“照单全播”。这种带有明显行政管理色彩的制片人制与国际上通行的电视制片人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经过种种经营管理上的改革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162家省辖市电视台的广告收入略超出政府拨款。1987年，全国广电系统预算外收入达4.2亿元，相当于财政拨款的31.2%；广东省的预算外收入达4000多万元，相当于财政拨款的65.5%；上海市预算外收入是财政拨款的1.5倍；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预算外收入。
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广播一度处于发展的低谷。一方面是电视的飞跃发展和极大普及使广播面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是随着国家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治理整顿，广播不得不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夹缝中寻求生存，难以求得更大的发展。
因此，广播在这一阶段开始了重要的改革，其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所开创的珠江模式可谓典范。1986年，珠江经济台成立，同时遍及大江南北的“广播热”开始升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具备一定实力的省（直辖市）及市一级广播电台先后推出以振兴广播为目标并各具特色的广播改革思路。
“声贯南粤，波及近邻。经济信息，务求灵敏。坚持开放，勇于创新。八方赞颂，异口同音。”——老省委书记任仲夷为珠江经济台的创办题词。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对外开放，毗邻香港的广东广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第一，香港广播长驱直入，夺走了广东电台七成左右的听众；第二，电视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让广播进入“低潮期”；第三，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对广播提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更高要求，不改革就要被淘汰。这种“不改革就活不下去”的现实逼出了广东广播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改革精神。
1979年之后，在中央对港澳工作方针指导下，内地增强了与港澳广播电视的交流与合作。广东电台开始改革。在1985年2月25日的台长办公室会议上，陈克台长拍板决定成立以余统浩为首的筹备小组，以用广州话播出的省二台为对象，进行总体改革的可行性论证和策划，并从台里的各个部门挑选了7位同志参加筹备工作，他们是沈云光、陈扬、罗海岳、黄宪辉、陈连峰、周郁、李一萍。
1985年3月中旬，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黎秀洪和科长潘辉明共同研究完成了《关于筹办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请示报告》，并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和国家广电部的批示通过。9月，省广播电视厅成立了以厅长蔡辉为首的珠江经济台筹备领导小组，下设筹备办公室和建设、设备、宣传、人事四组，动员厅台力量，在蔡厅长和新、老台长周无忌、陈克同志的领导下，争分夺秒地推进筹办工作。当时，时任广东电台主管珠江经济台和新闻中心副台长余统浩是筹备办公室主任。从1985年2月25日启动筹备工作到1986年12月15日开播，珠江经济电台的筹办工作历时22个月。
当时要改革是特别需要钱的，余统浩带领一组人奔赴粤西湛江，在当地干部开会时强行演讲，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要办珠江经济台。因为是预算外的，需要企业的赞助，他们也不会白用企业的钱，按广告预付款的方式来筹款。他们最后筹到了400万元，花了50万元在四层楼上面盖了一层新型结构的加层，那儿就成了珠江经济台的办公室。
为了确保办出听众爱听的节目，电台筹备组广泛收集意见，制作了一个个模拟节目，到工厂、街道、农村找群众试听、点评，最后征求意见：如果我们办出这样的节目，你们是听我的，还是听外台的？一年下来，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1986年12月15日凌晨5点钟，坐落在人民北路686号五层的广东电台直播间，主持人周郁和黄晞伴着“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的音乐和呼号，开始了播音。
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成立，开创了广播的新模式。珠江经济台的改革，既有以新闻信息节目为骨架、“大板块”节目为主要内容、主持人直播和听众参与为特征的节目改革，又有搞活人事、分配等内部运行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开播之后，收听率迅速上升，香港台收听率下降。收听率增长的同时，广告投放量也大幅增加，开播一年带动整个省台广告营业额翻了一番，被誉为“珠江模式”。
它的全面改革在全国广播界树起了一面改革的旗帜，推动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改革浪潮，也带动了经济台开播的热潮。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改革和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参考和借鉴了珠江经济台的改革经验，受到了“珠江模式”的影响。
在珠江台之前，广播多是播音员念报纸的形式，而珠江台是我国第一个完全按照听觉规律办广播的，摆脱了广播念报纸的模式，在中国广播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珠江模式”的成功，在于它符合办广播的客观规律，释放了广播节目的特性（主持人、直播、板块、互动），“匹配”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众的需求——热线、互动，革新了30多年的节目结构，符合在我国的国情下办广播的基本要求，因而受到听众的喜爱。
珠江经济台这一“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运行模式，解决了在政府减少或取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电台自我生存的可持续运行的财源问题。
不过，珠江台的改革大体还是在广播业务范围内，至于管理体制、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都还没有触及。继珠江经济台之后产生的“经济台现象”，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广播宣传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任务服务和为社会经济生活服务这一目的的必然反映。
