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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不少僧人的传记或者墓志特别强调僧人祖上的仕人身份，并且描述得很详细。从僧人的先祖一直到僧人的父亲，几乎每一代都为朝廷忠诚效力，或至少都尊崇儒家思想。只要僧人的家世涉儒，一般在传记或者墓志当中都会着重强调并且详细描述。似乎这样家世的子弟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佛教徒，这些家世涉儒的僧人有不少在其生平都表现出明显的忠孝倾向，非常符合一名儒家君子的言行。
具体的例子有不少，如大唐灵化寺故大德智该法师，其祖是北周豫州刺史，对其祖的评价是“负文武之才雄，为帮国之光彦”
。法师父亲则是隋巴西县令，“善政之美，著乎风俗”
。对其祖和其父的评价显然都具有儒家特色，表现了法师祖上对于国家的尽忠。法师本人在这样的家庭熏陶当中也是“承九流于庭训，贯六艺于家风”，家庭的熏陶给予了法师以坚实的儒家文化基础，所以能“粃糠儒墨”，即是说已经把儒家文化烂熟于心并且轻松驾驭了。唐北岳慧炬寺的智力禅师“祖、考、季父，皆从容爵位”
，禅师的姐姐是邠王妃，贵为玄宗近属。唐圣善寺玄堂禅师，其家族是轩辕氏后裔，他的父辈兄弟们都非常优秀，尊崇儒家文化，“儒行华冕”
。六度寺白衣大师智达虽为居士，却同出家僧人一样，只是没有正式出家，他的塔铭在开头便首先声明其“人承孝友之家”
，似乎这样的家庭才能出现像大师这般的修行人。大唐净域寺法藏禅师家世显赫，曾祖历任吴郡太守、苏州刺史等职，父亲任职唐少府监丞。之后塔铭中还特别强调了禅师就是太守的曾孙，监丞的第二个儿子，由此可见家世儒宗对于一个僧人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在盖棺定论的塔铭上要强调两次。随后在评价禅师的一生时，作者还将其比作“若周公之吐哺，天下归心”
，这样儒家式的比喻似乎是给一位佛教徒最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前理解影响之深。
大荐福寺思恒律师的例子更加典型，曾祖明，是北周左监门大将军，祖元，历任隋洪州刺史等职，父亲是唐朝恒州录事参军。祖上可谓家世显赫，他的墓志上这样评价，“系丞相之端严，散骑之仁厚，以积善之庆，是用诞我律师焉”
。这个例子其实已经表达的很明确了，之所以家里能有这样一位优秀的佛教僧人，恰恰是因为祖上仁厚积德，因为祖上乃积善之家，才能诞生这样的人才。这也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唐人无法跨越自身的儒家文化前理解，只有家世儒宗并且祖上仁德，在这样一种符合儒家君子标准的家庭中诞生的佛教僧人才是一名合格的僧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现实生活中，儒佛之间的张力也许并没有那么大，佛儒之间的融合在生活当中倒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思恒律师在生命的后期曾被召入内道场，受命为菩萨戒师，“充十大德，统知天下佛法僧事”
，在唐代佛教的范围内，他可谓已经走到了最高处。由此可见，无论是唐代统治者还是唐代社会，在大家的意识中，一名合格僧人的榜样就如同思恒律师一样，家世儒宗，修行高尚，且对朝廷尽忠。这是跨不过的儒家文化前理解。
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也同样符合上述唐代合格僧人的标准。玄奘法师是河南人，曾祖是上党太守，祖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长八尺，美须眉，魁岸沉厚，号通儒”
，僧传中记载略有不同，说玄奘法师的父亲“早通经术”
，并且官居江陵令。这些对玄奘法师父亲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君子形象，为朝廷尽忠且形象学问俱佳。这样的家世对玄奘法师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无疑给了玄奘法师以深厚的儒家文化前理解。在去印度学习归来后，于高宗当政时期，玄奘法师因为父母的坟墓长期荒芜无人照顾，于是向高宗提出希望能回去重葬父母遗骸
，高宗同意并表示由朝廷承担费用。玄奘法师时隔如此之久，在印度求学归来后事业繁忙的情况下，仍然要去重葬父母，这样的孝心无疑受到了早年儒家文化前理解的深刻影响，不过这也隐隐能感受到玄奘法师自身对父母的愧疚之情。玄奘法师开创的唯识宗属于偏向印度佛教的宗派，在这种情况下玄奘法师仍然无法跨越儒家文化的前理解，早年出家，终其一生将孝心埋在心底，最终还是践行了身为人子应尽的义务。玄奘法师的弟子，著名的唯识宗二祖弘道法师，也就是窥基大师，他的家世更是显赫。法师出身尉迟家族，是唐开国功臣尉迟恭的侄子。法师虽属少数民族，但其出生后所浸染的却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的前理解对其影响是很深的。法师身高六尺五寸，仪表堂堂，天生聪明且悟性很高，“能属文……凡经史皆一览无遗”
