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在被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老大帝国之弊病不断显现，国家主权日益沦丧，数次的列强侵略战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的统治阶层与文化阶层造成了巨大冲击，“天朝上国”“天下中心”的迷梦日渐破灭。除去物质层面的损失之外，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精神层面遭受的伤害则更为深重。中国国民的这种痛楚是叠加的，也是分外沉重的，既有传统被殖民国家、地区人民的屈辱、愤懑和痛苦，更有作为东亚儒家文化的核心国家与数千年以来的地区领袖（在中国人自我认知中是天下领袖）的优越感，在巨大现实反差下引起失落、痛苦、迷茫与自我怀疑。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都有非常强烈的体现，儒家文化一直以来的道德、礼法、伦理性的制度体系与社会评价标准带来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近代科技的冲击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堪一击的，由此引发的反差与痛楚可想而知。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强盛的国家，儒家文化的发源之地以及坚定的捍卫者与传播者，这种痛苦、迷茫与自我反思无疑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完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形成的坚忍顽强、自我革新、与时俱进的内生特质都注定了面对危机只会愈加顽强和不屈。自1840年之后，清王朝开始从科技、军事、文字到经济、文化甚至政体方面有目的、有系统地向西方学习，而民间的有识之士、有机会与西方文明发生接触的阶层也在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地向西方学习。进入民国时期，这种学习则显得更为自然与坦率，经历了晚清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导下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及清帝退位，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的学习与改良，而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最直接、最显著的不同与差距就是教育。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下，教育救国成为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知识精英阶层的共识。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与改良，对于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学习与模仿，成为当时教育界非常重要的思潮，甚至可以看作整个知识界的共识。在教育救国的大背景下，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教育领域用力最勤、思考最深，成就也最大，尽管他们的个人经历、学术背景、性格机遇都有很大不同，但教育救国的思想都是趋同的。经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劳动教育的推崇与实践也是一致的。在近一百年前，在中国国难深重之际，这些伟大的教育家们深刻意识到劳动教育对于教育、对于民众、对于国家的深刻意义，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实践、思考与研究。本章结合史料对此进行梳理，希望为今日我们认真宣传、实践劳动教育，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有所启迪与帮助。 iB3+/Hy2YCN9WW09AS18RgihvVw4G0IULPKZwK9UOhs9ihhjxU2CRIgoaPsBHz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