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奥朗则布的历史，其实就是印度的60年历史。他统治的时期（1658～1707）包含了17世纪后半期，代表了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在他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扩张到了最大范围，这是印度自有史以来到英国统治开始时最大的单一国家。从加兹尼到吉大港（Chatgaon），从克什米尔到卡纳塔克（Karnatak），印度大陆服从于一个王权；在这一统治之外，在遥远的拉达克和马拉巴尔，在讲道圣坛上宣示同一个统治者的宗主权。 在他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势力最后一次得以扩展。

这个帝国有着史无前例的广阔疆域，也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它的各部分不是由附庸诸王间接统治，而是由皇室的仆人直接统治。因此，奥朗则布的印度帝国比阿育王、笈多王朝、戒日王（Harshavardhan）的领土都要广大。没有一个行省的总督能够自立为政或扣留税收，他们都服从于中央政府。某些地方也会发生叛乱，但是没有人敢自立为王，没有人敢在帝国治下的行省公开反抗德里的皇帝。

但是，他的统治既目睹了前不列颠时期最伟大的印度帝国的形成，也见证了这一帝国开始衰落和瓦解的征兆。很久之前，波斯人纳迪尔沙和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就证明莫卧儿皇帝只是皇权虚幻的影子，而德里仅仅是过去辉煌的记忆，远远早于马拉塔人在自身动荡不定的局面中蛰伏，尚未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稳固统治之前。甚至在奥朗则布去世之前，莫卧儿帝国在财政和威信方面都已破产，政府已经失败，帝国政权已经表现出无力维护秩序也无力维持庞大的疆域的迹象。

奥朗则布统治期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马拉塔人在他们的短命王国的废墟上发动叛乱以及锡克教徒开始武装起来反抗当权者。因此，18～19世纪印度政治中的最重要因素都起源于奥朗则布的统治和政策。在德干，在阿迪尔沙（Adil Shah）、库特布沙（Qutb Shah）、桑巴吉（Sambhaji）和拉姆王公（Raja） 等向莫卧儿俯首称臣以后，当地人民却奋起反击，并赶走北方来的掠夺者。在印度各族中，马拉塔人享有第一个起来反抗莫卧儿帝国南进，从外来侵略中拯救祖国的荣誉。他们在下一个时代才变成征服者和袭击者。

当莫卧儿帝国的权势达到顶点并且开始衰落的时候，在我国的政治天空中出现了新黎明的曙光。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迈出了稳定而安全的步伐。1653年和1687年，马德拉斯（Madras） 和孟买分别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1690年，加尔各答建城。这个欧洲人的避难所成为国中之国，它筑起防御工事以抵御周边强国的猛攻。“商业冒险家”在这里开始进行组建东方政府的实验，这一实验最终促成了一个比罗马帝国还要大，比查理五世的帝国的人口还要多的帝国的形成。这一帝国拥有文明、进步的政府，世界上从古至今无与伦比。

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已经显露出内在腐朽的迹象。阿克巴建立、沙贾汗和奥朗则布扩展的这个巨大的建筑物，看起来还是和过去一样牢固，但是已经像纸牌垒砌而成的房子一样，在外来入侵者长矛的第一次触碰下便倒塌。国库已经空了。帝国军队被击败，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离心的力量变得强大，帝国即将瓦解。帝国道德上的弱点比物质上的弱点还要严重，政府不再让臣民敬畏；公务人员不再诚实也不再有效率；大臣和亲王们都缺乏政治家的才能；军队已经不再是有效的武装力量。年老的奥朗则布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为他的军官们和儿子们的无能感到忧伤，并用犀利的笔触斥责他们，却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与他同时代的比姆森（Bhimsen）、哈菲汗（Khafi Khan）等人，在奥朗则布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将贵族和人民的堕落和惨状与他前辈的荣耀相比较，并且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位统治者并无恶习，也并不愚蠢或懒散。他的聪明才智众所周知，同时他对治理国家充满热情，而这种热情一般人只有在追逐享乐时才会有。在对待公共事务的勤奋和专注方面，任何职员都不会超过他。他的耐心和执着与他对纪律和秩序的热爱一样引人注目。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很简朴，而且很节制，就像一位隐士。他像久经沙场的士兵一样，对战役或被迫进行的远征中的匮乏状况毫无怨言。恐惧不会让他气馁，软弱和怜悯也不会软化他的心房。他对道德书籍中描述的古代智慧了如指掌。此外，在他父亲执政时期，他就在战争和外交方面经受了长期的成功历练。

然而，这样一位君主五十年统治之后的结果竟是失败与混乱！这一政治悖论的原因可以从奥朗则布的政策与行为之中找到。因此，他的统治不仅让印度历史的研究者很感兴趣，而且也让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很感兴趣。

