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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的“妖怪学”创建于19世纪末期，发展至今已有130余年的历史。第三章将详细阐述日本妖怪学的研究史。概言之，日本的妖怪学研究主要历经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草创期，以“扑灭假怪”、科学合理解释各种“妖怪”现象的研究为主。以妖怪学创始人井上圆了为代表。
第二阶段是转折期，出现了“肯定妖怪”价值之潮流。这一潮流的出现与西方灵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以平井金三（1859～1916）、石桥卧波、江马务（1884～1979）为代表性人物。风俗史学家江马务的研究被誉为妖怪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重新界定了“妖怪”的概念，赋予了“妖怪”新的价值，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了有别于井上圆了妖怪学的妖怪研究。
第三阶段是集大成阶段，以柳田国男（1875～1962）为代表。柳田赋予了“妖怪”新生命、新意义、新价值。柳田认为只有在妖怪传说中才保存着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取代的日本固有文化与信仰。通过妖怪可以窥见普通民众的人生观、自然观以及信仰的变迁，是一个民族进行自我反省时的有力工具。他在1956年出版的《妖怪谈义》被认为是妖怪学研究的先驱，是妖怪学研究的基础性读物。
第四阶段是低谷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的20余年中，日本的妖怪学研究再度“沉默”，虽有一些妖怪研究著作问世，但基本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五阶段是新高潮期，以小松和彦（1947～）、宫田登（1936～2000）等为代表性人物。小松和彦出版于1985年的《凭灵信仰论——妖怪研究之探索》一书重新审视了民俗学中的妖怪研究，提出日本民俗学有两点不足。首先，它最缺乏的一个视野就是“社会”这个概念，“全体性”这样的概念。我们所说的社会是由社会性事物、经济性事物、政治性事物、宗教性事物等诸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一个结合体。而民俗学并没有这样的认识。
其次，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看，分析调查收集到的信息（情报）是研究的真正开始，而对于大部分民俗学者来说，这却是基本意味着研究的结束。
也就是说，小松教授认为民俗学者仅仅限于信息的调查与采集，而没有认真地去分析这些收集到的资料。社会人类学填补了这一空白。
小松和彦对于柳田及其后民俗学领域的妖怪研究也提出了批判。小松指出柳田受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他提出的妖怪学的“初步原理”是“一系列的妖怪进化（退化）说”，把全部的妖怪都作为神沦落后之物来把握，因此排除和否定了例如人→妖怪、动植物→妖怪、妖怪→神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并不适用于所有妖怪。而民俗学者对于柳田的这种观点毫无批判地加以继承，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柳田这一假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日本整体信仰的历史看作一个从繁荣到衰退的变化过程，每个妖怪的历史也是从繁荣到衰退，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神与妖怪，他在没有准确把握和区别这点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因此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宫田登也对柳田界定妖怪与幽灵的方法提出了质疑，指出：“我们认为恐惧的东西，一般把它称作妖怪……恐惧这种感情对于妖怪与对于幽灵是有些不同的。幽灵是特定的个人性心意的反眏，只有当事者才能感到真正的恐惧。而妖怪是在共同感觉这个层面上大家都感到恐惧。……将妖怪与幽灵在现象层面完全区分开进行说明，按照柳田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个恐惧的内容，是否完全区分开了是个问题。我认为是不是有必要把人们认为恐惧的内容进行比较。因此，有必要把自古就有的妖怪与新产生的妖怪，更加细分进行讨论。”
由此可见，宫田登在柳田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把人们的恐怖心理进一步进行分析比较。
此外，宫田登还指出，妖怪不仅仅只关系到古老过去的世界以及逐渐消亡的农村世界，还与现代人的问题相关。宫田登认为，妖怪的产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妖怪传说可以窥见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妖怪文化入门》一书中，小松教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妖怪”的定义。他指出：“妖怪一词，对于一般人来说，甚至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含义都很模糊。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是那些可以用神秘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等形容词来形容的现象、存在以及生物。我想这是妖怪最广义的定义。”
此外，小松进一步按照具体内容将妖怪分为三类，即事件性妖怪、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以及造型化的妖怪。事件性妖怪是指作为事件性或现象性的妖怪，即现象妖怪，诸如古代的各种怪异现象。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是指人类不可控制的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即存在妖怪。妖怪一词本身不仅是一种怪异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引起这种现象的神秘性的存在（如生物）。造型化的妖怪是指被造型化、视觉化的妖怪，即造型化妖怪。在古代，人们还没有将这一存在和妖怪进行视觉上的造型。……但是到了中世纪后……人们开发了绘画和诗词一体的“绘卷”，并将有名的故事、政治事件的经纬、寺庙设立的经过以及灵验记等开始放入了“绘卷”的题材。……妖怪的图像化、造型化是日本妖怪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也许享受作品的贵族们开始对夜间潜行的妖怪具有了强烈的恐惧心。另外，妖怪也开始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通过绘画师之手，其造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妖怪的固定化模式。……如果妖怪的造型种类过少，也会使妖怪失去新鲜感。可以肯定的是，绘画师使得妖怪的种类飞速增长。为此，妖怪的形象固定化后，开始成为人们的娱乐对象，妖怪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小松教授的定义目前被日本妖怪学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同时，小松教授对妖怪学进行了重新定位，指出“妖怪是探索日本人精神构造的重要研究领域，因此一直具有低级印象的‘妖怪学’其实是‘人之学’”。
