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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机制激励下，媒体自身也迎来了发展机遇。一方面，媒体机构的数量逐渐增加；另一方面，媒体的内容体量和丰富程度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这也为下一阶段广告经营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报纸引领媒体行业发展，掀起复刊、创刊潮。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不少在“文革”期间停刊的报纸逐渐开始复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羊城晚报》的复刊。
作为中国第一张社会主义大型晚报，《羊城晚报》在1966年12月13日因为被诬为“造谣放毒的旧报纸”而被迫停刊了。可是，它的“根”仍在群众心中，曾任晚报副总编辑的秦牧提到，一次在街上看到行人用一张旧的《羊城晚报》包着刚买的东西，另一个行人立即跑到报摊，买了一份当天的日报递过去，要求换过那张晚报看。《羊城晚报》在群众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一张深受民众喜爱的报纸，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复刊是必然的。1978年12月，广东省委决定恢复出版《羊城晚报》，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为《羊城晚报》题写报名。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终于浴火重生。广州街头不仅又有了“晚报、晚报、羊城晚报”的卖报声，羊城晚报人也焕发了那份执笔为民的激情。从决定复刊，到推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份《羊城晚报》，足足走过了两年多的岁月，这足以证明复刊的困难重重。
最重要的是人员与观念问题。当时，经过省委领导考虑，认为吴有恒出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最合适。当时吴有恒已在恢复了的作协广东分会任副主席，他正负责带领于逢、易巩和贺朗编辑《广东中、短篇小说选》、《广东散文选》（共四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以出版小说的理由三次拒绝了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的邀请。原来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广州市地方主义集团头子（一个人的集团）”的帽子，他被免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行政降三级，从八级降到十一级，下放在广州造纸厂做车间副主任，同工人一起劳动。省委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和广州市委商量研究。1980年4月，广州市委宣布撤销了1958年对吴有恒的错误处分。于是，吴有恒20多年的地方主义冤案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改正。
冤案平反之后，吴有恒毅然接受了省委的任命，担负《羊城晚报》复刊的重任。吴有恒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将我国经济搞上去，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更要率先改革开放。报纸，尤其是晚报，既要有政治性、思想性，也要有知识性、趣味性，要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在后来的实践之中，吴有恒也坚决地把这些理念执行在《羊城晚报》的运营中。
解决了人员与经营理念的问题，迎接着《羊城晚报》复刊班子一行28人的，还有硬件问题。当时《羊城晚报》复刊，完全是白手兴家。过去《羊城晚报》的记者、编辑等工作人员，在报社被封后，大都散处四方，报社也没有留下厂房和办公的地方。没有复刊资金，便向省委借了10万元做开办费；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将流散各处的20多位原来晚报的同志找了回来。没有办公的地方，就向南方日报社借了一栋两层的危房办公；没有印刷设备，报纸全由《南方日报》代印。当时编辑部、校对室、排版字车间等，全是临建平房，晚报的同志都管它叫“窝棚”。
人员与硬件问题都阻碍不了《羊城晚报》班子发展的决心。吴有恒主持复刊《羊城晚报》取得了重大成绩。《羊城晚报》刚复刊的1980年，平均日发行量已达57万多份，超过老晚报历史最高水平。之后再迅速攀升，1982年突破百万大关。复刊五周年时，发行量达160多万份，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晚报之一，远销美、加等国。
报刊的复刊潮，让中国报业市场迎来了迅速的发展。198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复刊。1982年1月1日，《新民晚报》复刊。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报业规模的壮大，可供大众消费的报纸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而《南方周末》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腾讯视频出品的《大师》节目有一期题为《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讲述的就是《南方周末》复刊的始末。
