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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其实，出国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如1977年初，一机部农机局局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于1978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两国重点考察欧洲的企业管理。
还有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派出的考察团。起初出国考察主要是为了落实引进项目，而1978年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
华国锋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高潮。究竟派出了多少个代表团出国，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重要考察团至少有四个。一是197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二是3月28日至4月22日以林乎加（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段云（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这四个代表团都是由中央直接派遣的，每个代表团回来后都写出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这些报告除了提供了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可能性外，还提供了考察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的经验。
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
赴日经济代表团报告说，日本的高速增长主要在60年代，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平均每年增长15.5%。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报告说，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应采取“拿来主义”。
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报告说，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很快，但中国内地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下降，内地商品在香港进出口总额中占比由27.4%下降到16.6%，远落后于日本。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的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6月3日，段云直接向华国锋等人做了汇报。华国锋肯定了他们的建议。他明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属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让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考察团5月2日到6月6日行程36天，先后访问了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80多家单位，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其中以工业交通为主，所有先进工艺和设施都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代表团回国后10天，完成了《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中国被封锁和自我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工作的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些考察团看到的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
第一个强烈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是超出中国人的想象。访欧代表团报告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名工人；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人口的需要。出国考察归来，考察团的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在访欧报告中坦率地说，中国与发达国家比“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出国考察得到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他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
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例如西德州一级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
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庄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自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为领导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还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住房人均达20～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得到很好治理，社会稳定。
11月，王震访问英国，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的人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影响更大的是同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做的访日情况报告。邓力群说，1955～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2.1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出访者观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社会风气还不算坏，车子不上锁，商店下班时不上门板，也没有听说有人偷，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邓力群说，人们的道德品质，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日益丰富，逐渐变得好起来。衣食足然知礼仪，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邓力群对日本在十三四年里就实现了现代化，对日本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东京比北京“好很多”的社会治安，自然流露出钦羡之意，对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感触很大。反观中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拥有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仍然是多数家庭追求的目标，而在农村仍有两亿人口未解决温饱，相形之下，差距太大了。
邓力群、王震等人的观感是真实的、未加修饰的，大体反映了第一次身临其境体验资本主义的考察者们的共同感受。这些情况在党内和民众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次出国考察潮有一个特点，即不是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挑刺，而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文革”刚刚结束，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其实在情理之中。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随谷牧访问西欧的杨波回忆说：这次访问“对我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开了眼界，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很多新情况，也改变了过去的某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