令人欣喜的是，波斯文文献中有大量研究奥朗则布的材料，波斯文是莫卧儿印度的书面文字。首先，我们有官方记录——《皇帝书信集》（ Padishahnamah ，由三位作者各整理一部分）和《阿拉姆吉尔 书信集》（ Alamgirnamah ）——包括从沙贾汗即位到奥朗则布执政第十年41年的历史。这些作品根据保存在帝国档案馆里的国家文书按顺序撰写而成。国家文书包括官方通信、报告、简报、条约和税收返还记录等。这些作品在日期和地理信息方面非常详尽，价值很高，但是由于它们是对皇帝宣读，由皇帝修改，然后再向公众公布的，所以它们隐瞒或弱化了所记载的任何败坏皇帝或政府名誉的事件。在奥朗则布统治的后四十年中，我们有《阿拉姆吉尔之路》（ Masir-i-Alamgiri ），它也由同样类型的官方记录编辑而成，却是在他死后编成的，这样就免除了之前两部史书中过分恭维的吹捧和歪曲。不幸的是，这部作品非常简短，不如常规官方记录那样全面与详细。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的私人著述，如马苏姆（Masum）、阿奎勒汗（Aqil Khan）和哈菲汗的作品。这些著作是由官员写的，但其目的并不是让皇帝阅读。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皇家记录隐藏的很多事实，尽管其中的日期和姓名有时不正确，叙述有时也贫乏，但这些著作包含了被更正式的官方历史排除的很多人物的个性和形象描写。在奥朗则布去世26年后，哈菲汗完成了他的著作，这部著作是欧洲作家所参考的主要资料。在叙述沙贾汗时期和奥朗则布统治前期的部分，他的历史著作就像宫廷记录的节选本。但是从1688年开始，他使用了他收集到的他的父亲及朋友亲历的情景。莫卧儿帝国贵族的传记集《统帅之路》（ Masir-ul-umara ）也是同类作品。这部作品根据当时尚存的波斯文记录写作于1780年，但是加入了很多具有传统特征的轶事，并且包含了关于过去几代人行为的趣闻。

甚至还有印度教徒用波斯文写的两本关于奥朗则布的历史著作。一本是比姆森·布尔汉普里（Bhimsen Burhanpuri）写的《美景地图》（ Naskha-i-Dilkasha ），他是奥朗则布的将军达勒帕特·拉奥·邦德拉（Dalpat Rao Bundela）的合作商人。比姆森是一位活跃的旅行家，善于观察地形的细节，详细地记录了他从马图拉（Mathura）到马拉巴尔（Malabar）的见闻。他的著作对于德干事务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他在那里长大并且几乎度过了一生。他与皇室离得足够近，可以正确地观察事件，但又不是近得足以成为一个溜须拍马之人。另一部著作是伊萨-达斯·那加尔（Isar-das Nagar）写的《伊斯兰的智者》（ Shaikh-ul-Islam ）。他居住在古吉拉特的巴坦（Pattan）。这部著作对了解和拉杰普特人相关的事很重要。

除了介绍奥朗则布统治的综合性著作之外，还有只涉及那一时期某个具体时段或人物的波斯文专著，例如尼阿马特汗·阿里（Niamat Khan Ali）对围攻高康达（Golkonda）的记述，西哈布丁·塔里什（Shihabuddin Talish）在征服库什·比哈尔（Kush Bihar）、阿萨姆和吉大港时写的日记，伊拉达特汗（Iradat Khan）的回忆录，以及巴哈杜尔沙一世的其他几位仆人从奥朗则布晚年开始记叙的回忆录。关于德干的两个王国高康达和比贾普尔（Bijapur），有单独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了莫卧儿帝国与它们的关系。关于马拉塔人，有讲述西瓦吉（Shivaji）、桑巴吉和拉姆王公事迹的编年史（Bakhars），由他们的官员和其他人撰写。拉杰瓦德（Rajwade）先生据说收集了17世纪很多马拉塔文的信件，将其纳入《历史文献档案》（ Aitihasik Lekh Sangrahax ）系列之中。

伦敦皇家亚洲历史学会收藏了一箱奥朗则布时代的《皇家公告》（ Akhbarat-i-Darbar-i-Muala ），它们只是光秃秃的枝干——枯燥、非常简洁，只对弄清日期有帮助。在他前22年的统治中只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但是从他统治的第36年开始，数量变得多起来。

