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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文革”刚一结束，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农业上不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把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所谓“普及大寨县”，除了“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1978年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仍然提出“决战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这明显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头指标。二是继续以“大会战”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甚至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至30%的奇想，要求各县、社都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1975年9月2日，陈永贵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对陈永贵的建议没有明确表态，批给邓小平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多数省市不赞成，未形成一致意见。
然而，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却要求在全国已有7.7%的生产大队核算的基础上，选择约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到大队核算。随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阵“穷过渡”的风，1977年，内蒙古过渡的大队已占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20%～70%。
然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薛暮桥回忆说，他1977年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变政策，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
与农民有更多接触的地方负责人心里更加明白，这套办法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1977年6月，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三个月，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走进许多农户家里。万里回忆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随行人员回忆说，万里看到农民的贫困状况，“泪流满面”。
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其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和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在用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引起一些人特别是陈永贵的强烈不满。然而舆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写“内参”、写通讯宣传“省委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
邓小平支持地方率先清理政策。1978年1月，邓小平同四川省委书记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他说：“我还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
1978年2月，四川省委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即《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内容与安徽类似，特别强调扩大农民自留地和发展多种经营。安徽、四川两省文件都是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当然，从总体上说没有超出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农村政策。这些政策在两省执行后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取得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
到了1978年，中央政策开始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7月19日又转发了陕西旬邑解决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问题的报告，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调用民工过度以及干部强迫命令等普遍性问题。
接下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这些都直指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式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少数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的“包产到户”，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即将展开的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这也说明，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