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部著作产生于一次知识上的迂回旅行，它是如此吸引我，因而我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旅程。当我做出这个似乎欠缺考虑的改变以后，沿途令人震惊的新风景和前途更为美好的信念说服我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我想，新的旅程有自己的逻辑。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足够的智力想到这一点，这个旅行可能会更好。我清楚地看到，虽然这个旅程的道路比我所预见的更不平坦和曲折，但它会引我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当然，读者也许会找到一个更有经验的导游，但这是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的奇特旅行，一旦你走上了这条道路，你只能满足于你所能找到的那些当地的猎人做你的向导。

这里我想描述一下我的初衷。简单地说，最初我试图理解为什么国家看起来似乎总是“那些四处流动人群”的敌人。在东南亚，流动的刀耕火种的山民为一方，种植水稻的山谷王国为一方，上面的判断有助于理解这两方之间存在的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区域地理问题。游牧民和放牧人（如柏柏尔人和贝都因人）、狩猎和采集者、吉普赛人、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巡游的工匠、逃跑的奴隶、农奴，往往被国家看作眼中钉。让这些流动的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之所以是长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项目很少有成功的。

我越研究为这些定居化所做出的努力，越感觉到这是国家试图使社会更为清晰、重新安排人口从而使传统的国家职能（如税收、征兵和防止暴乱）更为简单容易所做的努力。从这些概念出发，我开始看到，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前现代化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近似于盲人。它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有的土地及产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它缺少任何类似详细地图一样的东西来记载它的疆域和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它也缺少能够将它所知道的东西进行“翻译”的统一标准和度量单位，而这是概括总结的基础。结果，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劣的和自相矛盾的。

上面的观点是我迂回旅行的开始。国家对其统治对象及其环境的控制是如何逐渐加强的？固定姓氏的创建、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的建立，以及自由租佃制度的出现、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城市规划以及运输系统的组织等看来完全不同的一些过程，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官员们都将极其复杂的、不清晰的和地方化的社会实践取消，如土地租佃习惯和命名习惯，而代之以他们制造出的标准格式，从而可以集中地从上到下加以记录和监测。

自然世界的组织也与此类似。事实上农业就是将植物群彻底地再组织和简单化，从而使之服务于人的目标。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科学林业和农业的设计、种植园的计划、集体农庄、乌贾玛（ujamaa）村庄、战略村落（strategic hamlets）等，所有这些的目的都在于使它的疆域、产品和它的劳动力更为清晰，因而更容易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

在这里与养蜂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会很有意义。在前现代化时代，采集蜂蜜是很困难的工作，甚至在蜜蜂都被关进稻草蜂箱以后，采集蜂蜜仍然需要经常赶走蜜蜂，并经常损坏蜂群。每一个蜂箱的孵化格和储蜜格的布局都很复杂，不同蜂房之间各不相同，这使养蜂人无法将蜂蜜干净地抽取出来。而现代的蜂箱则不同，它的设计解决了采蜜人的问题。它使用一个“隔王板”的装置将下面的孵化格和上面的储蜜格分开，防止了蜂后将卵产在上面。此外，腊巢也被设计成垂直的框架，每一个蜂箱里面有9～10个蜂框，这使收集蜂蜜、蜂蜡和蜂胶等工作变得很容易。现在只要看一下“蜂的空间”，也就是蜜蜂飞来飞去所留出的蜂框之间的距离，就可以采蜜了，而不需要再建造相互交连的蜂巢来连接各个蜂框。从养蜂人的观点看，现在的蜂箱更整洁、更“清晰”，使养蜂人更容易观察蜂群和蜂后，（根据重量）判断蜂蜜的产量，用标准单元扩大或缩小蜂箱，将之转移到新地方，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温和气温下抽取足够的蜂蜜从而使蜂群能够安全过冬。

我并不打算将这个类比延伸到不适合的地方，但是欧洲早期的现代国家似乎都在努力将那些“社会象形文字”加以理性化和标准化，从而使之成为更清晰、更便于管理的形式。社会简单化不仅导入了更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能力。这使国家可以有区别地介入各种各样的事务，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进行政治监督和救济贫困人口等。

我开始理解，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的简单化就像一张简略的地图。它们并未成功地表达它们所要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它们的目的也不在此；它们只表达了官方观察员所感兴趣的片段。此外，它们还不仅仅是地图。如果说它们是地图，当它们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重新塑造它们所描述的事实。因此，国家制定地籍图册的目的是掌握那些要纳税的财产所有者，它不仅仅记载了土地的租佃系统，而且创造了一个具有法律力量的分类系统。在第一章中我试图说明社会和环境如何被清晰化的国家地图所改变。

这种观点并非仅限于对观察早期现代化国家有用。只要做一些适当的修改，就可以用来观察那些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众多巨大的失败。

我考虑到，用失败来形容这些发展的灾难是远远不够的。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都是20世纪人类巨大的悲剧，无论是生命的丧失或生活无可逆转地被打乱。如果不特指这些特别引人瞩目的事件，而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充满了大型农业项目和新城市（比如巴西利亚和昌迪加尔）失败的残骸，它们对当地居民产生了很大影响。种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和不同语言使用区之间的暴力冲突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要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这些暴力的影响并不难，但我们很难把握为什么那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只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在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释这些20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

我将说明，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所有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巨大灾难。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的简单化。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们对于保持我们的社会福利和自由，与制造潜在的暴君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支撑了公民概念并提供了社会福利，同时它们也支持了驱赶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的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

