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晨的码头上，就像一生中第一次一样，我再一次看到，笔直的街道、人行道上闪亮的玻璃、透明住所中神圣的平行六面体、一排排灰蓝色的代码组成一个个方阵。这使我觉得，不是过去的人，而是我自己战胜了过去的上帝和过去的生活。

——尤金·扎米亚京（Eugene Zamiatin）：《我们》（ We ）

取代上帝的现代科学消除了障碍（对自由的限制），它也带来空白：高层立法和管理者，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管理者，他们的办公室都已经令人吃惊地空了。需要有东西填充它，不然……整个现代君王宝座的空置会一直吸引空想家和冒险家。包罗一切的秩序与和谐的梦想仍然生动逼真，且显得比过去离我们更近，更在人类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它现在需要依赖世俗的人去实现并保障它的支配地位。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现代性与大屠杀》（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

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国家简单化都带有地图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抱怨地图缺少细微的差别和细节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忽略了其功能所必需的信息。如果一张城市地图试图反映城市中的每一个交通灯、每一个坑洼、每一处建筑、公园中的每一处灌木丛和树，这张地图就会像它所描述的城市一样巨大而复杂。 这与描绘地图的初衷适得其反，制作地图是为了抽象和概括。地图只是被设计成达到目的的工具。我们可以判断目的的崇高或卑鄙，但判断地图本身则只是达到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一个接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地图在概括它所反映事实的同时明显可以改变事实。当然这种改变的权力并不在地图本身，而是在那些左右特定地图观察视角的力量中。 一个目的在于使木材生长、利润和产量最大化的私营公司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给它的世界绘出地图，而且会使用它所有的权力普及地图背后的逻辑。实用主义的简单化并非为国家所垄断。而国家希望的至少是它所独有的合法强制实施的权力。从17世纪至今，具有改变现实力量的地图都是由国家——这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来发明和实施的，其原因就在于此。

直到目前，国家将其计划强加给社会的能力还受到其有限的野心和能力的限制。尽管调控社会的乌托邦野心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思想，以及过去的宗教和军事行动，但18世纪欧洲国家主要还是征取的工具。国家官员，特别是专制主义下的官员，的确对他们王国的人口、土地制度、生产和贸易做了比他们前任更多的调查，从农村征取税收、谷物和兵源的效率都提高了。但在他们要求进行绝对统治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他们缺少内在一致的强制权力、详细的行政坐标，或者允许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工程试验的详细知识。为了实现他们不断增长的雄心，他们需要野心更大、完成任务能力更强的国家机器和他们可以控制的社会。在19世纪中期的西方和20世纪早期的其他各国，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我认为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因素是建立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我们在科学林业的工作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雄心，但这里它已经发展到非常广泛和疯狂的地步。“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可能是表述这种雄心的合适词语。 ^[1] 作为信仰，它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接受。它主要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是下列组织的先锋：工程师、设计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和预想家。假设我们要建立一个极端现代主义人物的万神殿或纪念馆，下面这些人一定要进入：圣西门（Henri Comte de Saint-Simon）、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让·莫内（Jean Monnet）、伊朗国王、戴维·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弗拉基米尔·I.列宁、列奥·托洛茨基、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 ^[2] 他们设想了全面理性的社会工程，这些工程包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改善人类生活。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为某种政治倾向所独有：我们将会看到，左翼和右翼都有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了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反）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

我们将很快回来讨论极端现代主义的前提。在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20世纪国家造成的许多大灾难都是统治者进行其社会巨大乌托邦计划的结果。纳粹主义可以被作为例子来分析右翼极端现代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 ^[3] 南非种族隔离下的巨大社会工程、伊朗国王的现代化计划、越南的村庄化以及许多后殖民时代的发展项目［如苏丹的杰洛拉（Gezira）项目］都属于这一类。 当然并不否认，20世纪多数的大型国家强制社会工程还是由进步的、经常是革命的精英进行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相信原因在于，对现存社会具有全面深入评价的进步分子往往掌握权力并被授权改变（至少在开始时）现存状况。这些进步分子都想使用权力改变人们的习惯、工作、生活方式、道德行为和世界观。 如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说的，他们已经部署了“全面社会工程的装甲部队”。 ^[4] 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可怕。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因为它缺少人类常驻的国度。” ^[5] 但当为统治精英所掌握，而这些精英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并为了达到目标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的时候，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错误。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制能力时，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

那么，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呢？最好将其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的（甚至是僵化的）信念。这些进步与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 ^[6] 因此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 ^[7] 如果说，像我们所看到的，国家简单化和实用主义的描述倾向于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事实，那么可以说极端现代主义国家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

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一个人很难不成为某种现代主义者。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被科学和工业带来的变化震惊，甚至产生敬畏呢？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任何一个60岁的人在其一生中就可以见证棉花和羊毛织品加工的革命、工厂体系的成长以及蒸汽机的应用和其他令人吃惊的用于生产的新机械设备、冶金和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巨大突破、大量生产的廉价商品的出现。化学、物理、医药、数学、工程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稍微关注科学的人都会期望奇迹不断出现（如内燃机和电）。19世纪前所未有的变革使许多人贫穷并被边缘化，但甚至受害者也意识到变革的到来。这些在今天都显得太天真了，因为我们已对技术进步的限制和成本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任何极权主义话语都有了后现代的怀疑主义。但新的观感还是忽略了现代主义的假想在我们生活中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忽略了成为极端现代主义核心内容的巨大热情和对革命的过分自信。 VRIwyY8OKhhlRlsmHPBz26RCms8UneBR+B75eE342H4W03LZ6MCU0h0Acb/2+f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