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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内涵与当代启示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7岁起开蒙入私塾。1905年，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学习。1908年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校方对学生宗教信仰的强行干预，退学并于一年后考入金陵汇文书院，后转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革命思想。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因身无余财，遂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并获文科硕士学位，但教育救国之理想念兹在兹，经多方努力，终得以转入全球教育学最高殿堂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教育界宗师，自此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大力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致力于乡村师范教育实践。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1932年，创建山海工学团，开展小先生运动。1933年，他与友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抗战爆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7月，出访欧、美、亚、非地区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救助培养因战争失去亲人的难童。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1946年7月，终因长期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纵观陶行知一生，他以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重要路径，把西方先进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在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就，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进步。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借鉴欧美大学先进办学经验，推动了多项改革。他提出《改良课程案》，实行选课制；提倡学生自治；几乎与北大同时，开始招收首批女学生；开办暑期学校，首期招收各地选送的教育行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1300人，开创了高等院校开办暑期学校与高校服务中小学教育的先例
。此外，他还参与“中国新学制”起草，对学制制定标准、女子教育、师范教育提出很多真知灼见。
陶行知在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说进行深入思考和修正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中国当时教育的弊病与国家现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生活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新理论。他的生活教育观点极为深刻地关照到了近现代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教育发展程度，将教育与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教育与生产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欠缺教育基础与教育环境的人民大众送去了改造世界的“工具”
；是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在当时中国最充分的一次体现与提升；是“打破鸟笼”
，在最广泛的天地间进行教育活动的一次大进步。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体现的大众性、爱国性、实践性与先进性，都非常值得后人研究与思考。
陶行知以提高民众素质、帮助民众完成基本的教育活动来实现对个体、社会和国家进行改良的目标，大力推广平民教育。他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将平民教育正式推向全国范围。同时，参与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
，筹办《平民周刊》，积极发动各方力量，在北京、南京等地开办平民读书处
，在安徽尝试推进强制免费平民教育等活动
，提升了广大民众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1934年7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对自己一直以来探索的行与知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一实践出真知的教育理念，强调“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亲知为闻知必要条件”
，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结合，丰富了教育实践育人的理论，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
从陶行知生平及教育思想的主要成就看，他对劳动和劳动教育是重视的。他以西方现代教育为主要参照对象，认真审视中国教育之不足、社会发展之缺陷，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系列举措彰显了对劳动教育和劳动精神的推崇。他提出的生活教育理念，使教育走进生活，丰富了劳动教育的载体。他以国民素质重塑、乡村平民教育为主要发力点，为提升劳动者综合素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行是知之始”理念深刻阐释了劳动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劳动教育是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陶行知归国后，积极探索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大力倡导“手脑相长”
。他认为，“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一种是笨头笨脑病”，这种病在精神在文化，破解之道却在教育
。他倡导通过教育，特别是动手能力，劳动的意识、对劳动者的尊重，破除死的教育的弊病，破除传统教育形成的错误观念。他把教学做合一作为校训，强调“做”是核心。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将晓庄的“老山”改为“劳山”，图书馆叫“书呆子莫来馆”，大礼堂起名叫“犁宫”，犁宫大门之上的对联写的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在入学考试时，考察《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不对？》，通过探讨劳力与劳心的关系，引导学生“在劳力上劳心”
，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考试过程中要求学生着草鞋前往晓庄垦荒、施肥、修路，操练农活。开学典礼上他明确讲道“……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有不及他们之处”。在《自立歌》中，他这样写道“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深刻阐释了劳动有利于国人树立自强意识，有利于智力与创造力的发展，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有利于国家工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重点强调了“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
，打破了学校教育的局限，极大地丰富了劳动教育载体。他在《生活即教育》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提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人生需要面包，我们就得受面包教育；人生需要恋爱，我们就得过恋爱生活，也就是恋爱的教育。照此类推，照加上去：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
，强调了生活中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他在《古庙敲钟录》中设想创办一种融“工场、学堂、社会”为一体的全新办学形式，称“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附有生活力的新细胞”
；他说，“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么，我们失掉的是鸟笼，而得到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进一步说明教育蕴含于生活中的所有的劳动中，劳动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中渗透着推动劳动教育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全面普及。他在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全民教育》中指出“不论宗教信仰、种族、财富及所属阶级有何不同，男孩与女孩机会均等，男子与女子机会均等，成人与儿童机会均等”
，打破了封建社会不平等受教育的束缚，通过编写平民教育教材，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推进各领域劳动者学习文化知识，并积极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生产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综合素质。除了受教育群体的空间普及，他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已经超出了一般人们把目光局限在扫除文盲的范围，而是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
，提出了时间上的劳动教育普及。
陶行知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强调了“行是知之始”，有了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劳动教育获取真知，进而反哺课堂文化教育的雏形。他在《行知行》一文中指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的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阐述了实践出真知与间接读书获取知识的区别；还指出，“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风”，“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于这种亲知之取得”，说明了实践获取真知的效果
。上述这些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实践教育是获取真知的重要途径，通过实践获取的真知更为经济和有效，也表明在生产劳动中开展劳动教育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劳动教育只有寓于生产实践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了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充分挖掘了劳动的价值与意义，以劳动与实践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国民素质重塑、乡村教育改革，为近代中国教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对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时期，将劳动教育以校训、歌谣、课程设置、评测内容等多种形式贯彻其中。晓庄学校不请工人，要求男生做饭扫除，女生倒马桶，这些要求的目标就是重塑国民对于劳动的认识，以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这为当下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范本。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要牢牢抓住学校教育这一重要环节，将劳动技能课堂授课与课下实践有机结合，通过开设丰富的劳动教育课程，加大实践育人力度，将劳动能力测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引导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积极劳动。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打破了学校教育的“笼子”，极大地丰富了教育载体。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要充分运用生活中的各种载体，走出教室，结合实际，加大校外社会实践力度，引导学生走进社区、工厂、部队、农村，感知中国大地，体察国情民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熔炉里，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握真才实学，增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大力推进劳动教育基地建设，探索建立各具特色的社会实践场所。通过在真实的生产实践基地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生活就是劳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从而实现劳动教育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陶行知在其生活教育理论和平民教育思想中对生产实践中的广大民众开展教育进行了系统阐述，尤其是在乡村平民教育中强调要注意教育与农村、农民相结合，充分遵循了劳动教育规律，根据受教育对象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劳动教育。当下构建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借鉴陶行知这一经验做法，推进劳动教育贯穿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始终，分类施策，因人施教，分别明确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关键环节和保障机制，切实推动劳动教育三个不同阶段协同发展，把全国教育大会“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精神落到实处。
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对劳动精神是极为推崇的，无论是“行是知之始”，还是“教学做”以“做”为核心、“在劳力上劳心”、将“老山”改为“劳山”等，都对劳动精神进行了弘扬。正因为此，他无形地在教育中树立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的引领示范作用。新时期加强劳动教育，要大力发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对劳动教育的促进作用，充分借鉴陶行知对劳动精神推崇的经验。可以通过举办“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进校园”“大国工匠报告会”等劳动榜样人物进校园活动，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先进引领作用，创新宣传载体，加强对劳动榜样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广大学生在校园里近距离接触劳动模范、感受劳模精神、聆听劳模故事、观摩精湛匠艺、分享工匠情怀，引导青年师生学习领会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勤奋学习、勤于钻研、勤勉敬业的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