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劳力与劳心的价值之辨

关于劳动的重要性，古人都有明确的认识，但如何看待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则有不同意见。总的看来，由于礼制的影响和等级观念的作祟，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普遍鄙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认为只有所谓“小人”（地位低下者）才从事体力劳动，而所谓“君子”则应“劳心”“勤礼”，且劳力者应为劳心者所役使，如春秋时知武子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成公十三年》）等，无一不是将“劳心”与“劳力”对立起来，并以此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分野，认为“君子”应在“勤礼”上下工夫，而“小人”只要做好各种生产即可。春秋时鲁国的敬姜也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国语·鲁语》），于是按此分工原则，“劳心者”的工作就是“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大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鐕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而劳力者只能“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而且还要“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理由竟然是“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种观念直接为儒家所接受和继承，如孔子即对农业生产等体力劳动表示鄙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对于这段话，有人认为，这是孔子谦虚的表现，稼圃非孔子所擅长，故请樊迟向专业的老农老圃请教。但这种解读并不准确。这段话实际上表明了孔子的明确态度，即体力劳动是可鄙的，因为这句话后面紧跟着这样的表述：“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即认为樊迟要学稼圃，就是“小人”（庶人）的表现，学习礼义等才是最重要的。《论语》中其他章节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如《论语·子贡》里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是不会从事“鄙事”的。孟子在驳许行派“君臣并耕”的主张时即明确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之所以有如此的思想，与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等密切相关。春秋以降，虽然“乐坏礼崩”，但绝不至于达到后人所想象的那种严重程度，实际上“礼”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礼别异”，礼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区分并强化等级，那么“君子”自然不能从事生产劳动，且“礼不下庶人”（郭店简书《尊德义》作“礼不逮于小人”），故只能是“君子”“勤礼”，“小人”则与礼无缘，只能“勤力”。这样在价值谱系上，就有了高下之分、贵贱之别。儒家学派之外的其他诸子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与儒家一致，如管仲的四民分类法，是将并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士”排在首位，就连与儒家“互绌”、代表了中下阶层的墨家，也认为像他这样专事上说下教者“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虽注意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野，但他们所讲的“劳心”，并非指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这样的智力劳动，而是指统治阶层对政权的管理，即“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的活动。

春秋战国以来的知识界特别是儒家对体力劳动的看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走向。读书做官、成为“劳心者”而不是劳力者，就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特别是在科举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梦想。由于不重视科学研究这样的脑力劳动，再加上上面提到的道家对技术的警惕和排斥，结果就使中国古代精英阶层不仅普遍鄙视生产劳动，而且也不关注发明创造这样的脑力劳动。正如清代乾隆年间使华的英国人马戛尔尼观察的那样，“这个国家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漠不关心” 。陶希圣亦曾将士大夫阶级的特质概括为游惰性、依存性和争讼性，认为“优秀分子大抵贱工贱商而趋于政治活动，则生产技术不易改良，而农工商业不能进步” 。

但是，儒家思想对劳动价值观的影响绝不止于此。由于儒家思想的复杂性，其对劳动价值观的影响实际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儒家固然强调劳心劳力的对立和抑彼扬此，从而引导士人将读书视为功名之路、利禄之途；但另一方面，儒家也强调人格的独立，强调“义”，而独立人格的获得也需要劳动作为保障。如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等，都强调了士人要有独立的人格，不可屈从于权势，而劳动反而成为独善其身的重要保证，士人劳动而保持了人格的独立：躬耕于畎亩，才能独善其身；种豆南山下，方可不为五斗米折腰。正如清初大儒张履祥所言：“夫能稼穑，则可无求于人；可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 耕读世家也就成为古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状态。在奸邪秉政、豺狼当道、政治黑暗、社会压抑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躬耕而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反抗精神，甚至降身辱志，甘心从事所谓“贱业”。“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是通过打铁这样的象征姿态，显示了乱世中的卓荦不群、特立独行的叛逆气质。此外，儒家思想中对仁爱、仁政等的强调，也使得士人容易对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心，对横征暴敛的统治者进行鞭挞。自科举取代门第成为选士的最重要标准之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脱胎于社会底层，对农民等劳动者有着天然的情感，怜悯、同情、讴歌劳动者就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和对义利之辨的坚守，也使得士大夫阶层与皇权保持一定的张力，士人并非全然依附于最高统治者，在很多时候也是站在劳动者一边，为底层发声，批评官府，甚至成为官府的对立面，在改朝换代中出现他们的身影。 F7SNmpkm+cbMpFT/bOWf4eRL1jQESYWx3SVS7YLS0fbmkOWZvw/8svbLzhKbGH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