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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大引进”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然而，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到各部门负责人都表现出求成过急的倾向。1978年共签署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31亿美元是12月最后10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1977年整个出口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很快使中国的外汇存底捉襟见肘。引进项目所需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的1.5倍，国内配套投资缺口也很大。
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革命，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
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国家计委在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中留有物资供应缺口。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谈话，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
陈云的谨慎态度，来自他几十年的财经工作领导经验和他的经济发展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发展的思路上，陈云历来属于稳健派，追求一种较稳定、均衡的增长方式，反对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特别是对“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深刻。陈云认为，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做到“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初和1962年，陈云两度出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或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调整。特别是在60年代初，在挽救由“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相当多的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不少人建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如在理论务虚会上，吴江明确向中央建议：让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工作。他的建议登上简报，接着别的小组也有人表示赞成这项建议。薛暮桥的书面发言也提出：“我希望在党中央作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同志的意见。还希望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我们的经济工作再犯错误。”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并提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成员有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了转变党内高层的思想，从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批评1978年搞“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他点名批评说，冶金部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的厉害。
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
华国锋最后讲话也表示同意。
4月5～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正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
1978年，中国官员初次与外界接触，许多人对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条件太过乐观，1979年初落实到谈判时，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实际全年可用外汇只有50亿美元，比计划少50亿美元。
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承认“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那回事”。
陈云批评说：“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凭他在旧上海的经验，陈云对“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提出疑问，他说：“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
此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会上反复讲到，对外债要分析。1979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说：外债有两种，一种是买方贷款，一种是自由外汇，目前能借到的自由外汇很少，主要是买方贷款。自由外汇只能用于见效快、速借速还的小项目。大项目的还本付息主要依靠国内可靠的出口创汇能力。对买方贷款能用多少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配套资金的多少。他说，利用借外债搞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研究。总之，陈云对利用国外贷款搞建设持谨慎态度，他尤其不赞成用自由外汇弥补国内财政赤字的做法。
根据陈云的意见，1979年对对外引进的方针做了调整，基本精神是：控制引进规模和成套设备进口；先引进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以积累资金，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以引进技术改造老厂为主，少上新项目。
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对利用外资显得更为积极。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是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形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
从这段话看出，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对外资要分析的意见，但他的基点是要想办法更多地利用外资。在他看来，这个条件不利用太可惜了。邓小平也注意到外商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表现出担心和犹豫，但他对此抱有信心。邓小平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寻找适当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他提出，在实行财政平衡时，应当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把立足点放在充分利用外资上。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时又敦促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主要用在打基础，搞水电。拖下去，‘七五’、‘八五’发挥不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