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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是，我们要将科学应用于社会问题，并得到国家全部力量的支持，正像过去国家全力支持战争一样。
——C.S. 刘易斯（C.S.Lewis）：《可怕的力量》（ That Hideous Strength ）
极端现代主义的困境主要来自它用科学知识的权威讨论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排斥其他不同的看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的真正决裂。如果理性的思维和科学规律对任何实际问题都能提供单一的答案，那么就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家庭结构、居住模式到道德观和生产方式，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过去的结构多是神话、迷信和宗教偏见的产物。科学设计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计划比承袭的传统更先进。
这种观点深深地根植于极端现代主义。如果规划的社会秩序比偶然的、非理性的历史实践沉淀更好，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只有那些掌握科学知识，能够识别和创造这些先进社会秩序的人才适合在新时代掌权；其次，那些落后无知从而拒绝科学计划的人应被教育，不然就靠边站。强烈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典型，如勒·柯布西耶，养成了他们对所干预对象的冷酷无情。最激进的极端现代主义设想要扫除一切原有的错误，从零开始。
因此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于贬低或排除政治。政治利益只能使专家所设立的社会目标失败，这些专家有适合他们分析的科学工具。作为个人，极端现代主义者可能对民权抱着民主的观点，或者对限制他们的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性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但这样的信念往往游离于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信念之外，两者经常发生冲突。
尽管极端现代主义者设想的是重塑社会习惯和人类本性自身，但他们往往开始于无限的野心，要按照人类的目的改造自然——这一野心是他们信念的核心。《共产党宣言》中对技术进步的赞歌表明了具有不同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乌托邦的可能性彻底打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蒸汽动力的船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运河的修筑、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16]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承诺成为可能，而这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起点，它将第一次使资本主义的成果服务于工人阶级。19世纪末的知识界充满了这些大型工程计划，如1869年建成的苏伊士运河对欧亚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喉舌——《环球》刊登了关于大型工程——巴拿马运河的建设、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的能源和交通项目——的无数讨论。人类（man）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最终必然要驯服自然的信念可能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基础，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大型冒险事业已经取得成功。 [17]
这一预想的独裁或中央集权含义是很清楚的。这些项目的规模宏大，除了少数情况（如早期的运河），它们都需要通过税收或信贷投入大量资金。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项目可以由私人投资，但它们仍然需要公共权威来征用私有财产、违背个人意愿迁移、保证所需要的信贷和债券、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不论是路易·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列宁的苏联，政治体制中已经有了这种权力。在非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样的项目需要新的政治权威或有着半政府权力的“超级机构”——它们可以将人送到月球；或者建立水坝、灌溉系统、高速公路以及公共交通系统。
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虽然任何致力于进步的意识形态都会特别关注未来，但极端现代主义将此发展到极致。过去是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现在则是开创更好未来的计划平台。极端现代主义话语，以及采用了它的各国的宣言的关键特征就是其严重依赖面向全新未来的巨大进步的视觉形象。
[18]
对未来的战略选择导致不同的结果。未来越是可知和可以实现——这是进步的信念鼓励人们坚信的——那么未来的福利就越少被不确定性破坏。实践的结果就是大多数极端现代主义者确信，要达到可靠的美好未来需要暂时的牺牲。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五年计划就是这一信念的例子。通过一系列预先确定的目标——主要是物质的、可以度量的——体现出进步，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储蓄、劳动力，同时还有投资实现。当然有时候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计划，特别是面对单一紧急目标的时候，若要赢得战争，其他的目标只能服从这一目标。这种活动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对未来、对直接服务于目标的计算以及对所幻想的人类福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但是这些计划不得不经常被调整或被放弃，这说明计划背后的假设是如何的雄心勃勃。
在这方面，极端现代主义应该对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阶级或阶层有最大吸引力——从世俗观点看，收益包括地位、权力或财富。事实上它是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和工程师的典型意识形态。 [19] 他们的位置不仅仅意味着统治和特权，同时还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所承担的责任。当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将技术落后、未受教育、有着自给自足倾向的人带入20世纪的时候，他们自我认定的人民教育者角色就会剧烈膨胀。承担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使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信心、善于团结，并愿意做出（或者强加）牺牲。关于伟大未来的幻想与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混乱、苦难和为了一点利益的争夺形成鲜明对照。完全可以想象，面对的现实世界越难对付和充满抵抗，规划者越需要空想计划来填充这一空间，否则就会导致绝望。阐述这些计划的精英无形中将他们自己表现为同胞要追随的学习和进步榜样。既然极端现代主义言论有着意识形态的优势，有如此多的后殖民主义精英追随在它的旗帜下也就不奇怪了。 [20]
在今天看来，我们对极端现代主义者胆大妄为的冷酷解释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将极端现代主义信念的发展置于其历史背景下，如果我们要问谁是极端现代主义的敌人，就会得出一个更易引起共鸣的图景。掌握了新知识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可以救活成千上万人，但流行的偏见和受保护的政治利益却阻碍着他们。城市规划者可以将城市的住房设计得更便宜、更健康和更方便，但不动产的利益和已有的审美观阻碍他。发明家和工程师设计了革命性的新能源和交通方式，但受到了工业家和工人的反对，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工作会被新技术取代。
对于19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者来说，对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科学控制是解放性的。“它（这种控制）保证人类从短缺、贫困和自然灾难的不确定性中得到解脱。”戴维·哈维指出：“理性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思维模式的发展保证了人类从神话、宗教、迷信中被解放，同时也从滥用权力和人类本性的黑暗面中被释放出来。” [21] 在我们转向极端现代主义以后的版本之前，我们要提请注意其19世纪先驱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所有极端现代主义者的干预都是以寻求帮助和保护公民的名义并在他们协助下实施的；第二，在方方面面，我们都是各种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