目前印度对奥朗则布统治的记述，特别是乌尔都文的记述，是基于《伊斯兰王室史》（ Tarikh-i-Muhammad Shahi ）和《被遗忘的历史》（ Tarikh-i-Farah-Bakhsh ）等著作。这些著作出现于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基本是根据市井流言和民间故事编写而成。由于著作不是根据官方记录和其他同时代的信息所写，当它们的记述与有关奥朗则布统治的更早并且更权威的历史记述冲突时，就不能被采用。这些不可信却笔触生动的作品启发了道（Dow）的《印度斯坦史》（ The History of Hindustan ）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孟加拉史》（ History of Bengal ），并且在印度大众信仰中继续促进了虚假历史观念的形成。

幸运的是，关于奥朗则布统治的部分时期，我已经获得了原始的历史资料——这种信息来源甚至比上面提到的官方记录还要宝贵，那就是17世纪政治舞台上“演员”的信件，我收集了近3000封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了一天天发生的事件，而不是由作者在之后带有某种目的装饰过的事件记录。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那些创造印度历史的人的真实的希望和恐惧、计划和看法。这类资料包括奥朗则布的信件（形成很多不同的和庞大的选集，将在参考书目中描述），他的父亲、兄弟和姐妹们的信件［在《皇室通信集》（ Faiyaz-ulqawanin ），勒克瑙MS.］，贾伊·辛格（在《几周之间》（ The Haft Anjuman ），贝拿勒斯MS.）的信件，奥朗则布第四子阿克巴的信件［在《阿拉姆吉尔书信集》（ Adab-i-Alamgiri ），《信仰的外在》（ Zahuir-ul-insha ）和《西瓦吉书信集》（ Khatut-i-Shivaji ）］，以及阿巴斯二世的信件（我从勒克瑙的集市上获得）。莫卧儿与马拉塔之间的通信收藏在《西瓦吉书信集》之中。一些官员，如努-乌尔-哈桑（Nur-ul-Hassan）、拉丹达兹汗（Radandaz Khan）、鲁特夫拉汗（Lutfullah Khan）的信件和其他一些信件，存放在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图书馆、伦敦印度办事处的图书馆和兰普尔（Rampur）的纳瓦布的图书馆。孟买的P.V.马乌吉（P.V. Mawji）收集了寄给西瓦吉和他父亲的波斯文书信，但他拒绝别的学者使用这些书信。

关于奥朗则布的非常有意思的轶事集，是哈米杜丁汗·尼木查（Hamiduddin Khan Nimchah）编纂的 Ahkam-i-Alamgiri ，它收录了奥朗则布的很多话语和对他人请愿的命令。我将其翻译为《奥朗则布轶事集》。

在奥朗则布统治的初期和末期，我们有很多证据——公开的历史著作和信件集；但是，相比起来，1667～1696年这三十年则是一片黑暗。然而，我相信，如果我的受过教育的同胞们能够有兴趣在私人收藏中仔细地用知识来搜寻波斯文的原稿，这三十年中的很多历史书信就能够在印度被找到，特别是在联合省的阿格拉（Agra）和奥德（Oudh）。

欧洲的旅行者塔维尔尼尔（Tavernier）、伯尼尔（Bernier）和曼努西（Manucci）在奥朗则布统治期间访问了印度，留下了对这个国家长长的记录。他们的著作毫无疑问富有价值，为了解印度人民的状况、贸易和工业的状态以及基督教会的历史提供了线索。此外，外国观察者对印度制度的批评具有新意，本身就具有意义。但是，就政治史而言，除了他们亲身参与或目睹的事件之外，他们只是记录了市井流言和当时的民间故事，不能与当时的历史著作和波斯文信件相比。塔维尔尼尔和伯尼尔只涉及了奥朗则布执政的初期；前者从伯尼尔的记述中引用了大部分事实，而伯尼尔则得益于曼努西才了解到一些细节。曼努西的著作《莫卧儿的历史》（ Storia do Mogor ）涵盖了奥朗则布整个统治时期，但是他到达印度时还只是一个只受过很少教育的叛逆的小伙子。他的能干的编辑承认，他是一位容易轻信的倾听者。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都是在很久之后依靠记忆追溯的，因此我们不能对他记述的准确性抱有多大期望。这些外国旅行者限于地位，无法接触最好的信息源；国家档案馆对他们是不开放的。他们仅仅是偶然造访了印度历史的塑造者，而且是以祈求帮助的人的身份去的，与军营和宫廷中的位高权重者并不熟悉，因此这些人不会向他们提供口头信息。最后，他们波斯文水平并不高，这让他们无法使用当时的波斯文文本，也无法核实他们口头获得的报告。例如，曼努西写的奥朗则布在很少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在贾伊·辛格的一支军队前与其会面，把贾伊·辛格称颂为好友（《莫卧儿的历史》第一卷，第320页）。根据已知的日期，这个故事被证明是不可能发生的。官方记录如此详细，以至于任何错误的日期，如果它们与此前或此后的记录相冲突的话，会马上被发现。我们应当采纳官方的日期记录，而不是欧洲旅行者提供的日期。因此，在我的叙述中，我无法采用伯尼尔和曼努西的著作，除了他们补充了官方史书或者记录下个人经历的部分之外。

