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40年。40年改革的阶段如何划分尚无定说，但无论如何划分，1978～1992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我把这一时期的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正是经历了这15年的探索包括激烈争论，中国改革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解读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问题意识：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了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独中国一家。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启动改革之初，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以及东欧改革经济理论，曾受到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不能有效运行。从50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在摸索改良计划经济的出路。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但是始终没有突破。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所有国家的改革都不算成功。其结局先是无法突破旧体制的硬壳，后是改革失去控制。通过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渡，没有产生社会失控和经济下滑，并且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的，只有中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称其为“中国奇迹”，这都是20世纪最后20年最令世界瞩目的大事件。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一直不看好中国改革。直到199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还写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改革也将近10年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和灾难性失败的混合体。”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巨大反差逐步转变了西方舆论。继续看衰中国改革前景的观点始终存在，但更多的学者对探讨中国改革经验产生了兴趣。据经济学家张军介绍，1994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转型国家》的论文集，主编Reisen和Lee在导言中写道：“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家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转型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出现的反应之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

中国是如何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的呢？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着重于改革方式，认为东欧国家及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通过不断的局部试验逐步推进，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并存的过渡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第二种解释与此相反，强调中国启动改革时，存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粗糙的计划体制等，这些因素有利于市场化转轨和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因而渐进式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第三种解释强调地区竞争的意义。财政分权造成地区之间的竞争，而地区竞争对于促进计划体制的解构和市场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第四种解释强调市场化演进的自发性，认为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无形之手的控制下进行的追求利益的过程，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中国市场化转型是一场“边缘革命”，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这些解释给人以启发，但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也许它们各自说对了一个方面的事实，实际的演进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国内，回顾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有影响的观点不是产生在党史、国史学界，而是其他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经参与过历史进程。同样应当受到特别关注的，还有参与决策和践行改革的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提供的情况和看法。几年前，我有机会参与一个改革口述史项目，采访了几十位改革参与者，如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陈清泰，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珠海市委原书记梁广大，海南省原省长雷宇，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计委司长宋晓梧，原体改委局长杨启先、杜岩、江春泽、谢明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部长乔刚，原国务院特区办司长林其辉，经济学家吴敬琏、赵人伟、冯兰瑞、王小鲁及翁永曦、张木生、孙方明等，了解了一些当时决策的背景和内幕，这对我理解改革的复杂性有很大帮助，它与单纯的文本解读是不同的。不过，我的研究主要的还是阅读，不是采访。如阅读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杨启先、房维中、张卓元、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的回忆和研究作品，为我们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分歧的实质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当然，不同人对80年代的解读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不只是对改革总体策略的评价，甚至对一些具体事件的描述都不一样，例如对于究竟谁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策略的发明者，就争论不休。历史学者不必评论谁是谁非，但应关注这种争论。本书关注的重点是那些进入决策咨询和对决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资料，一般不涉及纯理论性讨论；资料的引用以说明问题为旨归，不代表对作者的评价。当然，在中国，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不是单纯用经济逻辑能够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演进受到政治、社会、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当有更广阔的视野。

历史学者参与到改革开放史研究，首先不是提供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应当厘清历史事实，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历史研究追求还原真相，真正还原不容易。有人把历史真相区分为事件真相与逻辑真相，我以为有道理。真正好的研究，应当探究事件背后的逻辑，它的前因后果，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做大事记式的记录，看不到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历史的复杂性，这样才能给人一种历史智慧。本书对历史进程的梳理，以高层决策为主线考察一系列互动过程，诸如中央决策与地方试验的相互推动、实践突破与政策引导的相互推动、理论界的讨论如何影响决策、借鉴国外经验如何适应中国实际，以及高层在一系列重大决策问题上是怎样化解分歧取得共识的，等等。如果能通过这种考察展示80年代改革的一些特点，或者能为读者理解80年代改革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和一些基本史实，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