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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代僧人的儒家文化“前理解”

承前所述,所谓“前理解”的本质就是人的“被抛”状态,这个状态是在先的。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说,一种异质文化的传入,其实已经在先地被本地“前理解”规定了,这个既是在先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展开方式其实已经被一个在先的“问题”决定,这个问题由佛教本身与中国本土的“前理解”一起提出,即“出世的佛教如何用入世的方式来表达,且不改变佛教出世的核心目标?”这个问题在先地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展开方式,点亮了佛教本身隐而未显的其他维度。“问题”往往是一种文化向其全体展开的一个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某种文化在不同境域中的外显。好比提纲挈领,牵住这个环节便能提起文化的全体,因为这个环节承载着这种文化真理的全体。佛教传入中国实际上就是佛教在印度这一环节展开的结束,与佛教在中国这一环节展开的开始,是同一佛教本身不断展开的过程。笔者认为这一环节在中国完成于唐代,上述佛教进入中国后那个在先的“问题”就是在唐代消除了其中的张力并且同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回答,答案就是中国佛教形态的形成。

人的“前理解”起到了开路的作用,既是文化展开的“开路先锋”,同时也决定了文化以何种形态进行显现。佛教也不例外,佛教在中国以何种方式展开,取决于中国人的“前理解”。进一步来说,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能一生下来就跨过自己在先的“被抛”环境,而直接进入其社会身份。僧人更加直接的是作为一种“媒介”处于佛教在中国展开的最前线。绪论中,笔者论述了中国僧人在中国社会所处的位置,皇族、士大夫、百姓阶层均有,可谓是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与缩影,因此以他们为研究对象可以较为全面地说明佛教在中国展开的深层结构。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主要的张力偏重伦理层面,在义理上反而没有那么突出的矛盾。儒道二者对佛教的攻击,核心就在于佛教违背了忠孝。这样就暗含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佛教自身展开所要求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前理解”提出的问题,即“出世的佛教如何以入世的方式说出来?”之所以出现这个伦理上的矛盾,表面上来看涉及儒佛道三家之间利益上的冲突,但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似乎能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从根本上无法跨越自身的“前理解”去审视那个纯粹的印度佛教,这才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冲突的根源所在。至于儒佛道三方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些都是在后的,是表现,并非本质。任何冲突的根源在于“不理解”,理解就意味着真理的达成与产生,政治问题与各方利益等因素都是在这个根源上“建楼”。笔者之所以选择唐代中国佛教与僧人,就是因为这种张力在唐代达到了最大,并且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理解”。

唐代在太宗时期就已经史无前例地以朝廷政令的方式来强力促进佛儒之间伦理的融合,太宗颁布诏令认为僧人应该拜父母,而非相反 ,但是太宗并没有成功。接下来太宗的继任者高宗依然重申其父的观点,在僧俗两界挑起了关于僧人是否应该拜君王与父母的讨论,最终下诏声明僧人至少应该礼拜父母 ,但是最终也因为阻力太大而流产,玄宗在公元733年十月也曾下令试图让僧尼拜双亲。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熟知的唐初的傅奕事件与后期的韩愈事件,可见在唐代儒佛之间伦理的张力已经发展到最大,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刻。从官方资料来看,儒佛之间的伦理矛盾在唐代是尖锐的,在政府强迫与僧众反对间不断地博弈。但是在僧人的实际生活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笔者的研究资料是基于唐代僧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取自《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新编续补历代高僧传》《全唐文》《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至少从文献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可以代表当时唐代僧人的整体生活图景。

本章主要是关于僧人“涉儒前理解”的研究。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前理解”的来源其实是复杂多样的,取决于僧人的生活环境。笔者之所以着重体现僧人前理解中的涉儒部分,是因为在僧人诸多的传记当中,主要体现出的或者说体现最多的就是僧人在生活、修行等诸方面以儒释佛的特点。其他的前理解在僧传当中体现得微乎其微,故此笔者选择了僧人涉儒前理解进行研究。涉儒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唐代僧人群体中,更精确地说,主要是僧人将儒家修养实践于佛教的修行。“空而不失其孝”“佛教儒行合一”“内勤释教而忠于国事”等现象都是唐代僧人的主要特点。儒佛之间的伦理张力表现得很严重,表面上可能是基于身份认同,但在实际生活中,僧人似乎都是下意识地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归根结底就是源于僧人的涉儒前理解。因为僧人无法跨过自己的前理解去理解佛教,他们必须通过儒家文化来进入佛教,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他们进入佛教的必要条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之前没有学过儒学的僧人在进入佛门之后反而要再去学习儒学。

本章要着重讨论的就是唐代僧人的这些特点,他们其实已经在先地解决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的相融问题,点亮了佛教本身隐而未显的维度,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在唐代僧人的传记或者墓志中,开头往往会特别表现出僧人的儒学背景,这些典籍中明确的文字记载表示了僧人涉儒前理解的来源。僧人出身本身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被儒家文化的前理解所在先构成,文献当中的这些文字记载则更能说明这一点。既然记载唐代僧人的文字中总是在开头给出其儒家文化背景,那么本章也从唐代僧人的儒家文化背景开始论述。 yvPn/mWY4cpfuhY2OdjO3C50FbXdyj/ccTRIqW2rFNCuykfwrZ0rg0K1PIEl+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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