，这说明窥基法师儿时受到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并且学得很扎实。后来被玄奘法师所度，17岁出家，“既脱儒服披缁衣”。玄奘法师度化窥基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他深厚扎实的儒学功底，有助于译经与推广佛教教义，“以师先有儒学词藻，诏讲译佛经论卅余部”
，在这里已经点明了，也就是说窥基法师之所以在出家后有这么大的成就，反而是因为他深厚的儒学功底。可以说儒家文化的前理解在唐代并不是进入佛教的障碍，反而可以说是进入佛教的必备条件，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唐代僧人无法跨越自身的儒家文化前理解，他们无法去“客观”审视佛教，同时这种“纯粹”的佛教也不存在，他们必须通过儒家文化才能进入佛教。
同样还有让玄奘法师非常看重的一位高僧，即京师纪国寺的慧净法师。当时玄奘法师需要译经的时候需要征召有德且博学的高僧来帮助译经，慧净法师颇得玄奘法师的赏识，他的传记虽然放在了《续高僧传》的译经篇，但他的生平却是以护法见长，多次与儒道辩论从而维护佛教的尊严。玄奘法师曾当着房玄龄等重臣的面，拍着慧净法师的后背说：“此乃东方菩萨也。”
可见玄奘法师对他的器重。再来看看慧净法师的家世，父亲是隋朝国子博士，同样“家世儒宗，乡邦称美”
，并且法师在儿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儒家文化，可见慧净法师同样具备了一名成功的中国佛教僧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儒学底蕴反而成了僧人的必备条件，使得慧净法师在译经、护法以及与士大夫交往方面都游刃有余。其实在唐代僧人的传记或者墓志当中，这样的例子是比较普遍的，可以说唐代僧人的儒家文化前理解不仅是其无法跨越的文化构成，同时也是成为一名合格僧人的必要条件，儒家文化前理解在唐代无疑是僧人理解佛教的工具，是通往佛教的必经之路，是僧人无法跨越的视域。
有一些僧人在出家之前就已经是儒生身份，即在僧传或者墓志当中明确提到他们在出家之前就已经接受过学校教育，有的僧人在出家之前已经考取了功名，在后来则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而出家。这部分僧人虽然与上述家世儒宗的僧人与儒家文化的因缘略有不同，但他们无疑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儒家文化可谓已经“构成”了他们，他们无法跳脱这种视域，只能以儒家文化前理解为工具来接触佛教并且理解佛教。在华严寺开山始祖行标法师的碑铭当中，对其评价很有参考价值：“儒书皆通三皇五帝之道，言未尝及，而人知其博古也。经论综贯天堂地法之说，舌未尝举，而人皆务崇善也。所至清风凛凛，正所谓释子之高杰者也。”
对行标法师的这段评价很好定位了儒家文化前理解对于进入佛教的重要性，虽然碑铭当中没有明确记载法师确实于儿时学过儒家文化，但从他的家世“祖荣父安，莆之盛族也”
，这样的名门望族定然不会忽略了法师儿时的童蒙教育，加上这段对法师的评价，不难推断出法师的儒家文化前理解已经具备。因为法师九岁便已经出家，因此如此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有可能法师终其一生都没有放下，一直在学习并且应用其儒学素养。从对这位有可能是儒佛兼修的行标法师的评价来看，一名优秀的唐代僧人的评价标准之一无疑是通儒，精通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的僧人才是佛门的“高杰者”。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唐代僧人的僧传与墓志中会特别强调其儒学背景而忽略其他，归根结底是儒家文化前理解是唐代社会无法跨越的视域。
唐代的明演法师，幼年时便温和敦敏，长大之后在遇到佛教之前非常崇尚儒家文化，“蕴颜子之德，升孔氏之堂”，并进而在“天宝季，擢明经第”
，考取功名，成为儒生。也就是说，法师的儒家修养已经相当深厚，可与颜回相媲美，已经几乎达到了儒家所谓“登堂入室”的高度。说到孔子的弟子颜回，在唐代僧人传记和墓志当中不时会提到他，他身为儒家君子的杰出代表，在唐代僧人文献当中却多成为唐代僧人的修身榜样。比如苏州开元寺的元浩法师，法师在跟随师父学习的时候特别刻苦，从来没有显示出疲惫的神色，且性格非常沉稳，常常暗暗下功夫学习，将佛教义理暗记在心。他的师父非常看重这一点，对他的评价恰恰用了颜回的例子：“回也如愚，罕为人说，多辞以不能。”
