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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行的乌托邦，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操作，这种观念的出现主要是20世纪的现象。似乎有很多历史土壤特别适合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生长。这些土壤包括国家权力危机，如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国家不受阻碍的计划能力极大扩张的环境，如革命的权力交替和殖民统治。
20世纪工业战争需要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总动员。 [22] 甚至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自由社会，在战争动员背景下都直接统治了社会。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迫使自由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计划的试验，以减轻经济困难并保持公众的合法性。在战争和危急情况下，迅速进入统制社会（administered society）是不可控制和不可避免的。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也属于同样的类型。
革命和殖民主义接受极端现代主义的原因是不同的。革命和殖民主义各自都有非同寻常的权力。已经推翻了旧政治制度的革命国家往往负有使命按照自己的蓝图重建社会，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反抗能力有限的、顺从的市民社会。
大量与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期望更刺激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野心。殖民主义政权，特别是晚殖民主义政权，经常成为社会工程的集中试验地。
“福利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殖民统治的内在独裁主义的结合鼓励了重建本土社会的雄伟计划。
如果要精确地指出20世纪极端现代主义“诞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这被公认为是不确定的，因为极端现代主义有许多思想上的源泉——最有力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动员，最合乎要求的人物是瓦尔特·拉特瑙。德国的经济动员是战争时期的技术奇迹。正是因为拉特瑙计划，德国才能在很多观察家预言其失败后，仍保持军队在战场继续战斗，并有充分供应。 [23] 拉特瑙是一个工业工程师，通用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AEG）首脑，这家公司是由他父亲创建的一家大型电器公司。他负责战时原材料办公室（Kriegsrohstoffabteilung）。 [24] 他认识到，原材料和运输的计划配置是战争持续的关键。由于逐步发明了计划经济，德国在工业生产、军需品和武器的供应、运输和交通控制、价格控制和文官的配置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这些都是过去从未尝试的。前所未有的征兵、士兵以及与战争相关工业劳工的动员需要大规模的计划和协调。这样的动员促进了创建“被控制的群众组织”（Administered mass organization）观念的产生，这种组织将涵盖整个社会。 [25]
拉特瑙对普遍计划和理性化生产的信念根植于热力学的物理原理和新的应用科学之间的知识连接。对于许多专家来说，狭隘的和唯物的生产力主义将人力作为机械系统对待，它可以被分解为能量转移、运动和工作物理学。将人力简化为孤立的机械效率问题鼓励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科学控制。正如安森·洛宾巴赫（Anson Rabinbach）所强调的，19世纪晚期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将技术与生理学等同起来。 [26]
这种生产力主义至少有两个传承，一个是北美，一个是欧洲。美国的贡献来自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影响深远的工作，他将工厂劳动详细地分解成独立、精确和可重复的运动，这开始了工厂工作组织的革命。 [27] 对于工厂经理和工程师来说，新发明的自动流水线使他们可以使用非熟练工人，不仅可以控制生产的速度，而且可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欧洲的“能量学”关注的是运动、疲劳和适当的休息、合理的卫生、营养。这种传统也将工人作为概念上的机器，尽管这种机器需要吃饭并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他们用抽象的标准化工人代替具体的工人群体，标准工人有着一致的体能和需求。像泰勒制度一样，威廉皇家生理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 für Arbeitsphysiologie）也是建立在将人体理性化的基础上，它最初的目的是提高战争期间前线和工业中的效率。 [28]
两种传统最引人瞩目的是，如此多持不同政治态度的知识精英都相信它们。“泰勒制和技术统治论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理想主义共同口号：消除经济和社会危机、通过科学扩大生产力、发挥技术效力。在技术和科学的指令下，社会冲突将被取消，这种社会远景展望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独裁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实现。简单地说，生产力主义对政治主张并无偏好。” [29]
生产力主义的不同形式对政治右翼和中间势力的号召力，主要在于承诺用技术解决阶级斗争。如果能够像其拥护者所鼓吹的那样极大地提高工人的产出，那么再分配的政治学就可以被阶级合作取代，利润和工资都会同时增长。对于多数左派来说，生产力主义则承诺用工程师、国家的专家或官员代替资本家。它提出了单一的最佳办法，即“最好实践”来解决工作组织中的所有问题，其结果就是为了全体利益的计算尺式的独裁主义。 [30]
拉特瑙在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训练、战时的计划经验以及他从电力的精确、广泛和转换潜力中引申出了关于社会的结论，这些内容的结合使他学到了丰富的社会组织经验。在战时，私营企业让位于国家社会主义：“巨大的工业企业已经超越了名义上的私人所有者和所有财产法律。” [31] 必需的决策与意识形态无关，技术和经济的需要是它们的强大推动力。专家的统治和新技术的可能性，特别是巨大的电力网络，使新的社会-工业秩序成为可能，它们既是中央集权的，又是地方自治的。战争期间需要工业公司、技术专家和国家的结合，那时拉特瑙已经看到了和平时期社会进步的前景。当重建的技术和经济需求很明显，并且各国都需要类似的合作时，拉特瑙的理性计划信念就带有了国际主义的味道。他将现代性概括为“新的机器秩序……将世界合并为一个无意识的强制性联合体，一个无法打破的从事生产的和谐共同体”。 [32]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程师和计划专家实施政治影响的顶峰时期。在了解了最高可以达到什么目标的前提下，他们设想了如果将同样的能量和计划用于大众福利而不是大幅破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与许多政治领袖、工业家和劳工领袖、著名知识分子［如英国的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德国的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法国的古斯塔夫·勒本（Gustave Le Bon）］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最终同意，只有重建和全面投入到技术创新和依靠技术创新的计划中，才能重建欧洲经济和社会和平。 [33]
