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77年）的劳动教育

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极为迅速。据统计，1956年，小学生达6346.6万人，是1949年的2.6倍；初中生438.1万人，是1949年的5.3倍；高中生78.4万人，是1949年的3.8倍；中等技术学校学生53.9万人，是1949年的7倍；大学生40.3万人，是1949年的3.5倍 。此时，国家经济财力已无法支持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大量中小学毕业生因无法升学而必须走向劳动就业，“教育供给和需求之间悬殊巨大，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体现” 。为此，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由此确立了培养劳动者的教育目标。

应该讲，毛泽东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是符合当时中国发展需要的。但是，“由于当时要突出解决的是学生的政治方向和毕业后参加生产劳动问题，而对政治的理解又局限于搞阶级斗争，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又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这样在实践中贯彻教育方针时，就出现了‘左’的偏差” 。从1957～1966年教育部、宣传部颁发的一系列关于劳动教育的文件，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劳动教育在理念层面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把劳动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58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 。8月，陆定一又发表了经毛主席审阅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将是否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教育战线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分子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但会虚伪地主张“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鼓吹“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以此来毒害青年学生。因此，我们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可见，劳动教育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消除体脑分工、进行阶级改造的政治手段而备受重视。

第二，把劳动教育作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手段。1957年上半年刘少奇就中小学生升学难的问题进行全国调查，发现很多家庭无力负担子女上学，由此萌生了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的想法，并将此视为“解决学生学习费用困难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195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两个好榜样》，倡导为节约国家开支、保证学生的生活需要，“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倡勤工俭学，使学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解决自己全部或一部分学习和生活的费用” 。此后不久，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也做了《加强思想教育、劳动教育，提出群众办学、勤俭办学》的教育工作报告，这样，劳动教育被确定为勤俭办学、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第三，把劳动教育看成解决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的根本方式。早在1942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就强调世上“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并强调“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更是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学校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劳动教育被视为“贯彻用手与用脑、学习与劳动、生产与教育、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的正确道路 ；是让学生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又红又专的人、工人化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化的工人的唯一方法。

显然，1957～1966年，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认识论意义都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实践中也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推进。在课程设置上，“一切学校，均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并在不同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级类学校、年级每周、每月、每学年的劳动时间作明确规定，同时开设了属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范畴的多门课程。如小学的生产常识、手工、劳动课；中学的生产知识课和劳动课” 。特别是1958年以后，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边学习、边劳动，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成为席卷全国的热潮。应该说，根据当时中国国情，适度推动勤工俭学、半工半读，适当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接受教育和锻炼，并形成一定的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大跃进”的极左思潮下，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劳动教育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狂热，甚至将勤工俭学异化为勤工“减”学，“工”即“学”，以劳代学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被过度拔高，甚至把学习与劳动对立起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使劳动教育不能按照正常的内在规律进行。 MyPcHxNe9U58RgrK49AbWH0yW+a8+O5WzuPKQS4JJmnJp3oELas3gIcWbK7Dzr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