意思是颜回这个人平时好像一个愚夫，并且极少向人宣说自己的功德，为人非常谦虚。从内证角度来说，颜回是大智若愚，表面看似是一个愚夫，实际上是一个智者，这样的君子形象似乎是唐代僧人的榜样。沣州药山惟俨法师，碑铭中对其的评价是“众所不能达者，师必默识悬解，不违如愚”
。也就是说，别人无法达到的内证境界，惟俨法师一定能默默修证并且达到，与师父的教言不相违背，如同颜回一样，看似是愚夫实则内心是通达的智者。大慈恩寺的彦悰法师，其法名与隋朝著名的以翻译闻名的彦悰法师相同，两人也同样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唐代的彦悰法师“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
，当时有人开玩笑问他，意思是您和隋朝的彦悰法师同名，那么您和他相比怎么样？他的回答仍然引用了颜回的例子：“赐也何敢望回。”可见这位唐代的彦悰法师潜意识当中也同样是以君子身份的颜回为修身榜样。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唐代僧人的儒家文化前理解，这样的前理解使得他们对于佛教的理解无法跳脱儒家的视域范围，一个合格的佛教徒在他们眼中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君子，或者说就是一名合格的君子。
其他的以儒生身份入道的例子也有不少，化度寺僧邕禅师既是家世儒宗，同时自身也是儒生。其祖官居荆州刺史，父亲为博陵太守并且深通儒家的礼文化，“世传儒业，门多贵仕。时方小学，齿胄上庠”
，禅师既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其儒学功底自不必说。除了儒家文化，禅师还博览群书，道家文化也不在话下。但是禅师在出家之后便隐居于山林之中独自精进修行。当时有一位信行禅师，这位禅师以弘法而闻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当他知道僧邕禅师避世隐居修行后，立即派人去找他，并且带去了一句颇有儒家意味的忠告：“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缺）善其身，非所闻也”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这位信行禅师似乎也是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佛教徒。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是儒家君子入世的两个维度，在因缘还没有具足的时候，君子应当独善其身，慎独处世，而当君子有了能力与地位之时，就应该站出来兼济天下。信行禅师显然认为这个标准同样也是一个佛教徒应该具备的。塔铭中并没有提到信行禅师的儒学背景，但是即使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也可以肯定地说，儒家文化前理解其实是构成着每一个唐代僧人的，因为这个构成僧人的前理解是在先的，僧人出生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已经被其构成了，因此他们也必须以儒家文化的视域来审视佛教，儒佛的这种融合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再回到僧邕禅师的故事，他在听到信行禅师的劝勉后欣然接受并且马上出山，随信行禅师奉诏进京弘法，在僧邕禅师圆寂之后，皇帝赠帛追福，其一生得以圆满。
汝州开元寺贞和尚在弱冠时便已“秀才登科，知名太学”，后来他认为儒家并不究竟，并不是他需要的真理，继续学习只能增加妄想杂念，于是放下儒学而进入佛教，并且在后期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敬重与朝拜。著名的禅宗神秀大师，身后皇帝赐谥号大通禅师，禅师同样是“少为诸生”
，儒生出身并且精通道家文化，僧传中的记载则是“少览经史，博综多闻”
。碑铭中在描述神秀大师的长相时，对他外貌的评价同样符合儒家君子标准，“身长八尺，秀眉大耳，应王伯之象，合圣贤之度”