德国工业动员的成就给予列宁深刻印象，他相信这正是生产社会化的正确途径。正像列宁认为马克思发现了同达尔文进化论一样永恒的社会规律，他相信大众化生产的新技术是科学规律，而不是社会建构。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月，列宁写道：战争“已经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到如此的巨大程度，垄断资本主义被转变为 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无产阶级或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无法存在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 [34] 他和他的经济顾问将拉特瑙和莫俗多夫的工作直接引入苏维埃的经济计划。对于列宁来说，德国战时经济“是现代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技术、计划和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将这作为社会化经济的原型。 [35] 如果现在的国家是在工人阶级代表手中，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忽略革命者夺取了政权的重要事实的话，列宁关于未来的设想与拉特瑙很相似。
列宁很快地认识到工厂中的泰勒制度对社会主义控制生产的意义。尽管在早期他指责过这类技术，称之为“对血汗的科学剥夺”，但是到了革命时期他已成为德国系统控制的热情拥护者。他赞美“建立于最现代的机械化工业的纪律、组织和协调合作的原理：最严格的责任和控制制度”。 [36]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勒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勒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 [37]
1918年由于生产的下降，他开始提倡严格的工作纪律，如果需要，可以重新恢复可恶的计件工资。1921年召开了全俄科学管理动员大会，会上泰勒制的倡导者和能量学拥护者（也被称为人体工程学）进行了争论。当时在苏联至少有20个研究所和同样多的杂志都在研究科学管理。对于列宁这样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革命者，宏观层面的指令经济和在工厂微观层面的中心协调的泰勒制提供了吸引人的、相互依存的制度。
尽管它们很吸引独裁者，但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经常遭遇抵制。其原因不仅复杂，而且各自都不相同。这里我不想详细地考察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所有潜在障碍，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所形成的特殊制约。这里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这是国家及其机构无权干涉的。然而如同曼海姆（Mannheim）指出的，这一自主地带一直处于被包围之中，国家干涉一直将其作为目标。米歇尔·福柯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试图将对以下方面——健康、性、精神病、流浪、卫生的干涉表现出来，并找出其背后的规律。然而，无论是通过其自身的政治价值观或对这些干涉可能引起的政治风暴的适度考虑，私人领域的观念还是限制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野心。
与第一因素密切相连的第二个因素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如同福柯所说的，与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不同，“政治经济学承认对经济过程总体控制的不可知性，因此，统治经济是不可能的”。 [38] 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认为自由市场保护了财产并创造了财富，而且认为经济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由等级森严的行政部门进行具体管理。 [39]
阻止全面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议机构的存在，通过它们，社会的反抗能够表现出其影响。这类机构抵制极端现代主义计划最严厉条款的方式，如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论述的开放社会中公开化和动员反对力量预防饥荒所采取的方式一样。阿玛蒂亚·森指出，统治者不会饥饿，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并采取行动控制饥荒，除非他们的设定位置给他们以强烈的刺激。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可以使饥饿广为人知，而集会和代议机构中的选举自由保证被选举的官员出于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地控制饥荒。同样，在自由民主背景下，极端现代主义计划要与地方的意见相互吻合以避免在选举中失败。
但是对未受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限制的极端现代主义，最好还是从其所制订的宏大计划和结果方面来理解。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极端现代主义的实践——城市规划和革命言论。
[1] 我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后现代主义的条件：社会变迁起源的探索》［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Social Change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中借用了“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一词。哈维将这类现代主义的顶峰时期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所关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和生产组织。“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信念特别强烈。现代主义引出的结果是‘积极的、技术统治的和理性的’；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作为先锋派精英的设计者、艺术家、建筑师、批评家和其他高品位的守护人的工作被公之于众。欧洲经济‘现代化’的进步很快，人们都相信，国际政治和贸易将给落后的第三世界带来福祉和迅速的‘现代化’”（第35页）。
[2] 在美国关于“公共企业家”的案例研究，见Eugene Lewis’s study of Hyman Rickover，J. Edgar Hoover and Robert Moses， Public Entrepreneurs：Toward a Theory of Bureaucratic Political Power：The Organizational Lives of Hyman Rickover，J. Edgar Hoover，and Robert Mose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如同拉特瑙一样，莫内在协助组织对英国和法国的跨大西洋战备物资供应时同样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继续承担这一角色。在战后组织协调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整体化的时候，他已经有几十年的跨国管理经验。见Franois Duchene， Jean Monnet：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Norton，1995）。
