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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城市》（ Le Ville Radieuse ）出版于1933年，1964年做了一些修改以后再版，在这本书中，勒·柯布西耶全面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3] 无一例外，勒·柯布西耶的所有计划都是明显的自大。如果说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证实了小的美好，而勒·柯布西耶实际上断言“大是美的”。评价他过度夸张的最好办法是看一下他的三个设计。第一个是巴黎中心邻里计划（Plan Voisin）背后的核心理念（见图4-1）；第二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城”计划（见图4-2）；最后一个是里约热内卢容纳九万人的巨大的道路和房屋计划（见图4-3）。
图4-1 勒·柯布西耶的巴黎中心邻里计划，可容纳300万人
图4-2 勒·柯布西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城”计划（这是从正在靠近的一条船上所看到的）
图4-3 勒·柯布西耶的里约热内卢道路和房屋计划
这些计划的规模是不言自明的。庞大的规划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与原有的城市没有任何协调，新都市景观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城市。所有计划中，新的城市都有全新的立体特征，其设计就是为了达到形式上强有力的视觉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冲击只能从远处感受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像是从远处海上看到的，勒·柯布西耶写道，“经过两个星期的越洋航行”，就像现代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看到了新世界一样。 [4] 里约热内卢也需要从几英里远的地方，像从飞机上看一样获得视觉冲击。我们从图上看到的是100米高、6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两面是连续的15层带状楼群。新的城市真正地雄踞于旧城之上。容纳300万人的巴黎城市规划也要从上面和外面才可以看到，主要街道上星星点点的汽车、高空中的小飞机和直升机都强调了这个距离。任何一个规划都不参考城市的历史、传统，或者建筑所在地点的美学特征。不管如何惊人，所描绘的这些城市没有背景，它们是中性的，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除了巨额的建筑费用可以解释这些计划为何没有被采纳之外，勒·柯布西耶拒绝向原有城市的自尊做任何妥协也是原因之一。
勒·柯布西耶对数个世纪城市生活所建立的物质环境完全不能容忍。他对世纪之交的巴黎和欧洲的混乱、黑暗、无序、拥挤和瘟疫流行的环境有许多指责。我们将看到，他的一些指责来自功用和科学的背景；如果一个城市要更有效率和卫生就必然要消除它原有的一些东西。此外他的指责还来自美学的原因。他不能忍受视觉上的混乱。他所试图加以改正的混乱主要不是地面上的混乱，而是从远距离和空中所看到的混乱。 [5] 从关于农村小地块的鸟瞰图的评判中可以看出他的混合动机（见图4-4）：“从飞机上看到下面无数被分割成各种 形状混乱 的小地块。现代机械越发展，土地越是被分割成小块，越会造成机械没有用处。结果造成了浪费：低效和个人的挣扎。” [6] 纯粹整齐的秩序至少与适应机械时代是同样重要的。他坚持认为：“建筑是最高级的艺术，它达到了精神上的伟大，数学上的秩序、思考，以及感官层面上的和谐感觉。” [7]
图4-4 阿尔萨斯俯瞰图（大约在1930年，来自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
形式上的简单与功能上的高效率并非需要加以平衡的两个不同目标，相反，形式上的秩序是效率的前提。勒·柯布西耶给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发明一个理想的工业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机械时代背后的“一般真理”要通过简单化的图像体现出来。理想城市是精确和统一的，因此要尽可能少地向原有城市的历史让步。“我们要拒绝向现在我们所处的混乱做哪怕一点点让步，”他写道，“在原有的城市中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不同，他宁可从一个干净的地方建立一个单一的、综合的全新城市作品。勒·柯布西耶的新城市秩序是解析的纯粹形式和无可替代的机械要求的浪漫结合。他使用其特有的夸大语言宣称，“我们以蒸汽船、飞机、汽车的名义要求卫生、逻辑、勇敢、和谐和完美的权利”。 [8] 在他的眼里，现有的巴黎就像是个“箭猪”或“但丁的地狱”，与此不同，他的城市应该是“有组织的、平静的、有力的、通风的、有序的实体”。 [9]
