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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的度量单位产生于地方实践的逻辑。尽管它们有很多让人迷惑的多样性，这些妨碍它们形成管理上的统一，但它们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属性。感谢中古史学家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的综合，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地方度量单位活跃的原因。 [20]
早期的度量多数是以人为单位的，从许多保留下来的用语中还可以看到这个逻辑，表示距离用“投石的距离”和“在听力范围之内”，表示体积用“一车”“一筐”或者“一捧”。不同地方的车或筐的大小不同，不同人投石的距离也不相同，所以这些度量单位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甚至那些被明显固定的度量单位也可能是不可靠的。比如，在18世纪的巴黎，一“品特”（pinte）相当于0.93升，但在塞纳-蒙大拿省（Seine-en-Montagne）是1.99升，在普里斯-索斯-太尔（Precy-sous-Thil）居然达到了3.33升。欧恩（aune）是表示布匹长度的单位，但材料不同，长度也不同（比如丝绸的单位就比亚麻要小）。在整个法国，至少有17种大小不同的欧恩。 [21]
地方的度量单位是相互关联，或者“可通约”的。 [22] 事实上任何关于度量的问题都会因为询问时背景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回答。在我熟悉的马来西亚一些地区，如果问“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回答者想象问话的人是希望知道到那里需要多少时间，而不是有多少英里。当然，人们根本不可能用英里推算出在不同地区的旅行时间，特别是徒步旅行或者骑自行车旅行。同样，对时间的回答也是用在当地有意义的单位，而不是多少分钟，因为到目前为止，那里手表还是很少见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煮熟当地米饭需要多长时间。埃塞俄比亚人对烧菜需要加多少盐的回答可能是“烹调鸡肉的一半”。这样的回答是基于人们都了解的标准。这些度量实践是地方化的，各地之间不可通约，因为地域不同，所食用的大米种类和烧鸡的方法不同，其结果也不同。
许多地方的度量单位与一些特殊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同阿君·阿帕杜拉来所注意到的，马拉地农民用手的宽度来表示他们希望的种植洋葱的间距。当他们沿着田垄移动的时候，手是最方便的测量工具。同样编织绳索时常用的长度单位是拇指到臂肘的长度，因为在卷起绳索打成团的时候很方便。如同种植洋葱，测量过程已经被包括在种植活动中了，不需要另外一个单独的活动。这样的测量往往不需要很精确，只要满足完成眼前任务的需要就可以了。 [23] 如果关注雨水的目的只是关注特定的农作物，那么只是充足或不充足就够了。如果用多少英寸的降雨来回答，不管如何精确，可能都传达不出所需要的信息；它可能忽略了降雨时节这样关键的因素。对于许多具体的目的来说，那些明显含糊的度量要比精确的统计数字能够传达出更有价值的信息。耕地的农民如果只关注产量的变化范围，那么说他一块稻田的产量是4～7筐就比说10年的平均产量是5.6筐更精确。
除非我们了解了提出问题时一个地方所特别关注的意思，否则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包括了所有含义在内的正确回答。所以特殊的度量习惯受到特定的场合、时间和地理区域的限制。
各地都有的关于耕地的特殊习惯丈量法是最明显的。现代用公顷、英亩表示的，只关注土地表面积的抽象土地丈量单位对于依靠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来说太简单，缺少信息。告诉一个农民他租种了20英亩土地就像告诉一个学者他已经买了6公斤图书一样。因此，习惯的土地丈量单位以多种形式来满足对土地各方面的实践兴趣。当土地很多而人工或耕畜不足的时候，最有用的土地测量单位是耕地或除草所需要的天数。比如在19世纪的法国，一块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诺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数）以及需要哪些种类的工作（homée，bechée，fauchée）。如果用摩根表示，那么10英亩土地要多少摩根是不同的；在多石地区或很陡的斜坡上所需要的劳动力可能会比肥沃的河滩地多一倍。此外，由于耕畜和作物种类不同，各地的摩根也不同；受到当时技术（犁头、轭和马具）的影响，人们每天所能完成的工作量不同。
土地还可以用所需要的种子量来衡量。如果土地肥沃，播种就会比较密集，而贫瘠的土地播种量就小。土地上的播种量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反映土地平均产出的指标，因为播种都是根据预测的平均生长条件，而每年实际产量的变化会更大一些。在某种作物种植中，尽管播种量可能很难反映耕种的困难程度和每年收成的变化，但大体可以反映出土地的生产能力。然而一块土地的平均产量也还是个抽象的数字。大多数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农民最希望知道的是一个农场是否可以稳定地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所以爱尔兰的小农场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从而向那些主要依靠奶制品和土豆的农民说明农场的放牧能力。农民感兴趣的是这个农场是否可以养活一个特定的家庭，而不关注它所包括的物理面积。 [24]
