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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意在以哲学诠释学的视角，通过研究僧人传记进一步考察佛教中国化现象的深层结构。用这一视角研究中国佛教的相关研究很少，可供借鉴的经验也少。诠释学应用于佛教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将西方诠释学理论直接用于佛教研究、致力于中西结合来建立中国佛教诠释学体系研究，以及专注于中国佛教自身的诠释特点研究。
班班多杰教授将哲学诠释学引入佛教中国化的宏观研究。在《中国佛教的时代特色与发展方向：用诠释学视角聚焦中国佛教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他首创性地提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佛教汉地化与佛教的藏地化都经历了由“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变，即佛教由“他”而“我”的转变，认为佛教在两地都经历了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对于印度佛教经典文本的解读与诠释阶段，经过两者长期的诠释学循环性的互动，最终使得两地的佛教都获得了自主性与本体化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班班多杰教授还展望了佛教研究的未来，认为我们既要研究好“中国佛教”，又要研究好“在中国的印度佛教”，在这个意义上，班班多杰教授又折中了“方法论诠释学”与“本体论诠释学”。最后他还对佛教研究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通过中国学界和教界各方面人士的努力，来再现和重构一个中国佛教的本体论版本。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受其启发并得到了班班多杰教授的指导，试图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接着说”，通过对唐代僧人“前理解”的详细研究，深入佛教汉地化这一现象的内在结构，展现出佛教在唐代是如何完成由“他”而“我”的本体性转变。
美国学者唐纳德·罗佩兹（Donald S.Lopez Jr.）所编写的《佛教解释学》
，是一本美国学者研究佛教解释学的论文集。于2009年方才出版中译本，比原著晚了20年，这迟来的20年一则说明美国学者对佛教解释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富；二则说明中国学术界对佛教解释学这一领域关注得较晚。论文集反映出美国对佛教解释学的研究传统，他们当时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以旨在还原作者愿意与文本原义为特点的方法论诠释学，以此为方法论基础解决佛教教义内的矛盾。比如对于佛陀“开悟”境界的研究，也就是说佛陀开悟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中国佛教各种判教系统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他们当时研究的问题可以看出，其研究方式就是以严谨的推理与将复杂矛盾“还原”为简单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汉传佛教教义中所存在的问题。
台湾学者林镇国的《当代欧美佛学研究方法之省察》
中，则提到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引入对佛教研究的影响。从西方汉传佛教学者对哲学诠释学方法理论的借鉴，笔者认为有两点意义：首先，让我们注意到了“视域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视域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其次，则是意识到了“前理解”的重要性。比如在研究某位佛教学者的思想体系时，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哪些是他自己的见解，哪些是对前人的继承。
上述研究进路，在汉语学术界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丽霞的《从诠释学角度看宗喀巴佛学体系的建立》
，作者主要运用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来精确梳理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实际上与前人的思想密不可分。因此作者认为研究宗喀巴的佛学思想，就必须剥离他自己的观点，以便对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进行全面定位。文章揭示了宗喀巴大师在前人见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再诠释，理清了宗喀巴佛学思想中的“己意”与“他意”，尤其是其与月称佛学思想的关系。朱丽霞的研究就是沿着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路来“揭显”宗喀巴大师佛教诠释体系中的“前理解”与“前见”，从而对大师的佛学体系达到更为精确与清晰的理解。
吴学国的《中国佛教诠释传统》
则是运用了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与诠释的“距离意识”等理论，审视了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宏观历程。他认为佛教初传中土，僧人在译经时试图将佛教“原汁原味”地落入中土，并未考虑到中国文化这一方的“视域”。到了三国时期，译经者渐渐意识到了“诠释距离”，此时也开始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视域融合的互动，比如当时康僧会的“佛教仁道”说。作者认为后来的鸠摩罗什法师的译经特点过于注重中国文化这一方的“视域”，相较而言则有些忽略佛教源头的“视域”。时至唐代的玄奘法师，其译经的特点是主张还原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理论，事实证明他的方式并不适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最终在禅宗那里形成了一种对于上述翻译模式的否定之否定，即完成了以汉地传统来“述说”佛教的任务，达到了真正的“视域融合”，也就是用中国文化“说出”了佛教。
