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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梁漱溟劳动教育思想内涵与当代启示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梁漱溟家族为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世代为官，家学渊源，学养深厚。幼年就读当时颇为先进的西式学堂，14岁入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少年时关心时政，细心研读维新派康梁之文，后又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著《社会主义粹言》。辛亥革命时期，向往革命，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1916年经舅父引荐，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因目睹北洋政府政局之不堪，民众生计凋敝，时间不长即告辞任。梁漱溟14岁即对佛学产生兴趣，革命之后，国家局势之恶化、民众之疾苦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佛学，兼及印度哲学等领域，在担任司法总长秘书期间发表了著名的《究元决疑论》。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蔡元培辞任北大校长之后，梁漱溟因不满北洋政府对于北京大学的干涉，同时由于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学术思想由佛学转向儒学，便于1924年离开北大，先在山东菏泽办高中，在此期间，梁漱溟受泰州学派影响，乡村建设的思想体系逐渐成型。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到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1988年在北京逝世。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梁漱溟以爱国主义为支撑，以挖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结合西方现代教育、社会观念，扎根乡村数十载，将对学生个人价值的养成、重塑与改良贯穿于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
在近代中国，虽有国故派坚持传统文化，但整个教育界、文化界的主流是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基层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等领域，西方教育理念是绝对的主流，当时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教育实现民众的现代化。在这样时代背景下，梁漱溟对此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中明确写道，过去中国教育之错误，论者已多，……但锐实言之，总不外误在一切抄袭自外国社会
。他反对全盘西化，而是在乡村教育实验中有意识地挖掘和坚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这在当时是非常有价值与意义的。
梁漱溟的乡村实验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操作手段上都受到儒家礼教思想与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他以乡村两级学校为渠道，以全民入学为基础，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内容，以文化教育、精神感化、道德培育等方式来实现民众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在方式与手段上都借鉴了儒家礼教文化传统与社会运行体系，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改良。
梁漱溟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作为儒家学说的服膺者与实践者，一方面对国内对于西方文明的全盘吸纳表示了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也对儒家的礼教体系、政教传统进行了批判性吸收。盖因梁漱溟在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最为深入，但又自幼就学于西式学堂，并兼具印度哲学训练，对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对于东西方教育与文化有着很深入的思考，比如他提出的中国是情的教育，西方是知的教育，对于东西方教育的比较理解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他的乡村改造实验背后是文化救国，他坚信中国问题的根本是文化失调，中国的根本在乡村，他希望通过在山东普通县城进行的实验，在乡村利用传统文化来完成对民众的教育，同时复兴儒家传统文化。用乡约模式、公民自治与礼教传统的混合来完成对民众的教化、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改造，进而向全国推广，实现文化复兴，解决中国现有问题，并完成国家自强。梁漱溟先生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一生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与民族文化的重新发展壮大，他的乡村实验出发点在于救国救民，同时也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救文化（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即儒家文化）。他以乡村两级学校为抓手，这是典型的，也是理想化的儒家社会结构，借助这个体系推进教育与改造工作，以成人教育为首，兼及终身教育，在教育中以情为主，强调道德培养。
尽管因为忽视了现实层面的种种束缚，导致了实验失败，但他在当时西方国家占据强势地位的背景下，依旧走出书斋，尝试以传统文化的方式改良社会、改造民众，扎根农村6年之久，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梁漱溟对于乡村教育的研究与思考颇为深入，在结合东西方教育观念的基础上，没有忽略乡村、乡民为根本。他说：“我们的运动不称农民运动，而称乡村运动；不称乡村教育，而称乡村建设。但最好是称乡村自救运动。”
强调要发挥农民的自发优势，以教育启迪其情感、完善其道德，最终帮助他们完成自我教育。他提出农村的人才应该留在农村，陶行知反对当时的乡村建设就是反对乡村变城市，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陶行知观点相同，非常注重培养乡村建设的本土人才。他明确指出：“只有乡村安定，才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事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动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作为一名以文化复兴为己任的学者，梁漱溟的劳动教育落脚点在于对学生、对个人价值的养成、重塑与改良，其思想主要来源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积极进取的入世之学、中国自古以来的勤劳美德、西方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之学。
从离开北大开始实际参与办学、开创教育事业以来，梁漱溟的教育理念愈趋务实、朴实，对于教育问题的演讲、文章与实践都直抵具体问题与实践操作层面。在中学教育中，他认为劳动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养成，避免学生成为不事生产的贵族。在这一点上，近代许多教育家都有论述，大多是出于对传统社会扭曲价值观的一种反击，而梁漱溟则有为传统儒家文化正本清源的初衷包含其间，传统儒学讲入世、讲实践、讲事功，具体到社会实践中，对劳动即便是体力劳动也是不排斥的，因为传统社会科举取士、社会分层、文化桎梏等原因，使得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成为下层人士的标签，对社会风气、民族性格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戕害。
梁漱溟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同时又有佛教平等思想对其的影响，他坚决反对学生成为贵族，成为食利阶层。他鼓励学生参与劳动，热爱劳动，激发全身心的力量参与劳动，“……是要学生拿出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来实做他们自己的生活”，“第一要废除或者减少校内的杂役”
，“却是要在积极方面使学生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刚才所讲手足要勤的意思”，“要废除或者减少校内职员，而把公共的事情交给学生去照料”，“废除现在的贸易部、西餐部以及洗衣部，这些事，我也想要学生自己来经营”
。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学生首先发展成为更为独立、更为完善的人，再逐步修行，接近儒家所要求的士的境界。
梁漱溟还认为劳动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山东的教育实验中，课程设计中既有农业、手工业培训与实践，在最重要的道德课程中也有对辛勤劳作的褒扬与激励，在这一点上，既是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勤劳认可的自然延伸。
梁漱溟作为一名从书斋到大学、从大学到乡村，学术脉络又与教育几无关联的学者，他以自身对于儒家学说的深切体悟，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深刻思考，以爱国主义为支撑，以挖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道统为己任，结合西方现代教育、社会观念，复兴并改良传统礼教文化，扎根乡村数十载，开展乡村教育实践，取得了不少成绩，在中国近代教育、社会改造、文化传承事业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现代观念整合儒家文化，以教育促建设、以教育促管理、以教育促发展，礼教、政教合一的创设极具先进性与理论探索价值。在一片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不盲从、不跟风、不标新立异，以东西方文化的整体观照为基础，发掘与探索儒家文化在当时对于近代化文明改良中的价值与意义，以乡村建设为基础，推进国家社会与文化自强，这种探索精神与实验意义是非常难得与可贵的。在今天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为我们怎样立足乡村实际、借鉴先进经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