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三 晏阳初劳动教育思想内涵与当代启示
晏阳初（1890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原名兴复，又名遇春，字阳初，中国著名教育家，近代乡村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他幼年随任私塾先生的父亲启蒙读书，13岁赴保宁入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堂，开始接受西式教育，17岁赴成都，入华美高等学校学习两年，19岁起开始在成都的中学教授英语，后赴香港圣保罗修习政治学，26岁赴耶鲁大学求学。本科毕业后，适逢一战，晏阳初随耶鲁大学学生海外传教志愿团奔赴欧洲战场，在法国开展教授华工识字的工作，成绩斐然，为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奠定了基础。结束在欧洲的志愿活动后，晏阳初回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7月，晏阳初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归国开展平民教育，立志扫除中国文盲。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游历十九省，开展调研，1922年春季开始在长沙进行试点，效果惊人，并迅速在杭州、烟台、曲阜、南京、汉口、嘉兴等地铺开。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晏阳初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于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下简称“教促会”），熊希龄、张伯苓、蒋梦麟等人也积极参与其间。1926年，有感于中国教育的弊端，结合自身思考，通过多方努力，晏阳初前往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改造活动，并取得惊人成就，但因抗战被迫中断，教促会也被迫西迁。晏阳初与同仁在重庆又组建“中国乡村改造学院”，以四川璧山县为中心进行华西实验区实验，因战争缘故无法充分开展活动，效果远不能与定县实验相较。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将视野投向全世界，先后前往南美、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巴基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等地考察，在菲律宾开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将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投注于此。1990年1月17日在纽约寓所去世。晏阳初一生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总结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四大弊病，提出四种教育和三种方式。
晏阳初自一战时期赴欧洲担任志愿者期间开始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后，一生便与平民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归国后，他立志消灭中国文盲，后将其总结为“除文盲，作新民”。他一方面利用优势，积极争取西方各项资源；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并参与编辑简易文字课本，在各地开展扫盲运动。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先在长沙开始试点，联络当地一百多名教师进行义务教育，为最底层民众开展基本文字训练，成功后，在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数个省市推开。后来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出任总干事。他开展的平民教育声名远播海外，菲律宾多次邀请他前往指导。经过实践探索，晏阳初认为中国平民教育的迫切性在于需要尽快抓住平民教育的主要群体，“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那中国民族便立刻可以复兴”。在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先赴我国台湾，后赴美国，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践行自身的平民教育与农村教育理念，获得了“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称号，这是对他终其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巨大褒奖。
对于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大量的有识之士为之思索、奋斗，探索救国救民的路径。在教育家中，晏阳初提出的四种问题——“愚、穷、弱、私”，以及与之对应的四种解决方法，对近代以来中国问题开出了最简便的病情分析与药方。所谓“愚”，重点在于识字率低、文盲比例高而民众素质难以得到提升；“穷”，指谋生技能弱，经济地位没有保障，民众由此而难以自立自强；“弱”，重点指因卫生观念与卫生条件差，民众身体素质较差，患病率高；“私”则指的是民众缺乏公德意识、自私狭隘。他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平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平民的“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平民的“团结力”。晏阳初还提出社会、学校、家庭三种教育，超越了当时固有的教育理念，从更为宏观、更为符合实际情况和更为符合现代教育发展的角度回答了平民教育的主要问题。三种教育方式与他提出的四种教育类型相结合，使得四种教育背后的学术框架更为完整，在对教育的理解和教育模式的分类上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
近代以来平民教育是教育界非常重要的浪潮，由此诞生了面向中国最广大人群的乡村改造运动。晏阳初结合自身的宗教信仰、学术训练以及在欧洲战场的经历，以河北定县为舞台，开展了规模宏大、周期完整、几乎面面俱到的乡村改造实验，开辟了自己的乡村教育模式。晏阳初刚到定县的时候，全县共设立初级和高级普通平校427所，学生达1.3万余人
；至1934年，全县小学已经普及，14～25岁的青少年文盲人数比1931年减少34%，男青年文盲已减至10%
。同时，在乡村改造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如培育农作物新品种，棉花、小麦、高粱、谷子新品种的亩产量比土种分别增产56%、14%～20%、30%、20%；先后完成水车、辘轳、播种器、中耕器、收获器、点播器、花生筛、脱粒机的改良；在动物饲养业方面，完成了主要家畜及鸡种的改良。平教会还进行了合作社的实验和推广工作。1933年，成立自助社三百余社，有些自助社又上升为合作社，合作社县联合社也应运而生。到1936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合作组织制度。平教会还开创了中国县级现代卫生建设的先河，建立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国民政府卫生署成立后，要求各县采用这一制度。此外，平教会还对学校卫生、产妇与儿童保健、生育节制进行了试验。在疾病预防方面，以种痘工作最为突出，据1936年的报告，“近年来邻县时有天花流行而本县无之”，“定县天花已称绝迹”。在乡村改造中，定县农村的医疗条件、预防和治疗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晏阳初一生受基督教、儒家、劳工的影响最大，对劳动教育在情感上非常接近、认同与支持。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大多来自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实践。他通过组织“博士下乡”，带动知识分子投身乡村劳动教育，成绩斐然。