程恭让教授的论文《在“佛教化”与“中国化”的思想张力之间——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种理解方式》
将近现代佛教学者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解概括为三个类型，并进行了反思。首先是欧阳竟无的范式，他认为只有印度佛教才是具有合法性的、原汁原味的佛教，并通过指出中国佛教的乱象进而否定中国佛教的合理性。其次是陈寅恪的范式，他则以一种“以我为主”的视角来看待佛教中国化过程。他认为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唯一目的与结果就是促成了“新儒家”的思想模式。最后是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他认为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佛教，其区别只是以不同的语境而述说出同一个实质。牟宗三先生的看法其实已经表达出了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的主要观点，而且其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也明确表达了对“佛教中国化”这种提法的反对，因为佛教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质变。程恭让教授还在总结前人范式的基础上认为佛教不断陷入又不断解脱中国文化的过程，催生出了“佛教化”与“中国化”两个研究向度，整个中国佛教史就是二者相反相成的过程。
李晓婧和杨维中的《从诠释学方法看儒、道对佛教心性思想的影响》
，直接运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概念，对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合法性进行了本体论诠释学的论证。作者认为中国人无法走出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视域”，中国人唯有以此视域为工具来理解佛教教义，双方的视域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以“真常心”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而且这同样具有佛教的合法性地位。张云江《论现代性语境下的佛教经典诠释》
一文指出中国本身所具有的佛教诠释传统在近代则让位于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实际上遮蔽了中国佛教自身的诠释特点，掩盖了佛教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解方式。作者的立意在于引起当今中国佛教学者对于西方研究方法引发弊端的反思。
赖贤宗教授有专著《佛教诠释学》，这也是华语学术界明确以“佛教诠释学”来命名并以此来建立学术体系的首部专著。赖贤宗教授的研究进路是试图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与中国佛教本有的诠释传统相结合，在中国哲学史的视域中来创建中国佛教的诠释学体系。他反思了当代“还原”原始佛教的学术倾向，认为这是对佛教整体的一种片面取舍，是对其他佛教体系合法性身份的漠视。他认为视域融合之后对于文化的再创造，才是应该有的文化发展路径。在这方面他肯定了天台佛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对印度佛教“如来藏”思想所进行的再诠释，他认为这可能反而使得以前引而未发的佛陀本怀得以进一步显现。
循着这个思路赖贤宗教授又讨论了净土宗、人间佛教以及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等学术问题。另外，赖贤宗教授的论文《“四句”说无生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
也秉承了其一贯的研究进路，将中国佛教学者对于印度佛教的判教方法与西方的诠释学进行会通，试图构建普遍意义上的佛教诠释学。
高新民、熊桂玉所作《理解与解脱——佛教解释学之我见》
旨在重新挖掘中国佛教本身的解释学传统，并且在研究中加入了心理学的视角。认为对佛经的诠释要着眼于在解释可言说层面的同时又揭示不可言说的层面，前者是其他宗派的诠释特点，后者则是禅宗的诠释特点，两者的结合是佛教诠释学独有的特点。另外高新民教授还有《智者的佛教解释学及其对佛教解释的清原正本》
，也是秉承了上文的研究思路，详细研究了智者大师对于佛教的诠释。高教授认为衡量佛教论著的客观标准是存在的，那就是诸法实相的最高境界，解释学与解脱学相结合才是中国佛教诠释学该有的特色。王萌的《“真谛”与“俗谛”的现代会通——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及其诠释学意义》
一文则研究了印顺法师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对于佛教的诠释，论述了印顺法师对于佛教现代化所做出的思考与探索。
关于唐代佛教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遍及了唐代佛教的方方面面，非常详尽，这也得益于唐代本身原典史料的丰富与完整。在这里尽量列举与本书相关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阐述，由于能力和视野的局限，有不足之处，笔者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补充。本书关于唐代佛教的研究角度主要立足于唐代佛教中国化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僧人以儒家文化前理解为视域对佛教的理解与诠释，笔者将围绕着这个立足点来列举相关研究动态。