珠江经济台的成功，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电台与境外电台在广播竞争中胜出的第一个案例，获得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1988年8月2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珠江经济台“模范集体”的光荣称号，并给予创办珠江台的代表性人物余统浩和周郁晋升工资一级的奖励。在全省开展的由146个单位参加评选的“广东改革开放十年10件大事”中，珠江经济台脱颖而出，被评为十件大事之一。在中国广播电视史上，“珠江模式”则作为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被载入史册。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相生的是对信息需求的增长，直播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更快捷、更广泛的通道。受珠江模式等影响，广播台普遍增加了直播。1987年，上海推出了经济台，在每天18个小时的直播中，向听众提供八百多条信息，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两年后，天津、长江、楚天、郑州、重庆、沈阳等经济台相继开播，主持人直播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运用。各种各样的广播谈话类节目出现，节目播出量大大增加。
而直播节目也为引入听众反馈提供了最便捷的途径，封闭型的播音室变成了开放型的直播室，加上几通热线电话，为听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
对于这种直播形式，当时就有人提出了“出了问题怎么办”等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珠江经济台开播第一年，仅听众来信就收到一百万封，收听率翻番。
事实上，国外广播界很多一直是直播和录播共同使用的，我国人民广播电台在战争年代也基本上采取直播这种播出形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广播的政治色彩浓厚，只求四平八稳，于是录播就成为一条严肃的广播纪律和制度。因此，在珠江模式的影响下，广播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轮回，直播这种形式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关于直播安全问题，时任《星期天早晨》节目监制何乃谦曾经做出过创新性举措。珠江经济台开始时没有外线电话，没有总机，只有分机，于是拿了两个分机作为热线电话。热线怎么接进直播室等技术问题都经过了试验。后来领导问何乃谦：“小何，如果听众打进来的电话有问题，你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想了很久，他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两台开盘机，一台录音，另一台放音，之间距离拉开4公分，这4公分播出放音的速度大概就是三秒钟。如果距离拉开更大一些，就可以达到7秒钟的延时。为此去找技术部咨询，技术部有人说：“何乃谦，你异想天开，全世界都没有这回事，不可能！”后来何乃谦又悄悄找到杨志茂，两个人在一个下午偷偷地试验，居然成功了。过了两个多月延时器买来了，两人研究出的这个临时“延时”装置就搁置了，使用上了真正的延时器。
直播这种播出形式不仅仅是广播界的改革，也是新闻界的改革。以前从来没有人敢把受众的声音加入新闻的播报中，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广播媒介的特色。在各种节目类型中，对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或令人关注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讨论成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任务。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运行方式各不相同，有两位主持人通过对话方式对某一个新闻话题交流意见的；有通过电话连线嘉宾就某一个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的；有众多听众围绕某个问题通过热线参与发表意见的；有邀请嘉宾到直播室与主持人交流，并通过热线电话与场外听众互动对话的。广东电台的《今日热线》和上海电台的《市民与社会》在广播界影响较大。
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改革方案出台，新闻节目数增加；实现正点新闻；部分新闻节目实行直播；调频立体声节目增加到每天18小时。
此外，广播优势借助直播这一形式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广播最大的优势就是其时效性，而直播省去了录制过程，在动态的行进中运作，有时还可以与事物的发展变化同步播出。直播使广播的快捷性发挥得最充分，直播给新闻竞争带来了明显的优势。如1991年的夏天，太湖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无锡台和湖州台为了及时反映太湖南北两岸人民同遭太湖灾、同治太湖水的壮观场面，进行了一次两地远距离联合直播活动。两台的节目主持人各自坐在本台直播室里，通过空中电波对话，向太湖流域的听众介绍了无锡、湖州人民在治理太湖战斗中的英勇事迹。
从此以后，直播在广播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上升和扩大，时至今日仍然是广播中非常重要的节目内容和形式。
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广播大胆创新，不断改版，可谓波澜壮阔，渗透到了每一个台、每一个节目、每一档栏目，历史上少有。中国特色广播节目改版在全国形成影响力并发挥引领作用的有系列台改版、专业台改版、类型化改版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传统广播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广播越来越垂直细分化、类型化。
1949年以来，国内广播在地名后统称人民广播电台，一套节目设有新闻、教育、文艺等栏目。这种节目样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逐渐增多，一套节目包打天下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各地的专业台应运而生，其中，广东、上海、天津等地的电台率先开展了频率专业化实践。
“创办系列台”的改革思路首次出现在1985年3月由广东台领导撰写的《关于筹办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请示报告》中。1986年12月，随着广东珠江经济台的开播，系列台改版正式拉开序幕。1986～1992年近五年时间，参照珠江经济台的广播模式，创办经济台的热潮在全国各地升温，出现经济台兴盛时期。如1990年，北京电台建立了其第一个专业广播频率——北京经济广播。