在节目中，左方这样说道：“1983年10月，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刘陶来我家，通知我报社要办一张星期六周刊，成立一个筹备小组，由我当组长，其他两个人是陈兆川和陈秋舫。他说由于考虑周刊初开办在稿件上和人力上都会有些困难，所以暂时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兼任主编，你任文艺部副主任，实际工作是负责主持这张新周刊的编务工作。”
“我说我要见丁希凌，跟他谈话之后才决定接不接受这个任命。第二天丁希凌就接待我，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办一张独立刊号单独发行的周报。他说，以前我们对外面世界完全不清楚，改革开放了，我有机会出了三四次国，我才知道国外的报纸是一大叠的，只有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他说，这个不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们文化和经济落后的表现。他还说人家外国人读报都是有选择地去读。我们中国人读报是从第一版头条的第一句话读到第四版最后一句话，这不是好的读报习惯，报纸应该有更多的内容让读者去选择。所以今后报纸增张是必然趋势，现在还没有广告市场，解决不了增张的成本问题。《南方日报》作为省内机关报，对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批评报道、宣传先进典型都有丰富的经验，报纸增张主要是增加专栏专刊，而我们最缺乏的是办专栏专刊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要办这个周刊，是为《南方日报》未来的增张探索经验和准备人才的。”
从上述访谈中不难看出当时《南方日报》内部对于发展经营的突破需求。在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左方为《南方周末》定下了两个观念：第一是恢复五四运动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把它作为周刊的灵魂，用以提高人民的素质；第二是拥护改革开放，全力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使国家富强。定下两个观念之后，左方与丁希凌把即将诞生的周刊定位为知识分子跟民众的桥梁，即其内容必然是雅俗共赏，与《南方日报》的党报性质有明确区分。当时正值黄每时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反对精神污染。可以说提出以受众为导向的内容办报，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一定风险的。
定下了办报观念与定位，经过两次的试刊之后，1984年2月，《南方周末》第一期便开始发行。发行的首期，《南方周末》的内容便充分体现了其办报理念——头条内容是王宗英到蛇口下海当总经理，二条内容才是邓小平视察珠海爬罗姑山。其后，为了迎合当时音乐茶座、影视歌星的热潮，《南方周末》很长一段时间都采用影视歌星作为头条内容。之后的周刊甚至还有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每周一歌”、针对中老年人的“父母心”、针对赶时髦年轻人的“每周一发型”等内容。有了这些有针对性的内容，《南方周末》创刊一年，发行量就达到了12万份。
除了《羊城晚报》与《南方周末》，许多在中国报业史上留名的报纸，也是当时复刊或创办的。1979年2月15日，《北京晚报》复刊。198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复刊。1982年1月1日，《新民晚报》复刊。1982年5月24日，《深圳特区报》创刊。1983年1月1日，《经济日报》创刊……
这个阶段，我国出现了以数量增加为显著特点的办报热潮。报纸由1978年的186家增加到1986年的1574家，多家报纸发行量超过两百万份。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媒体广告业务逐渐走向正轨，此时在人、财、物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的广电媒体开始探讨整个广电系统的发展体制问题，“四级办”应运而生。
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新成立的广播电视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吴冷西部长在题为《立志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广播电视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两级办电视的政策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今后凡是具备条件的省辖市、县也可以针对当地需要和可能开办广播台和电视台，除了转播中央和省的电视节目外，可以播出自办节目，覆盖该市、县。这就是所谓的“四级办台”政策，即“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这一政策是中国地方广播电视获得发展许可权的纲领性文件，也奠定了此后中国广播电视系统独特的格局架构（见表1-3-1；表1-3-2）。
表1-3-1 电视台发展和社会拥有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1990中国统计年鉴》。
表1-3-2 1984～1989年全国电视节目播出套数与每周播出时长
