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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我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革”后，改革的因子已经在“文革”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诡谲的党内权争，“文革”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革”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革”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不少人在80年代的改革中崭露头角。
不只是年轻人，还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的，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九一三”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革”路线，“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革”聚集了否定“文革”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革”、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革”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解放。就如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农村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革”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文革”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革”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革”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文革”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程，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纠正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纠正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
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
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作为这种思路的体现，1977年、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如薛暮桥1978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薛暮桥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看法：现在的管理体制的根本缺点是，不管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却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没有外汇，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花了八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在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
薛暮桥认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拨乱反正不止于回到“文革”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自己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是人的思想解放，就是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作先导，经济改革不可能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