上海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起步较早，上海东方电台于1987年对内部进行了改革，组建了三个编辑室，对外呼号分别为新闻教育台、文艺台、经济台。这时他们把几个呼号不同的频率设置了多个各自专业的节目，比如新闻教育台以新闻专题节目为主，文艺台以音乐、戏曲、文学节目为主，经济台以传递经济信息为主。而1991年，随着当时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上海被推向中国改革的经济建设前沿，随之而起的上海台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1991年9月30日，上海电台交通台开播，这在国内大城市中尚属首创。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999年前后，是交通台集中涌现的时期。
1987年3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将五个频率改为系列台。
而作为国家级媒体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改革受限较多，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来进行频道专业化改版，但它也在此时以开发频率资源、优化节目质量作为改革的战略目标，进一步优化了黄金时段的节目设置。1987年1月1日，在中午黄金时段推出新闻杂志型板块节目《午间半小时》，晚上黄金时段推出文艺类综合板块节目《今晚八点半》。继“珠江模式”首创的“板块节目”这一形式成功之后，各地广播电台大都开办了这类融新闻、知识、服务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节目，并多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名牌节目。1988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次对节目进行整体改革和调整。前后两次调整都以丰富内容、提高节目质量为重点，以求最大限度地适应听众的要求。此后，许多地方台也按照中央台的路子，结合本地实际对节目布局进行调整和改革。
政策支持与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的放宽，使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思想大解放时期。期刊事业迎来了新的高潮，迅速膨胀，数量呈指数增长。《半月谈》《读者》《知音》等杂志相继创刊，飞速发展，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今天。到80年代末，针对期刊蓬勃背后的乱象，国家政策展开了一系列约束整顿，期刊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发展却日臻成熟。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有期刊930种。到1993年，我国期刊已发展到7092种。其中社会科学类期刊3435种。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3657种，年总印数为20多亿册。截至1993年，期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期刊有21家。同时，有3000多家期刊发行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期刊已经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我国期刊事业发展显著，各种日后影响深远的名刊、大刊，集中在这一时期相继创刊。这些新刊风格多样，内容轻松大胆，涉及各类贴近人们生活的主题，对我国期刊发展来说，此时可谓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如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文摘》（1981，1993年更名为《读者》）、新华通讯社的《半月谈》（1980）、广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家庭》（1982）、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摘》（1981）以及武汉的《知音》（1985）、吉林的《演讲与口才》（1982）、公安法制文学期刊《啄木鸟》（1980）、介绍海外及港澳台地区风土人情的《海外文摘》（1984）、时尚类杂志《世界时装之苑》（1988）等，这一批面貌一新的刊物，大多创造过惊人的销售成绩，并在后来的几十年内影响了数代人。
这一时期期刊之所以繁荣迸发，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给予支持，如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布《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打破此前期刊发行只能走邮局单一渠道的局面，增强了期刊社的发行主动性，涌现了一批日后以发行为主要收入模式的优秀刊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海南为例，1988年它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到1993年，海南省期刊由原来的4种发展到33种。
自此，我国的期刊开始适应不同消费层次读者的文化需求，编辑出版各种适销对路的期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采取了正确的应变之道。
我国期刊经历了迅速膨胀、指数增长的阶段，无可避免地产生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到80年代末，期刊管理工作同时发展起来。1987年、1989年先后两次进行了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宣扬淫秽、色情及格调低下等内容为中心的期刊压缩、整顿工作，对期刊的发展起了端正方向、整顿队伍、防微杜渐的作用，促使期刊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有序、均衡地发展。1988年我国制定了《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91年又制定了《科技期刊管理办法》。同时，对期刊的社会效果进行事后检查的审读制度也逐步建立，1988年做出审读工作的要求与规定，1990年召开了第一次审读工作研讨会。期刊出版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开始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依法管理期刊的局面已开始出现，这是中国期刊出版事业迈向成熟的很重要的一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期刊事业正处于强大的时代激流之中，挺立潮头的这些大刊、名刊，为中国的期刊队伍领航，全速迈向市场经济的大潮。政策制约、整顿，对整个期刊市场的良好秩序进行了保障。这些刊物的繁荣，不仅起到了推动期刊产品向商品转化的有力作用，同时，正是这些五彩缤纷、贴近读者的内容，为普通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