如果要掌握多种习惯的土地丈量法，我们必须设想几十种用多种不同方法来表示的“地图”，而不仅仅是表面积。我已经设想了一种地图可以像哈哈镜一样，按照人口数量而不是地理面积来划分一个国家在地图上的大小。中国和印度俨然超过了俄罗斯、巴西和美国，而利比亚、澳大利亚和格陵兰几乎等于不存在了。这些各种各样的习惯“地图”（种类繁多）不一定按照表面积，而是按照工作和产出的单位、土壤类型、可接近性以及满足生存的能力等建立景观。丈量单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的。满足一个家庭生存的条件并不一定能满足另一个家庭。耕作制度、劳动力供给、农业技术、天气等因素使评估标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都不相同。正像国家所担心的，这么多的地图只能反映出地方标准无望的混乱不堪。它们不可能将自己统一到一个统计系列里面，从而使政府官员可以做出有意义的比较。
以上关于地方度量实践的阐述可能会使人们认为，尽管这些关于距离、面积、体积等的地方概念多种多样，与国家所期望的抽象标准有很大区别，但它们也是为了度量的客观精确。这种印象会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度量行动都被打上了权力关系游戏的印记。如同库拉所说的，要理解现代欧洲早期的度量实践，必须要将它们与当时主要阶层的利益竞争联系在一起，包括贵族、教士、商人、工匠和农奴。
度量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从现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封建租金“难题”（stickiness）开始的。贵族和教士经常发现，直接增加封建赋税是很困难的；不同的缴纳标准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哪怕在习惯基础上很小的增加也被看作对传统的严重危害。
实际上，调整度量单位只是达到同一目标的迂回手段。地方领主可能用小筐借给农民谷物，但要农民用大筐归还。他在磨谷（领主垄断的）的时候可能偷偷地，甚至公开地用大袋子从农民那里接收谷物，而用小袋子来称量磨出的面粉；他还可以在收赋税的时候用大筐，而在付实物工资的时候用小筐。如果控制封建赋税和工资的正式习惯永远不改变（比如一块田在收割后缴纳多少袋小麦是不变的），实际交易会越来越有利于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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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小欺骗的结果并不小。库拉估计，在所谓封建复辟（réaction féodale）时期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在1674～1716年，用于征收封建租金（平民税）的蒲式耳（boisseau）增加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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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度量单位，比如说蒲式耳，已经被大家认可，但这仅是有趣事情的开始。在早期现代欧洲，通过磨损、胀大、编织技巧、湿度以及调整边框厚度等手法来调整筐的大小的问题体现出数不清的微型政治。在一些地方，往往用金属做出当地标准的蒲式耳和其他的度量单位，由受人信任的官员掌管，或者在教堂和镇议事厅的石头上准确地雕刻下来。 [27]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谷物是如何被倒进筐内（是从肩的高度还是从腰部的高度倒下？用第一种方式谷物更紧密一些），是否潮湿，容器是不是要晃动使谷物更紧密，最后，筐上面是否要刮平或者保留高出的部分也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争论。有些安排是要谷物高出筐子，有些只是堆起一半，有些则只要与筐沿保持水平或者“压平”（ras）。这并非一个小问题。一个封建领主如果要在收小麦或黑麦的蒲式耳上堆出尖来，那么他可以增加25%的地租。 [28] 如果习惯上蒲式耳的谷物都被压平，那么在用什么刮平器上也有许多微型政治争论。是用圆的或直边的？如果刮平器是圆的，那么在滚过蒲式耳时就会使谷物压紧。谁掌握刮平器？在保存刮平器上谁值得信任？
正像人们所想到的，围绕土地丈量单位也有类似的微型政治。通常被用来测量耕种面积长度的单位是厄尔（ell），农奴要以此为基础劳作。但是厄尔的长度和宽度也是“难题”，是经过长期斗争才建立起来的。领主和监工都希望通过扩大厄尔来间接增加劳役。如果他们的企图能够成功，那么就可以在不打破封建劳役制度的情况下增加征收劳役的总数。在19世纪以前，面包的价格可能是所有度量中最难解决的。在前现代时期，面包是最关键的生存因素，可以作为生活消费指数使用。普遍的习惯是将面包的价格与城市的一般工资水平联系在一起。库拉详细地阐述了面包师担心违反了“公正的价格”而引起暴乱，因此为了补偿小麦和裸麦粉价格的变动，他们就不断改变面包的大小和重量。 [29]
因为度量的地方标准与实际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反映了特定的耕作模式和农业技术，并且它们在不同的气候和生态条件下差别很大，而且它们是“权力的象征和保持阶级特权的工具”，还因为它们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心”，所以对于国家机器来说，它们是非常难于处理的大问题。 [30] 使度量单位简单化或标准化的努力在法国的历史上就像主旋律一样被不断重复演奏，重复可以说明前面的失败。简单地将地方实践编纂起来，制定出一些换算表的努力很快就被基层的迅速变化所超越并失效。实际上，国王的大臣们面对的只是一堆经过编纂的各地度量标准拼凑起来的杂物，每一个都不相同，就像每一个地区都在说着外人难于理解的，并且不经宣布就随时变化的方言一样。国家或者要冒将地方情况严重估算错误的风险，或者要严重依赖地方追踪者的建议，也就是依赖国王议会中的那些贵族和教士，而他们立即就会抓住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