在我把这部历史著作呈现给公众之前，我必须表达对已故的威廉·欧文（William Irvine）先生，即《晚期莫卧儿人》的作者在学术上深深的感激之情。他把自己的波斯文原稿免费借给我，花费了很大力气为我从欧洲公共图书馆获得复制它们保存的原稿的许可，还让伦敦和巴黎使用专业设备（被称为“旋转感光印刷”）复制波斯文原稿的摄影师降低了价格。我每次遇到困难和疑惑求助于他时，他总是迅速给我提供帮助和建议。一位印度的纳瓦布 有一卷稀有的波斯文历史信件。我获得他的同意，由我来花钱聘请了一位抄写员，将其复制。但是这位纳瓦布的下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各种理由拒绝我的人接近手稿。最后，绝望的我给欧文先生写信讲了这件事。他给一个在联合省担任高级公务员的朋友写了信，此人联系了纳瓦布。这卷手稿的所有者此时自己承担费用复制了手稿，用丝绸和摩洛哥羊皮革把抄本包裹起来，送到欧文先生那里。欧文先生收到抄本后马上借给了我！

欧文先生对这部历史著作的前五章认真仔细地提出了批评并且进行了修改，就像这是他自己的著作一样。他的过世令人悲痛，使我失去了将这几卷著作呈送给他的荣幸；然而，让我高兴的是，我至少给他看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我在我所承担的这项工作中，被他的经验和理解力产生的持续热情及诚恳的批评打动：

“我喜欢这个风格——从第一印象开始——它是我的《晚期莫卧儿人》过于生硬的文风和时下流行的新闻笔调的明智的折中。”还有，“我非常喜欢你对宗谱和地形学的关注，还有你援引的所有现代信息资源——《印度地图集》和现代旅游者”。

《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早期记录》的作者、历史学家C.R.威尔逊鼓励我从事历史学研究，并且主动把我介绍给孟加拉国政府，让我获得帮助，这令我感激不尽。孟加拉国政府教育部在他的要求下，拨款39英镑5先令，用于复制原稿。我需要来自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原稿。在我使用完复制件之后，作为政府资产，它们被保存在加尔各答的帝国博物馆。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秘书把波斯文原稿借给我。我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四次借出原稿，从伦敦皇家亚洲学会两次借出原稿，我深深地感谢它们。

我向孟加拉的库达·巴赫什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柏林皇家图书馆的负责人致谢。我还要感谢兰普尔的纳瓦布·阿布杜斯·萨拉姆汗·巴哈杜尔（Nawab Abdus Salam Khan Bahadur）（之前奥德地区的候补法官）、退伍少校瓦曼·达斯·巴苏（Vaman Das Basu）和贝拿勒斯（Benares）的作家穆什·施阿姆·苏达尔·拉尔（Munshi Shyam Sundar Lal），他们开明而礼貌地让我复制了他们拥有的波斯文原稿。

在花费力气帮助我获得原稿的复制许可和联系抄写员的印度朋友中，我十分感激哈菲兹·艾哈迈德·阿里汗（Hafiz Ahmad Ali Khan）（兰普尔邦）、D.N.马立克（D.N.Mallik）先生（电气工程师）和马克布尔·阿拉姆（Maqbul Alam）先生（文学学士、法学学士，居住在贝拿勒斯）。我也不能忽略我之前的同事、巴特那（Patna）学院的讲师茂尔维·阿卜杜勒·海（Maulvi Abdul Hai）。我在解释波斯文遇到困难时都找他，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校对那些我复制的波斯文原稿。

在拼写东方词语时，我采用了亨特系统（Hunterian system），一般只用u来表示oo的发音，仅有少数例外（例如Jumna，nullah，Calcutta等）。在少数情况下（如Barhamdeo），我没有把印度教姓名梵文化，目的是避免让读音与大众的读音相差太远。所有伊斯兰教历的日期都被转换为基督教旧历的日期。

现在，前两卷已经展现在公众面前。第三卷的手稿将在一年后完成。为了完成对奥朗则布长达50年统治的记述，并且书写那个时代的人民、贸易、生活和习俗，至少还需要两卷。我现在站在我的主题的门槛上，可以隐约地望见它那遥远的终点。

贾杜纳斯·萨卡尔（Jadunath Sarkar）
1912年7月 mdWyfci8n+7QcKZ9QSQDLip3E353esClC3pfcY9JjBUaABud6w5ovStfwk26OF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