小松教授指出了“妖怪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的可能性，并提倡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的“妖怪学”研究。
1997年开始，小松教授组织全国的妖怪研究者成立了跨学科的妖怪研究会，研究课题为“日本怪异、怪谈文化的成立与变迁之跨学科研究”。此后，相继出版了《日本妖怪学大全》（2003年）、《日本人的异界观》（2006年）、《妖怪文化研究的最前线》（2009年）、《妖怪文化的传统与创造》（2010年）以及《进化的妖怪文化研究》（2017年）。此外，还制作了两个妖怪数据库，“怪异·妖怪传承数据库”与“怪异·妖怪画像数据库”，收录了日本自古代以来的妖怪故事与妖怪画。通过这样的共同研究，日本全国的妖怪学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定期召开共同研究会，发表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成为大家研究成果交流的平台。
该研究会也积极吸收国外的研究者，包括法国、美国、韩国、印度、越南等各个国家的研究者。本人也有幸作为中国研究者的代表加入了该团队。小松教授希望，通过国外研究者的参加，以“外部”的视角审视日本的妖怪，同时与他国的妖怪文化进行对比，进一步揭示日本妖怪的特点。同时，他十分关心外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妖怪，对日本妖怪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外部”视角、“他者”视角的妖怪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小松教授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日本现代的妖怪研究，视角丰富、内容多样，既有概述性质的著作，诸如菊地章太的《妖怪学讲义》，也有以时代或以个别妖怪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著作，诸如香川雅信的《江户的妖怪革命》、横山泰子的《四谷怪谈很有趣》、中村祯里的《狐的信仰史》、安井真奈美的《从物与图像探寻妖怪、怪异的世界》等。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妖怪，也有诸多学者对现代的妖怪展开研究。
日本现代的妖怪研究已经进入高潮阶段，它对周边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日本的妖怪研究多局限于本国研究，缺少“他者”视角与比较视角，而以柳田国男为首，日本很多民俗学者不愿也不想尝试把日本的妖怪与中国拿来比较，然而，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通过“妖怪”一定可以点亮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中被我们忽略的那一隅。
中国的妖怪学研究其实起步很早，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井上圆了妖怪学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妖怪学教科书——《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北京大学的曾任校长蔡元培（1868～1940）翻译介绍了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在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开设“迷信学”课程的江绍原（1898～1983）可誉为我国妖怪学研究的先驱，他的研究是圆了妖怪学在我国的独特展开。
继井上圆了之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也对我国产生过极大影响，周作人、鲁迅在其影响下从民俗学、文学的视角对中国以及日本的妖怪展开过研究。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70年代末的几十年中，妖怪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股新的神话学热潮席卷中国，以袁珂（1916～2001）为首的诸多学者开始重新整理中国的神话。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指出：“中国古无神话之名，古人对于神话，大都以‘怪’之一字该之。”“但‘怪’字的含义又绝不止神话，其他凡诞妄妖异涉及宗教迷信的也都属之。”
可见，“怪”“妖怪”乃神话学的主要对象，而其范围又比“妖怪学”范围要小，仅涉及“神话”材料，其他则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80年代，徐华龙指出“鬼学”研究的价值，对中国的妖怪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2008年，他正式提出了“鬼学”这一概念，出版了题为《鬼学》的著作。他认为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所以鬼文化的研究亦不可能由其他学科来替代”。
他指出“鬼学”的研究对象为鬼现象和鬼信仰，其研究目的在于“用全面、公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
2009年他发表了题为《妖、怪、精故事的分类研究》论文，从民间文学分类角度试图对中国的妖怪精故事进行了分类。
进入90年代，中国出现了关于精怪方面的著作。诸如吴康著《中国的鬼神精怪》（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刘仲宇的《中国精怪文化》（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里面均介绍了中国的妖怪。
21世纪，在日本妖怪文化热的影响下，“妖怪”研究再次受到中国学者关注。近年来也出版发行了不少有关日本妖怪文化的书籍，此外，小泉八云著《怪谈》至少有5个译本，京极夏彦的妖怪文学作品有16部以上被译成中文。同时出现了一些学术论文。然而，这些研究多数是介绍性质，且多以日本的妖怪为对象对其加以介绍、分析，不少成果援引日本学者的成果，介绍日本的妖怪，缺乏比较的视点与实证研究。
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积极呼吁我国学者开展妖怪学研究，先后发表了《被遗忘的荒野——呼唤中国的妖怪学研究》《中国妖怪行不行？》等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的妖怪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何为妖怪、如何开展妖怪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都有妖怪研究的积累，当然，日本的妖怪研究积淀要比我们深厚。尽管如此，日本的妖怪研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者”视角的欠缺与比较视域的不足。虽然，近年来日本也开展起这样的研究，但成果数量远远比不上针对本国妖怪的研究。中国近年来的妖怪研究亦是如此。因此，本书试图打破这一局限，着眼于中日比较的视域，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史料分析，立体地还原“妖怪”与“天狗”的本来面貌，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动态地把握它们的嬗变过程，从思想史的角度，剖析社会思想文化变迁对它们带来的影响，通过跨文化比较，透视中日差异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原因，通过中日妖怪学的互动研究，勾勒出一段古代中国思想影响日本、近代日本思潮反哺中国的中日思想文化互动交流史。为东亚思想交流史、文化交流史研究增添新的维度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