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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从不会给我们讲啥大道理，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春风化雨般默默影响着我们姐弟三人，那种“手里有技术，干活讲本分”的朴素精神，也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在各自人生道路上的“金不换”。
我能够从一名售货员成长为全国劳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从祖辈到父辈，历经岁月洗礼都不曾动摇的信念：踏实、本分、敬业、执着、敢担当、讲奉献。虽然父亲并没有这样通俗而系统地总结过，但这些品质从我记事起便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爷爷奶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少问世事，不求富贵，只是周而复始地跋涉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命轨道上，尽可能给孩子们创造吃饱穿暖的条件。父亲姊妹六个，五个儿子中，父亲排行老三，在18岁的时候幸运地被选去当兵。1970年父亲复员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原202厂，1975年调回内蒙古伊克昭盟（今天的鄂尔多斯市）第一建筑公司，成为家里第一个端“铁饭碗”吃公家饭的人。
一辈子讲求“靠技术吃饭、凭良心干活儿”的父亲，将他的人生经验一点点地移植到我的身上，直到我像一只鸟儿一样脱翎换羽、展翅高飞，离开父母的怀抱，却从不敢忘却他的教导。
在建筑公司里，父亲是出了名的厚道人。在木材加工厂干活从不会偷奸耍滑，到手的活儿非得做到让自己满意，虽然下班的时候常常累得腰直腿僵，但对别人的“开小差”行为总是嗤之以鼻。家里并不富裕，我们姐弟三人吃饭穿衣读书，样样都得用钱，母亲常常为了几分钱而东省西省。但是，作为建筑公司木材加工厂技术一流的工人，父亲从来没做过那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掉换木料的事儿。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精通各种木料知识，什么水曲柳、樟子松、红松、橡木等等他都能一眼就识别出好坏来。他的同事们经常在聊天中说，父亲干木工活有技术，也下力气，又负责任，是把好手，把重要的活儿交给父亲干心里踏实。
父亲对自己手艺的自信偶尔会在酒后流露出来。酒后的父亲，一改平时的沉默，开始借着酒劲儿“炫耀”他的本事：如何刨花板、如何用墨斗；在叉车上如何下木料，才能让出来的木板规格薄厚、长度都分毫不差；做门窗时怎么下料才能给顾客省事，还不影响美观和使用寿命……每次聊这些的时候，父亲都神采飞扬头头是道，口诀和门道张口就来，粗粗的带着茧子的手指上下挥舞，那种骄傲甚至可以从指间溢出来，有种工人师傅特有的豪气。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是心里也隐隐觉得，将来自己长大了肯定也得有门技术，有个手艺，心里才不慌，活得才踏实。
母亲是建筑公司里一名非常优秀的油漆工，善良、正直、要强，她言语不多，可是家里家外都是顶梁柱。母亲小时候家里穷，她是家里的老大，姥爷去世得早，没能上学，所以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我记不清母亲多少次含泪讲她没能念书，早早承担起家务的伤心故事。母亲平日在家里是个急性子，做饭洗衣服利索干净，但是一到了工作上就成了慢性子，出活儿慢完工也慢，往往晚上八点才到家，有时候父亲唠叨她干活没效率能磨蹭，母亲总是笑着说，刷墙是个精细活儿、良心活儿，刮几遍腻子，完工后只要大面上过得去，客户一般都看不出来，但是咱自己心里得有杆秤，都是上一天班，也就是稍微多出点力气，多刷一层，本来就是顺手的活儿，但是人家房子得用一辈子呢。说着说着，父亲就不唠叨了，抬头说一句“傻婆娘”也就过去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70年代，正是得益于父母的踏实肯干，姐姐、弟弟和我有了一个令很多同龄人羡慕的童年，全家人吃得饱、穿得暖，家里互敬互爱，偶尔我们姐弟还有上海大白兔奶糖吃，过年有大地红鞭炮放、新衣服穿。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从不会给我们讲啥大道理，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春风化雨般默默影响着我们姐弟三人，那种“手里有技术，干活讲本分”的朴素精神，也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在各自人生道路上的“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