当你阅读勒·柯布西耶的著作和看他的建筑草图时，他对简单和重复线条的热爱（癖好）和对复杂事物的厌恶显而易见。他个人信奉简约的线条，并将这种信奉表现为人类基本的特征。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无数不同的因素被放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得到无穷多的组合，人的头脑却失去自我并迷失在各种可能性的迷宫中。控制在此成为不可能。精神的失败必然带来沮丧……理由……是不间断的直线。因此，为了从混乱中拯救自我，为了给自己的存在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框架，一个可以保证人类福祉和控制的框架，人类必然要将自然的规律纳入人类精神自我呈现的系统，即几何学。” [10]
当勒·柯布西耶访问纽约时，他完全被曼哈顿中城区的几何逻辑征服。他喜欢他所称的“摩天大楼机器”和街道规划的清晰性：“街道之间呈直角相交，思想是解放的。” [11] 另外，勒·柯布西耶回答了他所认为的对那些怀念原有城市——这里指的是巴黎——的各种人的批评。他指出，人们可能会抱怨实际上有各种各样角度的交叉路口，各种交叉角度的变化无穷无尽。“但是，”他回答说，“这正是关键所在。 我要消除所有这一切。我的观点是……我坚持直角的交叉路口 。” [12]
如果可能，勒·柯布西耶会希望将他对直线和直角的热爱赋予机械、科学和自然的权威。然而无论是他辉煌的设计或是他辩论的热情都不能成功地支持这一转变。他所崇敬的机械，包括火车、飞机和汽车都有圆或椭圆形状，而不是直角（泪珠形是最好的流线型）。对于科学来说，任何形状都是几何形的：梯形、三角形、圆形。如果纯粹以简单化和效率为标准，为什么不要圆形或球形——以最小的表面积包容了最大空间——却选择正方形和矩形？如同勒·柯布西耶所说的，自然可能是精确的，但是现实生活逻辑是错综复杂和混乱的，没有近年来计算机的帮助根本无法被理解。 [13]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只是在表达美学观念——对古典线条的强烈喜爱，也就是他所说的高卢的线条：“伟大的直线，法国式的伟大的精确。” [14] 这是把握空间一种有力的方法。此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网格模式，可以在一瞥之间被掌握，并在各个方向上被无限重复。当然，在实践层次上，直线往往非常昂贵，不切实际。在地形不规则的地区要建设笔直平坦的道路，完全没有让人不喜欢的上下坡，这就意味着要开挖和铲平许多地方。勒·柯布西耶式的几何学很少考虑节约成本。
他对抽象和线性城市的乌托邦计划进行了令人难忘的发挥。他预见到建筑行业的工业化必将带来标准化。他也预见到房屋和办公室建筑单元的预制，也就是各个部件都在工厂生产，在建筑工地组装。各个部件的大小是标准化的，不同的标准部件按照建筑师的设计进行组装即得到独一无二的建筑。门框、窗户、砖、屋瓦甚至螺丝都要符合统一的标准。1928年国际建筑师大会的第一个宣言就号召国联通过新标准，发展出在全世界被强制教授的统一技术语言。一个国际公约将规范各国不同的设备和工具标准。 [15] 勒·柯布西耶一直在努力实现他的理想。他为苏联设计的巨大宫殿（从没有真正被建设）意图吸引苏联的极端现代主义者。他宣布，这个建筑将为所有的建筑建立精确和普遍的新标准——标准将涵盖照明、取暖、通风、结构、美学，这些标准将在所有地区适应所有需求。 [16]
直线、直角和国际建筑标准的施行都是走向简单化的关键步骤。而最关键的步骤可能是勒·柯布西耶在其一生中一直坚持的严格的功能分割。这一教条是他在《光辉城市》的开篇中所阐述的十四条原理中的第二条，也就是“街道的死亡”。这里是指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以及快速道和慢速道被严格区分。他痛恨人行道与机动车的混合，走路不舒服，而且阻碍交通。
功能分割的原理被全面应用。在为1929年第二届国际建筑师大会所写的总结报告中，勒·柯布西耶和他的兄弟皮埃尔（Pierre）就以攻击传统的房屋建筑开始：“贫困和传统技术的不足导致了力量的混乱，也就是各种功能的人为混合，各部分之间没有真正关联……我们要寻找使用新的方法，使它们自动走向标准化、工业化和泰勒制式的制度化……如果我们还坚持现有方法，使两个不同的功能（安排、布置与建筑，循环与结构）相互混合或依存，我们仍将停留在原地。” [17]
