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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 刘成有

学术委员会 方立天 金宜久 龚学增 班班多杰

金泽 张践 刘成有 张志刚

编辑委员会 宝贵贞 宫玉宽 韩思艺 孙悟湖

谢爱华 谢路军 杨桂萍 游斌 hwIzEN9mS/1tqYJIUvFgWKNKARcH+w6Dl4e65ZqbmMtWBSswtsBpZVpQKC/tGnMd



总序

中央民族大学进入“985二期工程”以来,“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实施了十大项目课题。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与宗教学相交叉的新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论框架探索方面,初步构建起学科的学理体系,包括确立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阐释它的主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说明它的主要议题及思路。在历史经验总结方面,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历程与经验,和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宁夏经验、云南经验、甘肃经验。在田野调查开展方面,围绕民族与宗教、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提炼出一系列新议题新见解。中心还实施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根据工程的要求,中心在实施上述课题时,把几届在读博士生组织到课题组中,在教师指导下参与课题的调查与研究,使课题实施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于是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不仅丰富了中心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在民族宗教学教学科研上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为了向社会展示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精彩内容,使之早日进入社会学术信息交流渠道,发挥它们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学术文化繁荣的作用,中心决定设立“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成立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按照一定的申报、送审、评定程序,把已经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经过修订、达到出版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纳入文库,并从“985二期工程”经费中拨款给予资助。收入文库的部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于“985二期工程”实施之前,而在内容上符合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方向,所以也被采用了。今后我们希望这一文库能继续做下去,扩大它的容量,凡属于民族宗教学方向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论何校何地,均有机会进入文库,使文库成为这一领域青年博士学位论文精品汇聚的一个平台。

民族宗教学研究,其主轴是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其主旨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我们要通过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扬民族宗教和谐的传统。我们认为,要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族与宗教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确立和实践多元和谐、平等对话、共生共荣的现代文明原则,以便经过民族宗教之间的和解,达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民族宗教学的基本认知和宗旨所在。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青年学者决定着学术的未来。我们从博士文库里看到了民族宗教学的光明前景。让我们热情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使民族宗教学的研究事业后继有人,长盛不衰,以造福于社会和子孙后代。

中央民族大学“985二期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
2009年3月 pM22HyAqQ5OArjtFlFWLIfxwRVclAL3zMxrPTZKdPicIGk10X3pFXQ867VMxFnVZ



绪论

龚学增教授认为,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在隋唐以前还只是“在中国”的佛教,隋唐则逐步转为“中国化”的佛教。即是说唐以前偏重翻译理解,而自隋唐开始对外来佛教加以融摄,用中国的义理加以创造,从而使佛教组织和体系具有佛、儒、道合流的趋势,并使之传入东亚,极大丰富了人类文化。 这个观点不仅指明了隋唐时期之于中国佛教的转折性意义,同时也表明了佛教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你”而“我”,又超越“你”“我”的过程。隋朝兴衰于转瞬,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真正转折点在唐代,故笔者选择唐代作为本书研究的时代背景,去探索中国佛教生成过程的深层结构。

唐代彻底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况,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由此进入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政治上的强势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发展,必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全民族的自信心,自信就意味着打开与接纳,意味着辐射与融合,辐射暗示着“以我为主”,融合暗含着创新的力量。佛教方面,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由中国本土高僧所创的佛教各宗派陆续形成,标志着佛教全盛时期的到来,佛教由“你”而“我”的转换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道教由于特殊原因获得了李唐王朝的全面支持,同时其理论层面又不断受到来自佛教的深刻批判,由此激发了道教本身的理论创新,不久也发展繁盛,与佛教渐呈鼎立之势。

儒家文化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看似风平浪静,如一个大家族里的长老,表面迟暮却不怒自威,家族中的任何事情若没有经过他的过滤则无法实行。儒家文化发展到唐代早已成为古代中国的底色文化,儒家的种种理念无须宣扬即渗入民族血液,写入了唐人的基因,达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程度。再看唐代的统治阶级,即李唐王朝,在各个阶段表面上亲道亲佛,但在根底处用的还是儒家的治国理念,道教与佛教只是各个阶段唐朝统治者的工具,他们通常“用”而不“迷”。唐代甚至出现了由统治者出面要求唐代僧人跪拜父母的政令。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在太宗之前还没有一个帝王试图来矫正佛教徒与父母的这种关系。 虽然在盛唐之后,儒学通过与佛教的对话在学理上实现了一些突破,但笔者认为儒家真正成为底色文化,渗入唐人血液的更多是其伦理层面,即“忠”与“孝”,纵向为“忠”,横向为“孝”,纵横交错牢牢结构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终极关怀。与此同时,又不断解构并重构着其他文化。“忠”“孝”两件外衣,谁来了都要披一披。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著名的“轴心时代”的新史学观念中认为,人类古代文明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数百年内,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不约而同地经历了“超越的突破”,各大文明由文化的原始阶段一跃而发展为高级阶段,形成了各自特殊的传统文化。他把这一关键时期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说:“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他认为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飞跃”,二是“回顾”。“回顾”是“飞跃”的前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生成,离不开对源头的“回顾”,唯有来自源头的“活水”才能将不同的文化糅合在一起,使得异乡文化由“他”而“我”,是“他”而非“他”。

这种在“回顾”基础上的“飞跃”在唐代达到了高峰,为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到宋代的佛道融合、三教合一做好了准备。唐代所具有的文化上的转折意义就在于此,尤其是完成了佛教由“他”而“我”,即由“佛教在中国”向“中国佛教”的转换过程。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在文化的大转折期,往往能对某种文化的形成有更清晰的审视。 pM22HyAqQ5OArjtFlFWLIfxwRVclAL3zMxrPTZKdPicIGk10X3pFXQ867VMxFn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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