对于君王来说，地方度量实践的不清晰不仅是管理上让人头痛的事情，它也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一些重要和敏感的方面。食品供应是早期现代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除了宗教战争，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如食品短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对国家的危害大。没有可比较的度量单位，那么监测市场价格，比较不同地区基本商品的价格，或者有效地管理食品供应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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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只能在各种简单的信息、流言和反映自己利益的地方报告中摸索，因此它的反应往往是滞后和不恰当的。比如纳税的平等是另外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对一个很难掌握收成和价格真实情况的国家来说，它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国家只有不精确的情报，那么国家积极努力地征税、征用军队、缓解城市短缺，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都会导致政治危机。即使没有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度量的混乱还是会极大地降低效率，并且总达不到财政目标。
如果没有标准化的、固定的度量单位，那么来自国家有效的监督和可控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代的征服者，不论是平民或王子，都希望他们的帝国有一个统一的表面，他们权威的眼睛可以在整个帝国巡视，不会遇到任何起伏不平从而妨碍他们的视线。同样编纂的法律、同样的度量单位、同样的规则、同样的语言（如果我们能够逐渐达到）就是我们所声称的社会组织的完美……当今最大的口号就是一致性。
——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征服者的精神》（ De l’espritde conquête ）
如果说制造出简单化和清晰化森林的科学林业遇到了其使用权力受到挑战的村民反对，那么对于标准的和清晰的度量单位的政治反抗就更加顽强。制定和颁布地方度量标准的特权能为贵族和教士带来物质利益，他们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们阻碍标准化的能力是很强，那些试图达到某种程度一致性的专制君主的企图遭到了一系列失败。地方封建实践的特殊性以及它们对中央集权的排斥和抗拒保护了地方权力领域的自主性。
最终，有三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库拉所说的“度量革命”。第一，市场交换的扩大促进了度量的一致。第二，世俗观点和启蒙哲学都希望在整个法国实现单一的标准。第三，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王朝的建立促进了法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度量系统的建立。
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和长距离的贸易都鼓励度量的标准化。在相对较小的贸易中，粮贩只与几个农民打交道，他只要知道他们各自使用的不同度量单位就足够了。粮贩还可能从对众多度量单位的掌握中获利，就像走私犯从税收和关税的细微差别中获利一样。但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多数的商业都包括了很长的交易链条，在很远的距离，在互相不知道姓名的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交易。重量和长度的标准化使贸易更简单而清晰。手工艺人的产品是由一个生产者为满足特殊顾客需要而生产的，价格也是特定的，而大众化商品则不是，其目的是满足每一个购买者。在一定程度上，大众商品的好处就是其可靠的一致性。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交换的商品越来越标准化（一吨小麦，一打犁头，二十个车轮），人们越来越接受一致的度量单位。官员和重农主义者都相信统一的度量是创建民族市场和推动理性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 [32]
感谢封建复辟，在整个王国不断统一度量衡的国家计划在18世纪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为了使他们不动产的回报最大化，封建领地的所有者，也包括一些暴发户，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操纵度量单位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为召开议会所准备的冤情录明显反映了这种被害的感觉。第三等级成员的记录表明，他们一致要求平等的度量（尽管这不是他们主要的不满），而教士和贵族却是沉默的，这表明他们对现状是满意的。下面来自布列塔尼的请愿是一个将统一度量标准的请求与对王室的忠诚等同的典型表达方式：“我们向他们（国王、王室以及他的主要大臣）请求，请你们与我们一同察看平民阶层被地方霸主暴政虐待的情况。平民阶层是善良和谨慎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将他们的怨言呈递到国王脚下。现在我们请求国王建立公正，我们表达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希望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重量以及一个度量制度。” [33]