资料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1990年各卷。
广播电视台在“‘四级办’广播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政策的指导下，覆盖率也迅速增长，节目内容不断丰富。
在“四级办”政策的促进下，江苏地区的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得较为迅速，在全国属于前列。
在“四级办台”政策颁布之前，大部分地方电视台承担的主要是转播任务。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开始兴建电视台。江苏地区首个地级电视台——南京电视台于1980年1月17日成立。1979年以前，作为江苏省省会的南京，一直没有自己的电视台，当时的省电视台以所在城市为名，称南京电视台。1979年2月19日，南京市向省革委会申请建立南京电视台。同年6月30日，省电视台改名为江苏电视台，原名转让给正在筹建的南京电视台。经江苏省广播事业局和安徽省广播事业局协商并报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同意南京电视台使用12频道。1980年6月19目，中共南京市委办公会议讨论南京电视台的建设问题，同意将中山东路28号5楼原未名书场和6楼平台拨作电视台临时台址，市里还拨了100万元建台经费、15万元开办费和2万美元的购置配套设备费。
南京电视台建立初期，主要负责播出教育节目，平均每周播出20小时。先后播过“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讲座”“电视大学课程”“电视中学课程”“机械制图讲座”“高中文化讲座”“经济理论基础”“工业经济管理概论”“社会经济统计学——统计学原理讲座”“微机原理及其应用与BASIC语言讲座”“电大85级文科电视辅导课”“党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16门课程。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提高，南京电视台节目逐步转为以面向广大观众的新闻性、综合性节目为主，电视教育节目逐步减少。直到1987年，南京电视台每周播出自办综合节目28小时，一些有影响的栏目如《南京新闻》《在我们中间》《石城风采》《工作之余》《法制园地》等。
除南京电视台之外，全省各地、市的电视转播台相继发展成电视台，节目内容也从单纯的转播发展成以自办新闻性、综合性节目为主，电视教育和转播为辅的新格局。到1987年，江苏省11个省辖市都在“四级办台”政策颁布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分别是无锡电视台、苏州电视台、常州电视台、徐州电视台、扬州电视台、盐城电视台、南通电视台、连云港电视台、镇江电视台和淮阴电视台等。
户外广告牌快速增多，数量、种类都在不断增加，除了相对传统的广告牌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技术创新的户外媒体，如电子广告牌等，户外媒体逐渐丰富起来，为后期的产品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1982年开始，北京户外广告兴起。北京搭建了300多块户外广告牌，面积6000平方米左右，参观者达到42.5万人次，由北京广告艺术公司独家承办。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当年开始出现的北京地铁广告。开辟地铁广告的是北京广告公司，当年备受争议的松下橱窗广告，正是该公司运作的。该公司发现，当时北京地铁通道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装饰，于是把拟在北京地铁内开辟橱窗广告的创意呈报有关部门，但得到的答复是：“地铁是首都的橱窗……无论现在或是将来，地铁都不能搞广告。”
就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广告公司没有畏难，而是积极上书国务院有关部门。谷牧、万里、王任重、姚依林、姬鹏飞五位副总理极为重视，国务院随即对北京市广告宣传做出批示：“北京可以在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扩大国际交流、有利于美化市容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控制地开展广告工作，包括当地设置一些外商广告（如路牌、橱窗、地铁广告、灯箱等）。”国务院的批示里面提及的“地铁广告”无疑是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也为地铁广告的投放扫清了观念的障碍。
地铁广告最开始的时候为单一的灯箱广告形式，灯箱广告的造价高，对产品的观赏性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灯箱广告基本上是外商企业投放，如日本的日立、佳能、爱普生、索尼等企业。
户外广告牌逐渐向市场普及，民众对于广告的观念也逐渐开放。户外广告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1984年春节期间，广州火车站广场树立海鸥表巨型霓虹灯广告，总长60米，高6.2米，三个汉字每个字为24平方米，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霓虹灯广告。同年国庆期间，我国第一块电子广告牌出现。我国第一个大型微机控制翻转广告显示系统在南京鼓楼启用，该系统显示面积16平方米，能存储90多幅图像，这是我国第一块电子广告牌。户外广告从规模与技术形式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蓬勃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