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现代国家的官员，出于必要，至少一步，通常是几步，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中游离出来。他们通过一些抽象的象征来评估他们的社会生活，但是这抽象的象征总与他们所要掌握的真实社会距离甚远。尽管林业官员的图表能将许多事实抽象出来，概括进一个大模式中，却无法掌握真实森林的丰富多样性（他们本意也不在此）。同样，地籍调查和地契往往是粗糙的，甚至错误地表达了现实存在的土地使用和处置权力。任何大型组织的官员往往通过文件和统计数据中简单化的近似值来“看”与他们有关的人类活动：税收、纳税人名单、土地记录、平均收入、失业人数、死亡率、贸易和生产数字以及在一个地区霍乱患者的总数。

这种典型化是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册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术。为使国家官员能掌握现实总体的方方面面，必须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纲要的条目。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将无限具体的内容简化为几种类型，使之可以进行概括的描述、比较和汇总。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表明的，发明、完善和部署这些抽象活动表明了国家能力的巨大提升——从纳贡和间接统治转变为税收和直接统治。间接的统治秩序需要很少的国家机构，主要依赖地方精英和社区，他们的利益在于使中央不了解地方具有的资源和知识。直接统治引起了广泛的反抗和必要的讨价还价，这经常限制了中央的权力，但这也首次使国家官员直接了解和进入以前不透明的社会。

先进的直接统治技术是强有力的，不仅能够概括已知的事实，而且能够发现新的社会事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它的实习医院网络使它可以首先“发现”——当然是在流行病学的意义上——迄今尚不知道的疾病，如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军团病和艾滋病。这种被格式化的事实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知识，使官员可以尽早地干预流行病，了解影响公共福利的经济走向，观测他们的政策是否可以产生预期的影响，并在掌握很多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54] 这些事实允许国家进行有区别的干预，其中一些是至关重要的。

促使社会清晰地呈现在统治者面前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然而其政治动机却基本相同。征收赋税、控制和操纵（在正面的意义上说）仍然是最重要的。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人们的财富状况，不能用地图表示出其土地、资源和居住状况，那么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必然是拙劣的。对于国家来说，相对不透明的社会会阻隔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受欢迎的（普遍预防接种疫苗）和令人讨厌（个人所得税）的。所实施的干预往往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同时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的行动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一个不清晰的社会阻碍国家的有效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是掠夺还是公共福利。只要国家关注的主要是得到谷物和征集兵员，那么国家的无知造成的损害并不大。但是当国家的目标是改变其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卫生或健康实践）或工作表现（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维修）时，它的无知就会导致无能为力。一个完全清晰的社会消除了地方对信息的垄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统一法律、身份证明、统计、规则和度量单位的透明社会。同时这为那些处于顶端位置的人带来了利益，他们有解释国家格式的知识和便利。

当然，对清晰社会的区别干预也可能是致命的。在1941年纳粹占领时期，阿姆斯特丹城市统计办公室制作的一份地图（见图2-6）无言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冷静的例子。 与居民名单结合在一起，地图提供了城市中6.5万犹太人的概况，为驱逐他们提供了方向。

这张地图的名称是“城市中犹太人的分布”。每一个点代表10个犹太人，这个计划使犹太人集中地区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张地图的编辑不仅依靠法令要求犹太人进行的自我登记，而且还依靠全部人口登记（“荷兰的登记非常全面” ）和企业登记。考虑到这些详细的姓名、住址、民族背景（或者由登记时候的名字决定，或者自己申明）的信息，以及制图的精确所产生的详细统计表征，它可以清楚地说明清晰性对国家能力的贡献。无疑，纳粹统治者提供了地图背后的屠杀动机，而荷兰统治者提供了有效实施屠杀的工具。 我想强调，清晰性只是扩大了国家区别干预的能力——既可以是养活犹太人，也可以是驱逐他们。

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要在中央，并且他的视野是概括的。我们所考察的国家简单化是设计来为统治者提供对社会的概括观察，这一视角不会提供给一般民众。正像美国高速公路巡警要戴反光太阳镜一样，统治者喜欢整个社会中的被他们所选择的某些方面的半垄断图景。所有最关注命令和控制人类复杂活动的制度安排中都常有这种特权视角。修道院、兵营、工场和行政机关（私营的和公共的）也执行许多类似国家的作用，并模仿它的信息结构。

国家简单化可以被认为是进行中的“清晰化项目”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这一简单化过程产生的数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准确、缺失、各种各样的错误、伪造、疏忽、有意歪曲等。简单化是意在操纵社会的国家机器内在的需求，但是国家机器内的纠纷、技术障碍，更重要的是国民反抗都在削弱它。