对于中央集权的精英来说，公制米与古老的、特殊的度量实践就像官方语言与各种各样方言的关系一样。各种稀奇古怪的方言肯定要被普遍的最佳标准代替，就像专制主义的银行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地方货币一样。公制单位系统立即成为中央集权管理、商业改革和文化进步的工具。革命后共和国的院士如同他们之前的皇家院士一样，将公制米看作可以使法国“国库更充裕、军事更强大、更便于管理” 的知识工具。 [34] 共同的度量制度被认为可以促进谷物贸易，使土地有更多的产出（因为可以更容易地比较价格和生产力），并且必然为国家编纂统一的税收文件提供基础。 [35] 但是改革者还希望有真正的文化革命。“正像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一样，公制度量系统就是工商业的语言”，他们统一并改变了法国社会。 [36] 一个理性的度量单位将促进理性公民的形成。
度量制度的简化有赖于现代社会其他革命性的政治简化：统一和一致的公民身份概念。只要每一个等级还在各自相互封闭的法律领域内活动，只要不同阶层的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同，那么他们在度量制度上的权利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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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的理念，也就是抽象的“无印记（unmarked）公民”，起源于启蒙时代并反映在百科全书学派的作品中。
对于百科全书学派来说，在度量系统、制度、继承法、税收以及市场法规中的不一致之处阻碍了法国人成为统一的人民。他们想象出许多集权和理性的改革，从而使法国成为统一的民族社区，同样编纂的法律、度量制度、风俗和信仰在全国各地通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推动了民族公民概念的形成——一个法国的公民在整个王国漫步的时候会像其他的同胞一样，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从一个由一群不可比较，只有当地居民才熟悉而对外来者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小社区所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一个清晰的单一民族社会，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问题不仅是管理的方便，还有来自其人民的转变。“风俗、观点以及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引导出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取向的大社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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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平等公民概念将创造出新的现实：法国的公民。
度量制度的统一只是更大简单化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保障所有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们不再仅仅是领主和君主的臣民，他们都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 [39] 所有过去“自然的”差别现在都被“非自然化”，并被废弃了，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 [40] 在史无前例的革命背景下，基于第一原理建立了全新的政治系统，但这一成就比起法制化地统一重量和度量单位似乎微不足道。革命的法令写道：“多少个世纪以来百姓希望有统一度量单位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大革命给人民带来公制米。” [41]
颁布统一的公制度量单位容易，而要使法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就困难了。国家可以坚持在法庭、公立学校以及在财产契约、法律合同和税收文件中必须使用公制度量单位。但在这些官方系统之外，公制单位推行得很慢。尽管颁布了法令禁止在商店中使用突阿斯尺，要用公制米尺代替它们，但是公众仍然使用旧的系统，经常在公制米尺上刻上旧的单位。甚至到1828年，新的度量单位还主要是在法律领域（le pays légal）而不是实际生活领域（le pays réel）应用。如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所说的，“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不是说阿邪（arpents）、突阿斯和法尺（pieds），而是说公顷、米、厘米，那么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官员”。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