美国学者斯坦利·威斯坦因通过对大量的史料以及世界范围内相关学者对于唐代佛教的研究，完成了他的著作《唐代佛教》
，该书详细研究了唐代每一位统治者与佛教之间的政策性与理论性的互动、统治者与僧道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的内在原因。比如书中提到唐代首次由统治者命令僧人跪拜父母，虽然最终由于僧人的抵抗而不了了之，但是其影响则非常深远，这无疑也是唐代僧人“前理解”的研究范围。与斯坦利·威斯坦因研究相似的还有日本学者砺波护所著的《隋唐佛教文化》
，他的研究同样注重从国家和制度的角度去把握唐代佛教，比如在第二章《唐初的佛教、道教与国家——法琳事迹考》中，通过唐代佛教著名的“法琳事件”，以小见大分析了唐代佛道两教同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中，砺波护则将斯坦利·威斯坦因在《唐代佛教》中所提到的唐代首次命令僧人拜父母的这个政策当作一个专题来研究，考察了僧侣对父母和君王从不拜到下拜的历史变迁，作者认为这看似是一个礼仪乃至习俗的问题，实则事关重大。尤其是到了唐后期，僧侣对拜父母君王已经很少争论，这也代表着唐代“视域融合”的中国佛教已基本形成。另外，突出佛教与唐代政治互动的研究还有谢山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佛教兴衰研究——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
，谢山博士的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形势从而弥补了海外学人精于学术却缺乏对中国社会深入了解的不足，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立足唐代，宏观分析了唐代历任统治者与佛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细化深入分析了佛教各宗派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将研究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文人士大夫与佛教、军人阶层与佛教的关系都做了详尽研究。
国内学者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
，汤用彤先生运用西方学术方法对隋唐佛教进行了梳理。他着重研究了隋唐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隋唐佛教兴衰的原因、考证了宗派佛教的理论源头，以及中国佛教的再传播等方面，涵盖了跨文化传播所要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方方面面。郭朋所著《中国佛教思想史》
，其中第二卷叙述了隋唐佛教思想，主要涉及佛教与政治的互动及宗派佛教的思想特征等，其研究的特色在于突出以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来审视中国佛教的发展。比如他认为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是客观唯心论的世界观；唐武宗灭佛则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其结果实则对人民有利，直接解放了寺院奴隶。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二卷涉及隋唐，其中淡化了佛教与政治的互动部分，这方面篇幅不多。研究重点放在了宗派佛教的思想源头、与统治者的关系、与儒道文化的互渗、历代学者的研究、宗派中每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沿革以及用宏观视角审视某宗派在唐代的发展等，研究之细，考据之繁，堪称唐代佛教的百科全书，其研究主要侧重于唐代佛教各宗派的思想体系。方立天先生《隋唐佛教》
则从整体上彰显了隋唐时期宗教的人文思想特点，突出宗教的“人文”特色，这也是方立天先生的研究特点。该书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其一是围绕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的相关研究；其二则详细阐释了禅宗的核心思想。
洪修平教授的论文集《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
，其研究特点倾向于展现中国化佛教所独具的特色，以及对三教关系的梳理，突出了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在思想上、伦理上所表现出的中国化特色。在《论汉地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与老庄玄学化——从思想理论的层面看佛教的中国化》中，他详细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儒释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则强调了隋唐时期三教融合的特征及内在机制，他认为各个宗派其实都是佛教思想家在调和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思想的基础上所创，并且着重论述了佛教对儒家伦理的吸收与融合，比如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所谓“孝僧”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在《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一文中，洪修平认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文化“以我为主”地对佛教所进行的“主动性”的吸收，中国文化自身独立性的保证则是这一过程的“前提条件”。蔺熙民的博士学位论文《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
详细研究了这一时期三教冲突与融合的细节、转折点与总的脉络，将三教关系分为以时间为界限分为政治化、理论化与社会化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以统治者为标准进行详细研究。