在住宅街区之外，城市本身也是有计划功能分区的实施地——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标准教条：要有专门的工作区域、居住区域、购物和娱乐中心、纪念碑和政府大楼。如果可能，工作区域要进一步分成办公楼和工厂。勒·柯布西耶坚持城市的每一个区域只能有唯一的一个功能，这在他拿到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以后表现得很明显，昌迪加尔也是他唯一建成的城市。在原来设计为城市中心住宅的地方，他代之以占地220英亩的“古希腊卫城式纪念碑”，而纪念碑离最近的居住区也很远。 [18] 在巴黎的邻里计划中，他将他所称的城市，也就是居住区和商业中心（也就是工作区）分开。“这是两种不同的功能，两种功能是连续的而非同时发生的，代表两类不同的区域。” [19]
这一严格功能分割的逻辑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城市区域只有一个目的，那么设计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汽车和货车的影响，只为人流设计道路很容易。如果目的只是使适合生产家具的木材产量最大化，那么设计森林也会是很容易的。如果一个设备或计划要服务于两种目的，保持平衡就比较困难。当必须要考虑多种因素的时候，规划者所必须处理的多种因素就会在头脑中相互纠缠。正如勒·柯布西耶写的，面对这样多种可能性的迷宫，“人类的头脑就会失去自我，从而变得很疲劳”。
功能的分割可以使规划者清楚地考虑效率的问题。如果道路的作用只是使汽车迅速并便宜地从A到B，人们可以比较两条道路的效率。这个逻辑是很理性的，因为这正是我们在铺设从A到B的道路时脑中所想。然而要注意的是，这个逻辑的清晰是靠将道路的许多其他目标排除才取得的，比如提供旅行中的休闲活动、提供美或者视觉享受，或者运输沉重的货物。在道路的案例中，狭隘的效率指标忽略了许多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目的。在人们称为家的地方，狭隘的效率标准与人类的实践产生了更大的冲突。勒·柯布西耶计算了人类为了公共卫生所需要的空气（la respiration exacte）、热、光和空间。从每人14平方米起算，如果煮饭和洗衣都成为公共的，他的计算可以减少到10平方米。然而实际上可以在道路建设中使用的效率标准并不能被用在住家，家的功用包括工作、娱乐、私人和社交场所，乃至教育、烹饪、闲谈、政治等，而不同场所的效率标准是不同的。此外，所有这些活动都反对被简化为效率标准，在厨房中为聚在一起的朋友煮饭并不仅仅是“准备食物”。但是对大量人口进行有效的规划则要求被最大化的价值要非常具体，同时要使被最大化的价值数量最少——最好简化为单一价值。
勒·柯布西耶学说的逻辑就是详细地描述城市空间的用途和功能，从而使单一目标的计划和标准化成为可能。
勒·柯布西耶第一个关于“城市主义原理”的格言是“规划：独裁者”，这比“街道的死亡”还要早。 [20] 像笛卡儿一样，勒·柯布西耶非常强调城市的单一理性规划，对此无论如何夸大都不为过。他特别赞赏罗马的军营和帝国的城市总体排列的逻辑。他经常将作为历史偶然产品的现存城市与从一开始就遵循科学原理精心设计的未来城市加以对比。
勒·柯布西耶计划（他的计划总是用大写来表示）所要求的集权制也被城市本身的集权制所复制。功能分割被纳入等级制中。他所设计的城市是“单头状花序”的城市，在其核心地带是“高级”功能区。下面是他对其巴黎邻里计划中商务中心区的描述：“从这里的办公室中发出指令，使世界有序。事实上，摩天大楼群就是城市的大脑，也是 整个国家的大脑 。一切活动所依赖的精心设计和指挥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征服时间和空间的工具——电话、电报、电台、银行、交易大厅，以及工厂的关键因素——金融、技术和商业。” [21]
商业中心发出命令，不是提出建议，更不是商量。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一些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勒·柯布西耶对工厂秩序的热爱。在指责包括房屋、街道的现代城市“腐败”（la pourriture）时，他认为唯一的例外是工厂。在这里，工厂建筑格局和数百人的协调运动都符合单一的理性主义目标结构。鹿特丹的范·内尔（Van Nelle）卷烟厂受到特别的赞扬。勒·柯布西耶欣赏它的简约主义、每一层从地板到屋顶的高窗子、工作中的秩序和工人明显的满足感，最后以对生产线上的独裁主义秩序的赞歌结束。“那里有一套著名的并受人尊敬的等级制度，”他对所观察到的工人很赞赏，“工人就像一群工蜂一样，将这套制度作为自我管理的手段来接受：秩序、规律、准时、公正和家长式作风”。 [22]
