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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四章，绪论叙述本书的选题意义，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其一是以唐代作为本书研究时代背景的意义。唐代兼具佛教中国化的过渡期与形成期，从中国佛教的形成来看，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唐代之后，中国佛教便开始具有了“本体”性的稳定形态。唐代本身史料丰富且翔实，可以深入探究佛教中国化的内在结构。其二是以僧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任何文化或者说文化之间的交流都是以人为媒介才得以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唐代僧人可以说是唐代中国佛教的主要塑造者，或者说中国佛教的形态本身是通过僧人而显现出来。其三是选取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为本书的理论基础。佛教如何通过唐代僧人而显现成中国佛教的形态，便可引入哲学诠释学来分析，这样也有利于深入佛教中国化的现象背后。绪论第二部是对相关研究动态的回顾，主要包括将诠释学引入佛教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及唐代佛教与唐代僧人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则主要叙述本书的主要内容，便于读者快速从整体把握本书的主旨。
正文第一章详细论述本书所运用的理论基础，即哲学诠释学的相关理论。这一章旨在通过分析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相关理论，说明非科学真理要通过诠释者“前理解”的塑造才能得以显现，并且进一步经过“视域融合”而成型，进而说明非科学的真理应该是“理解的真理”，是动态的可生成的具有创造性的“多维真理”。因而“理解的真理”在此意义上也有了本体地位与合法身份。
正文的第二章则是基于《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唐代墓志汇编》，以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史料对唐代僧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前理解”进行详细的研究。我们在理解一个对象时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性而直接达到它，必须以自身的“前理解”为视域去审视需要被理解的对象，“前理解”是理解过程的起点，是理解活动中所无法跨越的。对于唐代中国僧人来说，他们的历史性就在于他们在先的被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所构成，这也形成了他们的“前理解”。他们在理解自己同周围一切的关系时，都是以这个“前理解”为工具去理解。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直至唐代已经历经数代，但在唐代之前只是“佛教在中国”，还没有到唐代之后“中国佛教”的程度，因此佛教在唐代还远没有到足以撼动中国人“前理解”的程度。从对史料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僧人以儒家文化“前理解”为基础视域，去看待自己与世俗的关系以及自己同佛教的种种关系。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主要论述僧人与儒家文化的种种关系，包括家世儒宗、儒生出家以及出家后补习儒家文化这三种主要现象；第二节详细论述唐代僧人的“孝”的前理解，主要分析僧人以此视域来审视自己同亲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审视佛门中的师徒关系等现象；第三节主要分析了唐代僧人以“忠”的视域来审视自己与国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现象；第四节主要论述了唐代僧人以“仁”“大丈夫”等儒家修养境界的视域来审视佛教的修行境界，以及与此相关的现象。
第三章是本书的理论升华部分，本章以第一节为方法论基础，以第二节为史料基础，以理论提升的方式解答了本书探索的两个问题。其一，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为什么不能“原汁原味”的落地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经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简言之，即“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其二，既然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不可避免，那么与印度佛教相异的“中国佛教的合法性问题”如何看待？本章前两节分别论述与解答这两个问题。第一节分析了唐代佛儒之间的“对话辩证法”，唐代僧人便是对话的载体。他们以儒家文化前理解来审视佛教，在无意识中解答了佛教对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所提出的问题，即“以出世为核心特征的佛教，如何以中国入世型的儒家文化‘前理解’来表达”。也就是说，如何用儒家入世的形式诠释出世的佛教，同时还不丢掉佛教出世的核心特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视域融合真理”的形成，就是“视域融合中国佛教”的生成。儒家文化以入世为核心但同时也具备了出世的维度，佛教则以出世为核心但亦有入世的维度，于是二者有了“对话”的平台，视域融合便可以进行。第二节重新审视“佛教中国化”的提法，这一提法本身则隐含着将“佛教”等同于“印度佛教”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将佛教本身关闭在了印度佛教的概念中，于是中国佛教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应该本着回到“佛教本身”的态度，将佛教视为一个整体，每种“视域融合”的佛教形态都是不同文化“前理解”对佛教的“说出”，是佛教向其自身全体展开过程中的一个个环节。
[1]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