国家简单化至少有五个需要重视的特征。最明显的是，国家简单化体现在国家只观察社会生活中官方感兴趣的内容。第一，它们只是国家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第二，它们都是成文的（文字的或数字的）文件事实。第三，它们是静态的事实。 第四，许多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都是集合的事实。集合的事实是非个人的（运输网络的密度）或者是个人事实（就业率、识字率、居住模式）的汇集。第五，出于许多目的考虑，官员需要将国民组成不同类别，从而可以对之进行集体的评估。可以被集合或用平均值和分布来表现的事实一定是标准化的事实。不管构成集合事实的个体环境如何特殊，它们的相同之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在同一标准尺度或连续谱上的差别是人们所关注的。

将那些便于集合的标准化事实进行加工的过程看来至少有三个步骤。首先不可或缺的步骤是建立通用的度量或编码单位。按树大小的分类、土地终身保有、测量土地财产和谷物体积的公制单位系统、统一的取名实践、草场面积、标准化城市街区的面积，所有这些都属于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单位。下一步，按照新度量单位，对属同一类的各项进行计算和分等。在此之后，一棵树再现为某一类大小的树，一块特定的农田再现为地籍图上的坐标；一份工作是某一类职业的一例，而一个人是按照新规则所取姓名的承载者。每一个事实都要被加以复原，穿上用官方织物做的新服装，被带到舞台上——作为“整个分类图上的一个分支”的一部分。 ^[55] 这些事实只有这样装扮才能在这个过程的高潮中起作用：在遵循新度量单位的逻辑下，集合创造了新的事实，并最终达到了官员所需要的概括事实：多少棵某一尺寸的树、多少名18岁到35岁的男人、多少一定面积等级的农场、多少姓氏从A开始的学生、多少肺结核患者。与其他一些集合的单位相结合，就可以得到很精细的、复杂的、迄今未知的事实，比如按照收入和城市位置制作的肺结核病患者分布。

将这些人为的精细知识称为“国家简单化”可能会引起误解。它们本身绝不简单，官员经常把它们处理得非常复杂。“简单化”在这里有两个特殊的意思。第一，官方需要的知识一定能使他或她对整体进行概括的观察；它一定可以在许多不同情况下被重复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事实必须要失去它们的独特性，而作为一类事实的成员，以示意和简化的形式再现。 第二，与第一点的意思紧密相关，概括的分类必然会失去或忽略那些可能相关的特征。

可以将就业的简单化作为一个例子。许多人的工作生活都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每天不同。但为了官方统计的目的，“有收入的就业”成为一个格式化的事实；一个人必定是或不是有收入的就业。同时，在集合统计中所使用的类型也限制了表现各种特殊工作的特征。 ^[56] 收集和解释这些集合数据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分类中存在着虚构和随意的因素，并且掩盖了大量有疑问的不同意见。但是一旦被确定，这些细小的分类就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似乎被划入同一类的个体都是同质的和一致的。同一规格类型的树似乎都是一样大小，同一类型的土地在统计上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汽车工人（如果按产业分类）都是相似的，所有天主教徒（如果按宗教信仰分类）也都是相同的。西奥多·波特在其对机械客观性的研究中指出，存在着“对精确的和可标准化衡量指标的强烈的要求，而不是对准确指标的要求”。因为如果不能在任意地方都可靠地实施同一步骤，那么准确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 ^[57]

至此，关于国家官员观察部分或全部人口状况所必需的简单化、抽象化和标准化，我阐述了一些直接的，甚至是老生常谈的观点。在此我还想更进一步做一个与科学林业相类似的阐述：现代国家通过其官员，试图创造一个带有精确标准化特征的地域和人口，它们是最容易被监督、计数、评价和管理的。现代国家那些理想的、内在并受到持续打击的目标就是将混乱、缺少秩序、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简化，使之接近于看得见的行政网状格局。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许多国家机器都投入这一项目中。“在这个时期，从纳贡到征税，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从臣属到同化，”蒂利评论道，“国家通过引入共同的语言、宗教、货币和法律系统，以及鼓励建立相互连接的贸易、运输和通信系统来打破人口分割，使其同质化”。 ^[58]

科学林业者梦想一个完全清晰的森林，所种植的树都是同一树龄、单一树种、在矩形的地块上行列整齐地统一生长，所有的矮树丛和偷猎者都被清除。 ^[59] 同样国家官员也希望有一个完全清晰的人口，他们已经被登记、有特定的姓名、拥有与网格状居住区联系在一起的地址。所有这些人都有单一确定的职业，他们所有的交易都按照设计好的格式用官方语言记录在档案上。尽管将社会描绘成军队阅兵场有些夸大，但其中包含的一些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面要考察的一些宏大计划。 ^[60] 对统一和秩序的渴望提醒我们注意，现代国家机器也是国家内部的殖民化项目，它借用了帝国主义“传播文明”的花言巧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者并不仅仅是描述、观察和绘制，他们要重新塑造人民和景观，使之适合他们的观察技术。 ^[61]