对于城市的设计和建筑来说，科学的城市规划专家就如同工厂的设计师和建筑中的企业家——工程师一样。因为只需要同一个大脑设计城市和工厂，所以也只需要同一个大脑指挥活动——也就是工厂的办公室或城市的商务中心。等级制度并不仅仅局限在这里，城市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的大脑：“伟大的城市管理了所有的事情——和平、战争和工作。” [23] 不管是服装、哲学、技术还是风尚，伟大的城市都统治外省：影响和命令完全是从中央发到边陲。 [24]
对于勒·柯布西耶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威关系是很清楚的：等级制度高于一切。在金字塔顶端的不是反复无常的独裁者，而是现代的哲学家国王，他能够将科学真理应用于造福人类。 [25] 从他并非偶然的狂妄大作中可以看出，这位规划大师无疑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真理。比如在《光辉城市》中，勒·柯布西耶在自我反思的时候说：“经过分析和计算，带着想象，带着诗，我（为阿尔及尔）制定了规划。规划异常真实，它们是无懈可击的。它们是惊人的。它们反映所有现代的光彩。” [26] 然而这里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他的过分骄傲，而是勒·柯布西耶所感受到的普遍科学真理的无可替代的权威。下面这段详细的引文充分地——或者说有预见性地——反映了他极端现代主义的信念：
真正的专制统治者并不是人，而是规划。正确的、现实的和精确的规划是全面并且和谐的，它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规划是在远离市长办公室或市政厅中的愤怒，远离选民的哭泣和社会受害者的悲伤条件下制定出来的。它是由平静和清醒的头脑制定出来的。它只考虑人类的真理。它忽略所有现行的规章制度、现有的用途和渠道。它不管在现行的宪法下是否可以实施。它是为了人类而创造的生物作品，通过现代技术可以被实现。 [27]
规划本身的才智扫除了一切社会障碍：选举产生的权威、投票的公众、宪法和法律结构。退一步说，我们处在规划者专制统治的时代；进一步说，我们面对的是对权力和冷酷的崇尚，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法西斯主义。 [28] 尽管有这样的印象，勒·柯布西耶仍认为自己是技术天才，而且以真理的名义索要权力。在这里，技术权威论就是坚信城市设计中的人类问题一定有解决办法，专家可以发现并实施这种方法。如果用政治或讨价还价来决定这些技术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办法。因为现代城市规划中的问题只有唯一的真实回答，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折中。 [29]
在其整个一生中，勒·柯布西耶清楚地知道他的树状城市规划需要独裁手段推行。在他早年一篇题为《走向机械时代的巴黎》的文章中，他对法国读者说，“需要一个柯尔贝尔（Colbert）”。 [30] 在他主要著作的标题页上人们可以看见这样的话，“这部著作献给独裁者”。勒·柯布西耶作为潜在公共建筑师的一生可以被看作寻找一个“王子（最好是独裁权威的）”的过程，他能够使自己成为宫廷的科尔伯特。他展示了为国联所做的设计，努力说服苏维埃精英接受他的莫斯科新规划，做了其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获得全法国规划和分区规则制订人的任命和试图赢得新阿尔及尔采用他的方案。最后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庇护下，他建设了昌迪加尔，印度的一个省府城市。尽管勒·柯布西耶属于法国的右翼政治派别， [31] 但是很明显他会服务于任何给他以支持的国家权力。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是诉之于逻辑，而不是政治：“一旦他（科学规划者）完成了计算，他就有权力说，而且他也的确说了： 就应该这样 ！” [32]
苏联吸引勒·柯布西耶的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对空想的规划者可能会有的欢迎。在建设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总部以后（Centrosoyuz）， [33] 他又在六个星期内按照他所认为的苏维埃对无阶级社会新生活模式的期望，准备了莫斯科重建的庞大规划。看了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关于农民和技术的电影——《总路线》后，勒·柯布西耶完全被庆祝拖拉机、牛奶离心机和大型农场的场景感动。这经常在他的规划中被提到，他要在苏联城市景观中做出类似的转变。