。碑铭中认为神秀大师的长相符合圣贤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变相在说神秀大师符合儒家君子的标准，这样的人才能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徒。显然碑铭中更强调神秀大师的儒家标志，似乎更有意凸显神秀大师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前理解，而在僧传当中只是一笔带过。神秀大师这样的背景也正符合了唐代成功僧人的标准，儒家出身，修行精进，也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久视年中奉诏进京，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甚至可以和皇帝同分一座。这实际上就明确表示了在唐代如何才是一名合格的僧人，前面列举的诸多例子其实也都是如此，没有深厚的儒学背景显然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僧人，甚至无法进入佛教。这样的例子还有武则天的族孙，碑铭中记载为云坦禅师，僧传中记载为灵坦
禅师，不仅家世根红苗正，并且七岁便童子及第，十三岁便开始步入仕途
，二十岁历太子通事舍人
，后来随父亲到洛阳听闻到菏泽寺的神会大师，于是舍了俗缘而出家，之后代宗皇帝赐号大悲禅师，一生圆满。这样的例子在有记载的唐代僧人传记或者墓志当中为数不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在唐代，一位合格僧人的标准便是通儒，儒家文化的前理解既是僧人审视佛教无法跨越的视域，同时也是一个合格中国僧人的标准。
儒家文化是唐代僧人进入佛教无法跨越的视域，同时如前述案例所示，精通儒家文化又是唐代合格僧人的标志。除了上述出家前即具备儒学功底的僧人案例，还有一类僧人，他们的案例虽很少见于唐代僧传或者墓志，但却非常具有代表性，案例虽然少却很能说明问题。这类僧人在出家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却在出家之后又去补习儒家文化，儒佛兼修是这类僧人的特点。我认为这类僧人的案例虽然很少见于僧传与墓志，但在实际当中应该并不少见。僧传与墓志中之所以记载的少，是因为在僧传或者墓志中记载的僧人大多在出家前或多或少已经学习过儒家文化，因此出家之后是否还继续儒学的学习在记载上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因此这类僧人的案例在记载中所见比重很小，却与上述僧人的案例相反，能有力地从相反的角度说明儒家文化对于唐代佛教僧人的重要性，更好地说明了儒家文化是唐代僧人无法跨越的视域，以至于在出家后还要补习儒家文化。有文字记载的案例少，之所以仍然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个案虽少，但在通儒这个特点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佐证了儒家文化前理解的不可跨越性，因此仍有较强的说服力。
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法师。法师11岁出家，在出家前未有文字明确记载其学习过儒学，刚出家时勤奋诵读《法华经》。14岁的时候才得度，因为唐代主要的政策是禁止私度，出家需要官方认可，所以法师11岁出家14岁方才得度。出家后的澄观法师一开始并没有想去学习儒学，只想精进修行佛教，“遍寻名山旁求秘藏”
，四处访学来充实自己。访学期间法师分别学习了律宗、三论宗，后来又跟着湛然法师学习天台止观以及法华维摩等经义，接着又去牛头山禅宗圣地学习南宗禅法，随后又研习了北宗禅法。法师这一路的成长，几乎学遍了唐代的佛教宗派理论。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参学之后，如果只是立足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来看，似乎已经非常圆满了，因为澄观法师的参学并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而是将每一派的教义都融入于心并且融会贯通。但是法师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于后得智中起俗念学世间技艺”