[3] 这里我不想过多争论，但我认为最好将纳粹主义理解为反动形式的现代主义。如同进步的左翼，纳粹精英也有一个很宏大的国家强制社会工程构想，包括种族灭绝、驱逐、强制绝育和有选择的养育，以及那些目的在于“改善”人类基因的活动。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中将纳粹主义作为有害现代主义形式做了出色和可信的分析。同样的观点还可参见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和Norbert 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The Führer State，1933-1945 ，trans. by Simon B. Stey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 Václav Havel，address given at Victoria University，Wellinton，New Zealand，on March 31，1995，reprinte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2（1995）：36.
[5] Quoted in Zygmunt Bauman， Socialism：The Active Utopia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6），p.11.
[6] 关于独裁环境决定论的历史演变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见Douglas R. Weiner，“Demythologizing Environment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5（1992）：385-411。
[7] 见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Science，Technology，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and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Penguin，1988）。我认为，极端现代主义中的新内容并非其全面计划的志向。许多帝国和专制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的抱负。其不同之处在于行政管理技术和社会知识使他们可以设想按照原来只有军队和修道院才有的组织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中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8] Witold Kula， Measures and Men ，trans. by R. Szret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211.
[9] 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8.几年后雅各宾派第一次尝试通过改变社会秩序来建设实际的幸福。如同圣茹斯特（Saint-Just）所说的，“幸福的理念在欧洲是新的”。见Albert O. Hirschman，“Rival Interpretation of Market Society：Civilizing，Destructive，or Feeb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82）：1463-1484。
[10] 比如可参见Graham Buschell，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eds.， 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1），chap.4。
[11]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p.105.哈金清楚地说明了统计“平均”如何被转换成正常的，而正常的又如何反过来成为社会工程要达到的标准。
[12] 见Gareth Stedman-Jones， Languages of Class：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Class History，1832-198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西方权力下殖民地开展的“文明化任务”比对本国下层人群所实施的同化和文明化，不论在农村或城市，其开始都来得晚。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可能是殖民地官员对客体化的外族人有更大的强制权力，因此有更大的社会操作能力。
[13] C. S. Lewis， That Hideous Strength：A Modern Fairy Tale for Crown-Ups （New York：Macmillan，1946）.这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讲述了如何创造一个不受“自然”限制的、“技术化的和客观的人”。
[14] Karl Marx， Communist Manifesto ，quoted in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p.95.
[15] 代替火车的飞机在很多方面就是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印象。1913年，未来派艺术家和剧作家卡西米亚·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创作了名为《战胜太阳》（ Victory over the Sun ）的戏剧。在最后一幕中，观众听到从幕后传来的推进器的轰鸣，表明在未来主义国家，重力已经被克服。勒·柯布西耶就是一个近代的马列维奇，他认为飞机是新时代的统治符号。关于飞机的影响，见Robert Wohl， A Passion for Wings：Aviation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1908-1918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16]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p.99.
[17] 在这里使用男性的代词并非习惯，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见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Women，Ecology，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Harper，1980）。
[18] 比如，可参见Margaret M. Bullitt，“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Aesthetics：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Re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Review 35（1976）：53-76。
[19]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预言式反对意见是这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trans.by Terence Kilmartin（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7）。
[20] 规模越大、资本越密集、越中央集权的项目所要求的权力就越大，追随者也越多。对在这种背景下的防洪项目和世界银行项目的批评，见James K. Boyce，“Birth of a Megaproject：Political Economy of Flood Control in Bangladesh，”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4（1990）：419-428。
[21]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p.12.