斯大林的部长们认为他的莫斯科规划与苏维埃宫的计划都过于激进。 [34] 苏维埃现代主义者埃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zky）攻击勒·柯布西耶的莫斯科为“什么都不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纸上的城市，与生活本身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坐落在沙漠上的城市，甚至不允许一条河流过（因为河流的弯曲与城市的风格相冲突）”。 [35] 似乎是为了证实埃尔·李斯特斯基指责他设计了“什么都不是的城市”，勒·柯布西耶将其完整的设计（除了关系到莫斯科的资料以外）呈现在《光辉城市》一书中，作为适合巴黎中心的设计。
因为相信他的革命性城市规划反映了普遍的科学真理，勒·柯布西耶自然就会认为，如果理解了其中的逻辑，公众就会热情地接受他的计划。当代国际建筑师大会最早的宣言就号召对小学生进行科学住房基本原理的教育：阳光和新鲜空气对健康的重要性，基础的电、热、光和声音，家具设计的正确原理，等等。这些都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兴趣；通过培训可以及时地创造出与科学建筑师相应的客户。科学林业官员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直接塑造森林，科学建筑师有责任为新的客户提供培训，使他们“自由”地选择勒·柯布西耶为他们所设计的城市生活。
我想，任何一位建筑师所设计的住所都是为了客户的幸福而不是痛苦。对于勒·柯布西耶来说，“ 人类的幸福已经存在于 数字、数学、经过计算的设计和规划等术语中，从这些术语中已经可以看到城市”。 [36] 至少在口头上他坚信，他的城市是机械时代意识的理性表达，现代人必然会全身心地接受它。 [37]
勒·柯布西耶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满足不是自由和自主的愉快，而是在逻辑上契合理性计划的愉快：“这里必须有权威，家长式的权威，关心子女的父亲的权威……我们必须建立人类新生的地方。当城市社区的集体功能被组织好的时候，也就有了每一个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与整体相关的固定关系中。” [38] 在巴黎邻里计划中，在整个城市的等级体系中，每一个人的地盘都是按空间编号的。实业家们（Industrials）将生活在核心区的高楼内，次一级的生活在城郊带小花园的房子里。任何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从他距离中心的远近上表现出来。但是就像在运转良好的工厂一样，任何一个城市居民都要有共同生产完美产品的“集体荣誉感”。“每个人都只完成一部分工作，但要理解他的工作在整个工作中的意义，工厂中的机器是说明力量和清楚性的一个例子。 工人被组合进一个他个人从来不敢想象的完美工作中 。” [39] 勒·柯布西耶最著名的可能是他的断言“家庭是生活的机器”，所以他也将规划的城市看作具有许多封闭的标准部件的大型和有效率的机器。因此，他认为，他的城市居民会带着骄傲接受他们在一个高贵、科学规划的城市机器中的恰当角色。
勒·柯布西耶根据自己的认识为其他人设计了基本需求——在现有的城市中有些是被忽视或违背的。这些基本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某些特定物质和生理需求的抽象简化的人类概念制定出来的，比如这些被规划的对象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多少新鲜空气、多少阳光、多少开放的空间，以及多少基本服务。在这个层面上，他所设计的城市比他所指责的拥挤黑暗的贫民窟更卫生，功能更完善。因此他谈到了各种计算“准确呼吸”的公式以决定房间的最佳尺寸；他坚持建摩天大楼以留出公园的空地，特别是高效的交通。
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设计首先是一个生产车间。在这个前提下，设计者对人的需求加以科学的保障。他根本不承认他所为之设计的居民在这方面有什么发言权，也不承认他们的需求可能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他对效率的关注使他认为购物和准备饮食都是费时的麻烦事，应该像运行良好的饭店一样，由统一的服务供应。 [40] 尽管有为社会活动准备的空间，但他提不出居民的任何社会和文化需求。