。而他所谓想学习的世间技艺中，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经、传、子、史、小学等学问，以及印度的五明、秘咒等。暂且抛开印度五明与秘咒等不讲——因为这些毕竟是和佛教有亲缘关系的学问，释迦牟尼佛本身也是精通五明的——他补习的儒家文化在此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一个在佛教领域已经学通各派的高僧，要返回来去补习儒家文化，从反面说明了儒家文化对于唐代僧人的必要性。当然了，唐代僧人所具有的前理解决定于他所出生并成长的环境，对于澄观法师来说，这个环境已经在先构成了他，因此儒家文化前理解对于唐代的大部分僧人来说是生来就被其构成的。但是澄观毕竟从小没有系统学习过儒家文化，因此他的事例就能更进一步说明儒家文化对于一名唐代僧人的重要性。单单是出生所具备的儒家文化前理解已经不能满足唐代僧人走向成功的需要，他们若要成为名僧，就必须精通儒学。儒家文化不仅是他们审视并且走入佛教无法跨越的视域，同时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桥梁，一个不懂儒学的僧人至少在唐代是有缺憾的。
与此同时，澄观法师将儒家文化归入“后得智”这一佛教特有的智慧概念，也暗含了他儒佛兼修的一种倾向，这即说明了佛教在唐代与儒家文化“视域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法师博综儒佛之后，法师开始渐渐入世，以其深厚的儒佛底蕴而进入国家译场译经，后来在为德宗讲法之后被赐号“清凉国师”。唐代僧传或者墓志当中有记载的僧人，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背景，而且唐代僧传与墓志有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就是但凡这位僧人家世很好或者以其他方式涉儒，在文中一定会有所体现。但是看澄观大师的传记，除了交代大师俗家的姓氏，其他并未交代一字一句，由此可以推知大师也许家世并没有那么优秀，而且那个时期家世一般的孩子想要看书也并非易事，大师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出家后所学。先通佛再补儒的修行进路，既说明了儒家文化是唐代僧人无法跨过的功课，同时也有代表性地展现了家世出身一般的僧人在唐代的奋斗轨迹。
唐京师西明寺的慧琳法师，生于西域的疏勒国，因此他出生时构成他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得而知。慧琳法师是唐代密宗不空大师的弟子，主要在翻译方面成就比较大，但是从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补习儒家文化的僧人，“内持密藏，外究儒流”
，当然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译经。这从一个外国僧人的角度说明，佛教进入中国后想要推广开来，其经典一方面要用中国的语言文化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使得佛教的核心教义面目全非，这就意味着儒佛之间视域融合的必然性，同时也意味着儒家文化前理解的不可跨越性，想推广佛教，就要推广中国人看得懂的佛教。而且作为一名外国僧人，僧传中强调他主要补习的是儒家文化，这一能说明儒家文化对于理解佛教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在唐人的前理解当中，儒家文化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此外还有那位唐初著名的法琳事件的主角法琳法师，法师与道教多次辩论并且丝毫不落下风，而且不畏强权，维护了佛教的尊严，因此被后人称为“护法菩萨”，他的传记也被放在《续高僧传》的护法篇中。他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护法，除了对佛教本身的甚深修为，也与他深厚的儒道底蕴有直接关系。法师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家，但他没有因为出家就只学习佛教而舍弃世间文化，出家后的他仍然“游猎儒释”
，从这里看出他也是一位在出家后补习儒家文化的高僧，并且在今后的人生当中都是儒佛兼修。出家后在山林之中独自精进，白天对于佛教经典精进研读，晚上则遍览俗世经典，是一位学通儒佛道的高僧。隋朝大乱的时候，在示现上法师又舍掉法服并且蓄发多年，以或儒或道的面目显现于世间，以其深厚的儒道功底，同样慑服了很多道教徒。后在唐初与傅奕等反佛人士的斗争中屡屡获胜，最后虽因触犯龙颜而被流放，但其维护了佛教的尊严，并且其儒佛道兼修的学风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佛教徒的修学走向，成为他们的榜样。
以上就是僧人儒家文化前理解的具体来源，他们无法跨越这样的前理解，故而在一生中表现出的行为也同样符合一个君子的所作所为。僧传或墓志当中记载也有些僧人虽没有在年轻时候具体学过儒家文化，但其行为时时体现出儒家文化前理解的影响，所作所为同样符合儒家文化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