[22] 见查尔斯·蒂利的重要理论贡献，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Oxford：Blackwell，1990）。
[23]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乔治·延内的讨论， The Urge to Mobilize：Agrarian Reform in Russi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2），pp.448-462。
[24] Anson Rabinbach， The Human Motor：Energy，Fatigue，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260-271.远在战前的1907年，拉特瑙与一些建筑师和政治领袖建立了德意志制造同盟（Deutsche Werkbund），其目的在于鼓励在工业和艺术领域的技术创新。
[25] 见Gregory J. Kasza， The Conscription Society：Administered Mass Organiza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特别是第一章，pp.7-25。
[26] Rabinbach， The Human Motor ，p.290.
[27] 关于美国技术和生产进步的最近评论，见Nathan Rosenber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hilip Scranton， Figured Tapestry：Production，Markets and Power in Philadelphia，1885-1942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8] 见Ernest J. Yanorella 和 Herbert Reid开创性的论文，“From ‘Trained Gorilla’ to ‘Humanware’：Repoliticizing the Body-Machine Complex Between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in Theodore R. Schatzki and Wolfgang Natter，ed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ody （New York：Guildford Press，1996），pp.181-219。
[29] Rabinbach， The Human Motor ，p.272.这里洛宾巴赫在解释查尔斯·S.麦尔（Charles S. Maier）在研讨会上的一篇论文，“Between Taylorism and Technocracy：European Ideologies and the Vis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1970）：27-63。
[30] 在美国，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解释这个观点最出名的社会科学家。明确表达这一意识形态的文学著作有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罗史密斯》（ Arrowsmith ）和安·兰德（Ayn Rand）的《源泉》（ Fountainhead ），它们从完全不同的政治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31] Rabinbach， The Human Motor ，p.452.拉特瑙的著作包括《即将到来的事物》（ Von kommenden Dingen ）和《新经济》（ Die Neue Wirtschaft ），后一本是战后写的。
[32] Walther Rathenau， Von Kommenden Dingen （1916），quoted in Maier，“Between Taylorism and Technocracy，” p.47.麦尔指出，德国战时取得资本与劳工的和谐最终是以破坏性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
[33]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Science，Technology，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380.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在《政治与观点：西方政治思想的连续性与创新》［ Politics and Vi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Boston：Little，Brown，1960）］一书中提供了一系列有共同思想的思想家名单，在政治上，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一直到自由、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在地域上则包括了法国、德国、奥地利-普鲁士［普鲁士的理查德·冯·莫伦多夫（Richard von Moellendorf）是一位国际法专家，与拉特瑙联合管理了战后经济］、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左翼，法西斯主义者马西莫·罗卡（Masimo Rocca）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是右翼］以及俄国［阿列克谢·卡普托诺夫克·加斯托夫（Alexej Kapitonovik Gastev）被称为“苏维埃的泰勒”］。
[34] V. I. Lenin， The Agrarian Programme of Social-Democracy in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1905-1907 ，2nd rev.ed（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54），p.195.写于1917年9月28日（重点为本书作者后加）。
[35] Leon Smolinski，“Lenin and Economic Planning”，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 （1969）：99.斯莫林斯基（Smolinski）指出，列宁和托洛茨基很清楚，电力的集中如何使农民依赖于中央，并使国家控制农业生产成为可能（第106～107页）。
[36] Lenin， Works ，vol.27（Moscow，1972），p163，quoted in Ranier Traub，“Lenin and Taylor：The Fa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Early）Soviet Union”，trans.by Judy Joseph， Telos 34（1978）：82-92［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ursbuch 43（1976）］。在俄国，泰勒制的“游吟诗人”是阿里科谢·卡普托诺夫克·加斯托夫（Alexej Kapitonovik Gastev），他的诗和文章将人与机器“结合”的可能性加以诗化：“许多人反对将人类作为螺钉、螺母和机器对待，但我们必须勇敢地接受，就像接受树的生长和铁路网络扩张一样。”〔Ranier Traub，“Lenin and Taylor：The Fa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Early）Soviet Union，” p.88.〕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时候，许多劳动研究所被关闭，专家被驱逐或枪毙。
[37] Lenin，“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zvestia ，April 28，1918，cited in Maier，“Between Taylorism and Technocracy，” pp.51，58.
[38] Graham Burchell，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Wheatsheaf，1991），这部著作包括了两个演讲和对福柯的访问，见p.106。
[39] 20世纪的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雄辩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是反对战后计划和福利国家人们的宠儿。特别是可参见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