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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以及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寻找新的资源和方式。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广受诟病，但平心而论，华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他对搞经济建设比搞阶级斗争更有兴趣。从1977年初起华国锋采取种种措施改善民生，先后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虽然还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老套路，但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已经是他关注的焦点。1977年，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975年夏，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曾经制订过一份“十年规划发展纲要草案”，1977年9月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并提出“未来23年设想”。新的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要达到全国钢产量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这个规划后来曾被视为“洋跃进”受到诟病，袁宝华回忆说，“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但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想法，当时整个高层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
当编制长期规划时，最高领导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197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
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天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扩大引进成为这两次汇报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国家计委报告提出十项政策措施，第一项是整顿企业，第二项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
足见引进新技术在完成“未来23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中国领导人雄心很大，讨论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方毅等对进一步扩大引进都很急切，邓小平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总理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
中国领导人急切地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要想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就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
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
1977年9月邓小平复出后，还采取了两个大动作：一是1977年秋季恢复取消多年的高考，以适应快速培养人才的需要；一是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现有的科技力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
无法进入西方市场；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向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切断了。在这一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的条件也不具备。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1978年，邓小平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愿意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197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
在经济上，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据出国考察团带回来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日本、德国、法国争相借钱给中国。
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是过去可望不可得的有利时机，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
从内部说，单纯的引进意识形态障碍并不大。毕竟在过去有过三次对外引进。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为解决“吃、穿、用”问题，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技术引进。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先后同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1973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排斥。
“文革”时受困于党内斗争，1976年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阻挠大庆大化肥厂进口项目，与华国锋发生冲突。
粉碎“四人帮”消除了政治上的掣肘。到1977年，“四三方案”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
1977年的对外引进是“四三方案”的继续，不过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65亿美元；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1978年3月增加为180亿～200亿美元。
到7～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之巨。
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了11倍多，引进规模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1978年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这与此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只有在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从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进行。在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过利用外资。1973年，陈云提出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中，就有利用外资的内容。当时想到的利用外资的形式，是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
还有一种形式是延期支付。6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引进都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
这可以视为初级形式的“利用外资”。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78年春。该年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明确说，有六种做法过去不能做现在可以做了，这些做法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开办合资企业，仍然是不可以的。
然而，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个界限。从国际环境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外资的条件，德、法等国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谷牧带回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这说明了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切心情。
从国内来说，有巨大资金需求，实行大规模引进，外汇严重不足。197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
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了许多办法，如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等。然而，对于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来说，所有这些仍然不敷使用。国内配套资金也严重缺乏。从何处筹集建设资金？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另一种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积累达到了极限，积累率在30%以上，只有降低，不可能再行提高。因此，中国国内存在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大要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当时断言：“如果不寻求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应当说美国国会的这个推断还是准确的。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
6月30日，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的建议，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都赞成。
7～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确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
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放手利用外资的问题，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一是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的禁区；一是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