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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被量化之前一定要被重构。人类和各种事物一定要被重新分类定义，度量的标准一定要可以互相换算；土地和商品一定要能用等值的金钱重新表示；这里很多都是韦伯所称的理性化，还有大量的集权化。
——西奥多·M.波特（Theodore M. Porter）：《标准化的对象》（ Objectivity as Standardization ）
管理人员的森林不可能是自然主义者的森林。即使是已经了解了森林中生态的相互影响，但由于它们是由非常复杂和多样的事实构成的，所以很难加以简单地描述。因此需要一个知识过滤器将复杂性过滤到可管理的程度，只保留满足国家商业木材和财政收入所需要的因素。
如果说自然世界的“原始”（raw）形式不管在人们使用过程中如何被重新塑造都不能完全被人类管理操纵，那么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真实社会形态在其原始形态下也不能被理解。除非经过巨大的抽象和简化的计划过程，否则任何管理系统都没有能力描述任何现实存在的社会团体（social community）。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像森林一样，人类团体也是复杂且多变的，很难将它的秘密简单地归结到官僚化的公式中。此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目的。就像科学林业官员没有任何兴趣详细地描述森林的生态一样，国家机构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兴趣描述整个社会现实。他们的抽象和简单化都被锁定在很少的几个目标上，到19世纪，最突出的目标一般还是征税、政治控制和征兵。他们只需要拥有能满足这些任务的技术和理解就够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的“财政林业”和现代纳税的土地财产之间有许多有意义的相似之处。前现代国家并不比现代国家更少关注税收，但是正像前现代国家的林业一样，前现代国家的税收技术和势力范围都不能使人满意。
17世纪专制主义的法国就是一个例子。 [15] 政府更愿意征收间接税，如食盐和烟草的消费税、道路税、执照费以及出售官职和头衔的税。这些税更容易管理，而且也不需要掌握很多关于土地所有权和收入的信息。贵族和神职人员免税意味着很多土地都没有被课税，负担被转移到了富裕的平民农场主和小农身上。尽管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来说，公共土地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源，但是它不产生财政收入。在18世纪，重农主义者基于两个前提反对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没有被有效地开发，并且不能带来财政收入。 [16]
令所有观察者吃惊的是，专制主义的税收非常多变，不成系统。詹姆斯·科林斯（James Collins）已经发现，人们经常不缴纳最主要的直接税——土地税（taille），所有社区缴税的土地税额都不会超过应缴纳税额的1/3。 [17] 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一些临时的特殊措施来克服财政短缺以及应付一些新的支出，特别是军事行动的费用。王室索要“强制贷款”（rentes，droits aliénés）来代替那些有时兑付有时拖欠的年金；它出售官职和各种头衔（vénalités d’offices）；它还征收特别炉灶税（fouages extraordinaires）；最坏的事情是，它将军队直接安置在社区中，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城镇被毁坏。 [18]
作为前现代国家最常用的财政惩罚手段，驻扎军队与现代系统的税收形式之间的区别就像对企图杀害国王的人四马分尸（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始对此做了惊人的叙述）与现代系统的囚禁罪犯一样。国家并没有很多选择，它缺少必要的信息和管理坐标来制定符合其臣民真实能力，并能形成稳定财政收入的征税制度。这就像森林收入只能被很粗略地计算，而且其产出会经常变化一样。从财政角度说，用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最贴切的话说就是，前现代国家“只有拇指而没有其他的手指”，缺少细微调节的能力。
林业管理和征税的简单类比之间的区别从这里开始。因为缺乏关于可持续的木材生产信息，国家可能或无意中过量开发它的资源从而威胁到未来的供应，或者根本不知道森林的可持续开发水平。 [19] 无论如何，树不是政治行动者，但是向王室纳税的臣民们肯定是。他们通过迁徙、各种形式沉默的抵抗和逃避，以及最极端的直接反叛来表达其不满。可靠的征税形式不仅取决于发现纳税的臣民的真实的经济状况，还取决于判断他们会激烈地反对何种苛捐杂税。
国家机构是如何开始测量和编制整个王国各地的人口，他们的土地、粮食产量、财富、商品流通量等是多少？即使了解这方面最简单的知识也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这里可以将建立统一度量衡和使用土地图册来登录土地所需的奋斗作为分析的例子。每一项活动都需要大规模的、昂贵的和长时间的努力来消除各种反抗。反抗不仅来自普通的平民，也来自地方上掌权的人；过去他们从不同级别官场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职责所带来的管理不一致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尽管各种运动不断兴起，最终采取一致的度量衡和土地图册还是被推广开来。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说明地方知识与实践作为一方，国家管理制度作为另外一方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自始至终贯穿本书。从国家的角度看，在每一个事件中，在原来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它们显示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反映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纯粹的地方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以转变和简化，变成至少有一部分是虚构的简单表达，它们就不可能被国家的管理结构所吸收。就像在科学林业中一样，需要简化背后的原因是统治者急切的物质利益：财政收入、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然而，像贝克曼标准化的树（Normal-bäume）一样，尽管不充分，但简化还是发挥了实际作用，而不仅仅是描述。通过记录、法庭以及最终强制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些国家虚构的简化改变了它们要观察的现实，即使永远也不可能使实际情况完全适合国家的管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