一定不要将极端的现代主义与科学实践相混淆。正如“意识形态”一词所表明的，极端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信仰，其合法性来自科学和技术的合法性。因此，它也是缺少批评和怀疑的，因而也是非科学地对人类居住和生产的综合计划可能性的盲目乐观。那些持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倾向于以视觉美学的观点看待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起来的城市、村庄或农场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示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或农场。如果一个极端现代主义者的计划失败或受到挫折，他们就会撤退到我所称的小型化中：在示范城市、示范村庄或示范农场中创造一个更容易控制的微观秩序。

极端现代主义既关注信念也关注“利益”。极端现代主义者，即便他们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也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计划。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或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如大型水坝、中央通信和交通枢纽、大型工厂和农场、网格状的城市），因为这不仅恰好符合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观点，而且也回应了他们作为国家官员的政治利益。说句比较中性的话，极端现代主义与许多国家官员的利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极端现代主义也有特定的世俗和社会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特别是德国）动员国家经济时的出色表现使极端现代主义成为潮流。毫不奇怪，它肥沃的社会土壤来自计划者、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或技师。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受到高度赞扬。极端现代主义者并不尊重传统的政治分野；无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并没有危害。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社会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要与组织起来的国民讨论协商，就很可能会促进改革。

只有在第三个因素加入前两个因素中以后，它们的结合才具有潜在的危害。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情况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公民社会更为软弱，并使平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体制。由于它们具有实施社会工程的渴望和残暴对待平民反抗的力量，后殖民的统治偶尔也会符合最后一个条件。

总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还没有解释这些被独裁主义权力支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为什么最终会失败。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探讨他们为什么失败。

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它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服从规则的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它们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地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同样，那些规划城市、村庄或集体农庄所遵循的简单化规则也是不合适的，从中不能产生出有效的社会秩序。正式的项目实际上寄生于非正式的过程，没有这些非正式的过程，正式项目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然而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承认，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这本书可以看成一个反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我在这里强调“帝国主义”一词是因为我在这里并不是制造一种情况来一般地反对科层制的规划或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反对那种帝国主义式的或霸权式的计划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所有的地方知识或实用技术完全被排除在外。

在这本书中我要表明实践知识、非正式过程和在不可预见的偶发事件面前的随机行动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要将城市设计者和革命者的极端现代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与强调过程、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带有批评眼光的理念加以比较。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列宁是前者的鼓吹者，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则成为他们严厉的批评者。第六章和第七章包括了对苏联集体化和坦桑尼亚强制村庄化的描述，这可以说明如果排除了地方实践中蕴涵的宝贵知识的支持，对于生产和社会秩序问题的简单和集权式的解决方案必然要失败（在最早的手稿中还包括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案例研究，这是美国极端现代主义的一个试验，也是所有地区发展规划的鼻祖。但最后为了不使这本书更厚还是忍痛割舍了，当然现在这本书还是很厚）。

最后在第九章，我要概括实践知识的特征，并将它与正式的、演绎的和认识论的知识相比较。在这里我从古典希腊语借用来一个混成词——米提斯（mētis）——来表达我的思想，这个词表示那些只能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知识。现在我还要表达我对无政府主义作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马拉特斯塔、普鲁东）的感谢，他们强调在创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与强制的和分等级阶层的协调所不同的相互性的作用。他们对于“相互性”一词的理解与我所使用的“米提斯”一词的意思尽管还有一些区别，但大部分意思是相同的。

对社会组织的极度简单化设计与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简单化设计具有同样的失败风险。树种单一的商业化森林和依靠基因工程与机械化的单一品种农业与集体农庄和人为规划的城市是一样脆弱和失败的。在这个层面上，我要证明社会和自然多样化所具有的弹性，还要证明我们对复杂的和活生生的规则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我想也可能有人会利用这些观点来反对某一类演绎的社会科学，但这些已经超出了我的考虑范围，我将这些进一步的艰辛思考，还有我的祝福，留给别人。

我知道，要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我同样可能会显示出傲慢来，正像刚刚被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一旦制作出可以改变视野的透镜，你往往就会通过这个透镜来看所有的事情。但我还是想对两种指责做出辩护，因为我认为仔细阅读还不足以支持我。第一种指责是说我的观点是毫无批判地崇拜那些地方的、传统的和习惯的知识。我知道，我所描述的实践知识在很多时候与占支配地位、垄断和排外的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活动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感念是相抵触的。我的观点不是说实践知识是自然在神秘和平等状态下的产物。我所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视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第二种指责是说我的观点是反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表现。如同我所清楚地阐述的，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它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是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从1989年以后资本主义大胜利的观点看，书中对一些国家行为方式的批评就像一个奇怪的考古学。许多有着我所批评的主张和权力的国家或者消失了，或者大大地抑制了它们的野心。然而，如同我在总体上分析科学农业、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市场时所清楚表明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同国家一样，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标化和大刀阔斧的简单化的推动者，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者的简单化必须为其带来利益。市场一定要通过价格机制将质的差异简化为量的差异，并推动标准化。在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钱，而不是人。今天，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则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在《启蒙的觉醒》一书中，约翰·格雷（John Gray）提供了相似的有关自由主义的例子，他认为自由主义是自我限制的，因为它虽依赖文化和制度资本所提供的基础，却必然对其加以削弱。］广泛罢工带来的法国社会为了适应欧洲统一货币所做结构调整的“大中断”，只是大风中的一根稻草。坦率地说，我反对特定的某一类国家，并不表明我主张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推动的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我们将会看到，从现代社会工程项目的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既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也适用于科层制的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