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耕文明中的劳动分工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最早系统阐述劳动分工理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但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虽然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总体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工或不重视分工。因为在劳动实践中，一人不可能身兼数艺，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劳动分工就成为必然之势。在先秦文献中经常提到“百工”，如《墨子·尚贤上》中记载“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就反映出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不同的分工。成书于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6大类30个工种（其中木工分为七类，金工分为六类，皮工分为五类，染工分为五类，玉工分为五类，陶工分为两类），即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通过劳动分工，生产力又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管仲甚至还提出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分业定居。《管子·小匡》中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甚至要求“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以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并以此维持社会秩序。

在战国时期，并不是每个思想家都赞同劳动分工论。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这里孔子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劳动，并提出君子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孟子对孔子的劳动分工学说又做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滕文公上》中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此外，在文中还指出战国时期许行、陈相等“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要求“君臣并耕”。在与陈相的辩论中，孟子从许行是否“必织布而后衣”、是否自织冠、是否自为釜甑铁耕等角度进行了驳斥，认为许行一派只看到了耕种的重要性并躬身实践，看不到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认为从事纺织、冶炼等会妨碍耕种，而没有意识到，即使未来提高耕种的生产效率，也需要有专门的人从事纺织、冶炼等劳动，“以票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诚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如无分工，则“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在孔孟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阐释，主张“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墨子不仅主张社会分工，而且还以筑墙为例，提出了生产过程内部分工的见解：“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同掀）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是暗合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无论是孔孟还是荀子、墨子，他们不仅主张劳动分工论，而且还注意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野。孟子的劳心劳力说，实际上已揭示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但他又讲“劳心者治人而劳力者治于人”，将劳心者置于劳力者地位之上，而墨子也认为“教天下以义者”，“功贤于耕织”，这就是他们的局限性了。二是管仲等过于强调四民的划分，以至于要求职业世袭，极易造成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流动。 S4hPmRtfFJL/5MPBk62uJBSCYejqJc0PwFV/lZSprtWLziK7lRZr0aonkndWKX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