除了上述关于隋唐佛教的宏观研究、本土化过程研究，以及宗派研究，对唐代僧人的研究也有不少，这部分内容与本书研究关系密切。美国佛教学者克什尼（John Kieschnick）的《高僧：中古中国圣传里的佛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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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时期的僧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以宏观整体视角来研究僧人的生活，而非将其分宗分派对待，这亦是本书的研究特点之一。陈瑾渊的博士学位论文《〈续高僧传〉研究》
针对国内外对《续高僧传》研究的不足，对《续高僧传》的背景、版本、作者的取材范围等做了分析，同时也对其中的《义解篇》和《遗身篇》做了专题研究。吴智勇的博士学位论文《六到七世纪僧人与政治》
则论述了唐代有代表性的僧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作者认为玄奘法师所著《赤雀表》暗示了他想建立人间弥勒净土的政治理想，与武则天立国的所谓“佛王信仰”一脉相承。李艳在博士学位论文《唐代佛教史籍研究》
中，梳理了唐代佛教孝亲观的发展，认为唐代佛教学者对孝亲观的阐释主要有三方面，即出家是孝、孝即戒律、佛教是大孝，并以僧人举例论述之。鲁统彦的博士学位论文《隋唐时期僧尼角色研究》
，用社会学“角色”理论研究了隋唐僧尼在“角色”上的冲突和矛盾，涉及唐代僧尼的伦理化与世俗化现象，并对唐代僧人宣扬孝亲思想以及亲身践行“出家有家”的修行与生活方式、僧尼的涉儒丧俗、还俗入世科举等现象都做了详尽深入的研究。于志刚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代的僧人、寺院与社会生活——以〈太平广记〉为中心》
则以《太平广记》的描述视角来研究唐代僧人，也提到了唐代僧人与世俗家庭之间的所谓“出家不忘家”的关系，僧人出家之后仍然时时挂念家庭，以尽孝道，同时世俗家庭方面也不断关心家中出家的亲人。黄清发的《唐代僧尼的出家方式与世俗化倾向》
中也提到了上述“出家而不忘家”的现象以及用世俗葬法入葬僧人的风俗。王雪艳的《唐人小说中的僧人书写研究》
则从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出发，同样总结出了唐代僧人注重家庭伦理以及与士大夫交往密切的特点。
敦煌佛教研究专家李正宇教授有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在《晚唐至宋敦煌听许僧人娶妻生子》中，作者研究了在敦煌佛教中所特有的现象，即僧人可以有家室子女，且得到官方与社会的许可，成了一种很自然的社会现象。作者称之为“敦煌世俗佛教”，可作为一个单独的佛教体系进行探讨。潘春辉《唐宋敦煌僧人违戒原因述论》
中则明确提出了上述现象是受到了禅宗中所具有的儒家“重人”思想的影响，禅宗成佛不离世间的观念对敦煌僧人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正宇教授另一篇《8到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
中，作者对僧人出任军政官员、僧官兼任俗官且自称“释吏”以及僧人的从军现象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政府将僧人与一般民众同等视之，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另外《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
则从敦煌僧人酒戒松弛且得到官方默许这一社会现象来揭示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表现。陈双印、张郁萍《晚唐五代敦煌僧人在中西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论述了当时僧人经商的现象。
董立功在《唐代僧人获赐紫衣考》
中梳理了唐代自武则天以来向僧人赐予“紫衣”官服的褒奖政策，而僧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奖励，表现出唐代僧人积极入世的情结。查明昊、司立芳在《唐代僧人与科举》
一文中研究了失意文人出家与出家僧人还俗投入科举的现象，以及唐代僧人因其学术资源与人脉关系而对科举考试所产生的直接影响。黄荣煌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僧人》
中，从《全唐诗》中描写僧人与科举的诗篇入手，总结了唐代僧人与科举的三种关系，即还俗应举、干预科举与帮助举子看行卷，并分析了僧人与举子发生关系的原因。刘宝才教授在《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读刘禹锡送僧诗》
一文中则以刘禹锡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小见大，总结出二者交往的三个原因，即理论互通、精神寄托、对诗僧的选择。王栋梁、纪倩倩《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则换了视角，看到了二者交往背后的政治利益原因，僧人借士大夫而扬名，士大夫则通过僧人而在仕途上进步，二者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利益网络。郭绍林先生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是一部研究唐代僧人与士大夫关系的全面且深入的专著，书中指出唐代僧人异于前代僧人具有积极入世的特征，并且研究了僧人与士大夫关系的方方面面，比如二者之间相互选择的标准，士大夫落第、读书、隐居以及避难等行为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僧人干预科举的行为等，涵盖了僧人与士大夫交往的方方面面。《唐代的僧人、寺院与社会生活——以〈太平广记〉为中心》一文则进一步阐述了僧人对士人的政治帮助，以及士人与僧人互为门徒的现象，并且还提到了僧人对于士人命运的神秘“预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