他曾邀请了五十多位专家编写简易识字教材，包括陶行知、瞿菊农、孙伏园等当时一等一的文字名家，以白话文和民众日常语言做依据，搜集150万字原始资料，用简化字编成两册平民教育课本。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举家迁往定县，其中不少是当时最为人看中的海归博士，包括曾做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回国后担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筑山，“副刊大王”孙伏园，与郑振铎、瞿秋白齐名的瞿菊农，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耶鲁大学博士傅葆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后在德国学习卫生教育的陈志潜。这些知名学者与平促会的工作人员一起积极投身乡村教育实践，以劳动精神、劳动情怀克服物质困难，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推崇宗教家的苦行精神和以劳作、以工作为荣的观念，以生计教育为重点督促劳工、农民等最底层的劳动者积极参与各类培训学习、各种职业技能的训练，教育他们以劳动克服懒惰、以劳动取代等待。他还创办《劳工周刊》，刊载劳工言论，不少参加过扫盲学习的劳工的发言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晏阳初认识到中国人并不笨，他们所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当时中国所谓的“苦力”，不在于苦力的“苦”，而在于“苦力”的潜在力，只要发掘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些认识，一方面使晏阳初对当时的劳动者更加尊敬，另一方面对引导当时社会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晏阳初胸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为实现“除文盲，作新民”的平民教育目标，秉承基督教拯救世人的宗教情怀，以服务劳工为己任，一生辛劳，孜孜不倦，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及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在1922年撰写的《平民教育新运动》一文中，晏阳初引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古训，强调指出：“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识文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邦’又何宁呢？”
晏阳初的乡村改造实验在民国时间最长，相对而言，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明显。尽管有不完善、不全面，甚至有意无意避免现实原因的成分存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抓住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他以宗教家般的虔诚与投入、锲而不舍的精神、充分且准确的调研与分析、过人的整合资源汇聚人心的能力，在国家整体政治经济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展了为期11年的县级教育改造实验，实属不易。
与陶行知相比，晏阳初的试验因时间、空间的优势取得的成就更大。同时，陶行知将中国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问题放置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思想与封建文化传统的遗害的大背景下，而晏阳初对于问题的思考则回避了宏观的历史与时代背景，有意无意地将问题做小、将焦点集中，陶行知看到了“病症”，由“病症”看到了制造病症的环境，在祛除“病症”的同时，希望改善整体环境，晏阳初则是看到“病症”只解决“病症”。与后面提到的梁漱溟相比，晏阳初教育实验更为纯粹，梁漱溟是政府主导，晏阳初是社会力量参与。同时，梁漱溟的乡村实验的目的与出发点中，除了乡村改良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试验所占比例较大，晏阳初相对而言则完全瞄准四大弊病来开展教育活动。晏阳初在乡村实验的工作，以一县、一地而论，在当时无疑是成效最为显著的，究其原因，首先，在其对于问题的梳理更为纯粹，全部集中在乡村、平民本身，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加有的放矢，相对而言也可以避免一些阻碍，因为他主要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与事务之上，这也使得他在对问题根源的探究、实际操作层面都达到了其他人未能达到的高度。其次，晏阳初在他的平民教育中将学术探索与农村实践结合最为紧密，他认为对于农村的改造有再造民族之功效：“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近数十年来一切的改革建设失败的经验，已足够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和严重性了。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他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他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他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当时在实验区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乡建人才的培养、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和推广、农村合作事业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理论，打破了狭隘的教育观念，把乡村教育视为与乡村经济、文化、卫生、道德等方面共同进行的系统工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新。
晏阳初胸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及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为当下全面推进劳动教育提供了宝贵参考。他带领“博士团”，将平民教育的学术探索与农村改造实践紧密结合，昭示了劳动教育的真正价值是服务国家发展需要。同时，他提出当时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力求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竭力在农村推进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主张通过提升底层劳动者的素质来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这为当下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构建了维度参考，即可以通过拓展学历教育深造途径，培养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通过加强专业技术进修，提升劳动者的专业技能；通过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通过营造健康向上的工作氛围，构建团结协作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晏阳初还特别重视、尊重每一个劳动者，倡导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种教育方式开展平民教育，充分发掘他们在劳动中的价值。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可以参考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开展各具特色的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