我们已经看到，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不承认过去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模型，而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极端现代主义越是乌托邦的，那么意味着对现存社会的批判越彻底。在《光辉城市》一书中，许多责备都是指向勒·柯布西耶所希望超越的城市，指责它们的痛苦、混乱、“腐朽”“衰败”“渣滓”以及“废弃物”。他将在图片中出现的贫民窟称为“低劣的”，或者在法国首都的例子中，指出这是一个“过时的、历史长久的和患结核病的巴黎”。他对贫民窟的状况和居住于其中的人民表示哀悼。“这500万人（那些从农村来碰运气的）中有多少仅仅是城市死气沉沉的负担，是障碍，是痛苦的污点，是失败和人类的垃圾？” [41]
他拒绝贫民窟有两重原因，首先它们无法在美学上达到他的基本原则、目标和秩序的标准。他反问说：“还有什么东西比散漫的一群人更可怜呢？”他补充说，自然是“井然有序的”，即使自然是被与人类利益相反的逻辑所左右，它也将“根除这些散漫的人群”。 [42] 他在这里已经暗示，现代城市的奠基者要准备采取冷酷的行动。贫民窟的第二种危险在于，除了嘈杂、危险、尘土飞扬、黑暗和疾病流行以外，这里也隐藏了威胁统治者的潜在革命势力。像豪斯曼一样，他知道拥挤的贫民窟从来都是妨碍警察有效工作的障碍。往返于路易十四的巴黎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勒·柯布西耶写道：“从拥挤的棚户区中，从破败的茅屋深处（在恺撒时代的罗马，平民居住在混乱不堪的、拥挤的、养兔场一样的高楼里面）有时就会爆发出反叛的浪潮。阴谋会 在积累了越来越多混乱的阴暗角落里孕育，任何警察的行动在那里都很困难 ……塔苏斯的圣保罗（St. Paul of Tarsus），只要待在贫民窟里就永远不会被捕，而且他的布道会像野火一样在人们口头迅速传播。” [43]
如果勒·柯布西耶潜在的资产阶级支持者和代表过去曾心存疑虑，那么他们现在完全可以放心勒·柯布西耶清晰的几何学城市会协助警察的工作。豪斯曼不断改进专制主义的巴洛克城市，然而勒·柯布西耶要将其完全清理干净，代替豪斯曼城市中心的是一个体现出控制和等级制度的建筑。 [44]
勒·柯布西耶对建筑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建造的实际结构，甚至苏联也无法接受他扫荡一切的野心。他是作为极端现代主义规划中关键因素的一个教科书式范例——经常被夸大的——而被加入这个分析。他对机器时代文明的“全部效率和全部理性化”的承诺是绝不妥协的。 [45] 尽管他打交道的是民族国家，但是他的视野是世界的。正像他所表明的，“各地的城市规划、世界的城市规划、全体的城市规划无所不在”。 [46] 我们看到，他的阿尔及尔、巴黎和里约热内卢的规划都是史无前例的。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勒·柯布西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体军事动员场面的影响。“让我们做出规划，”他鼓励说，“用20世纪的规模来做规划，做出如同撒旦（战争）一样的规划……大的！大的！” [47]
他大胆计划的中心是视觉和美学因素。他将整洁平滑的线条与机器商业性的简洁联系在一起。他对机器及其产品的美大加赞颂。房屋、城市和农庄也可以“是从工厂车间由轰鸣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毫无瑕疵的、配备良好的崭新产品”。 [48]
最后，作为勒·柯布西耶极端现代主义一部分的是他对传统、历史和已经被接受的风格的否定。在解释了现代巴黎交通拥挤的原因以后，他对改革的打算提出警告。“我们不能对现状做哪怕一点点的考虑，现状就是我们正置身其中的混乱。”他强调，“这里根本找不到解决办法”。 [49] 相反，他坚持我们必须用“一张白纸”和“一块干净的桌布”，一切计算从零开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被苏联和发展中国家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吸引。他希望他不要被西方普遍存在的“异常不适合的地点”所约束，那里只有他所称的“ 整形外科的建筑 ”。 [50] 那些历史悠久的西方城市，它们的传统、它们的利益群体、它们保守的制度以及它们复杂的法律和法规系统只能束缚极端现代主义者格列佛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