许多大型垂直结构组织都有这种倾向。如同唐纳德·奇泽姆（Donald Chisholm）在回顾有关行政协调合作文献时总结的，“在任务环境很清楚且没有变化，即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中央的协调计划的确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62] 人口和社会空间越静止、越是标准化和统一，那么也就越清晰，也就越容易适应官方的技术。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在他们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

国家官员经常能够将他们的分类和简单化赋予社会，因为在所有机构中，国家被最好地装备起来使之可以坚持按照自己的计划对待人民。那些开始于地籍调查员、人口普查员、法官或警官人为发明的分类最终成为精确地组织人们日常经验的分类，因为它们被植入国家创造的建构这些经验的机构中。 ^[63] 经济计划、调查图、所有权记录、森林管理计划、民族分类、存折、被捕记录以及政治边界地图的力量都来自于此——这些概括的数据虽然偏离了真正的实际，却是被国家官员所理解并影响的事实。在独裁体制下，没有有效的办法坚持另外一种事实，纸上幻想的事实经常会最终变得真正盛行，因为警察和军队的配置都是基于这些纸上事实。

在法院和行政档案中，在很多公务员面前，这些纸上记录都是有效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最终只有为此目的而保留在档案上的标准化事实，再没有其他事实。档案中的小小错误比没有报告的事实都具有更大和更长期的影响。比如你要维护你对土地的权利，你通常必须使用所谓的土地契约，并在专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你如果想要有任何法律地位，就必须要有官方认为可以作为公民身份的证据，这些文件可以是出生证明、护照或是身份证。国家机构所使用的分类并非仅仅使他们的环境更清晰；他们是权威的曲调，大多数人都必须要与之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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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罗恩·阿敏扎德（Ron Aminzade）寄给我的关于两幅地图的解释。这两幅地图是军官在1843年为清楚了解图卢兹（Toulouse）城而准备的。它们来自巴黎军事档案（ Archives de l’Armée，Paris ，dossier MR 1225）。上面注明了难以横过的街道和地区、阻碍军事运动的河道、当地人的态度、难懂的口音、市场的位置，等等。

[2]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by Donald A. Cress（Indianapolis：Hackett，1980），p.6.Quoted in Harrison， Forests ，pp.111-112.

[3]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p.364.

[4]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p.387.

[5]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p.369.

[6] 比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城市是高度一致的，“一个人只要知道一个城市就了解了所有的城市。除了其自然位置不同以外，其他方面都完全一样”（More’s Utopia ，quoted in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 ）。

[7] 圣彼得堡是一个最典型的经过规划的乌托邦首都，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称之为“世界上最抽象的预先策划好的都市”。See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Penguin，1988），chap.4.巴比伦人、埃及人，当然还有罗马人都建立了网格状的定居地。在启蒙运动以前，直角被看作文化优越的象征。正像理查德·赛内特（Richard Sennett）写的：“米利都（Miletus）的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被认为是将网格状城市看作文化表达的最早城市建设者；他认为，网格状表达了文明生活的理性。在军事征服地，罗马人详细地对比了野蛮人粗糙、排列无序的营地和他们自己的军事堡垒或营地”［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The Design and Social Life of Cities （New York：Norton，1990），p.47］。

[8] 参见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思想开放的著作， 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9] Denis Cosgrove，“The Measure of America，” in James Corner and Alex S. MacLean，eds.， Taking Measures Across the American Landscap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4.麦卡托地图已经使人们习惯于巨大的、被小型化处理过的景观在平面上的投影。

[10]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p.442.

[11] 如同马克·吉罗亚德（Mark Girouard）说的，计划包括了公共设施和机构，比如公园，著名的有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医院、学校、大学、军营、监狱以及新剧院［ Cities and People：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289］。大约一个世纪以后，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对纽约进行了类似的翻新工作。

[12] John Merriman，“Baron Haussmann’s Two Cities”（typescript，p.8），后来其法文版作为Merriman的 Aux marges de la ville：Faubourgs et banlieues en France，1815-1871 （Paris：Seuil，1994）的第9章出版。我这一部分讨论主要受益于梅利曼（Merriman）的详细解释。除非有特殊说明，所有翻译都是我自己做的。

[13] 芒福德写道，“巴黎那些古老的中世纪街道难道不是城市自由最后的避难所吗？难怪拿破仑三世批准打通狭窄的小巷和城市底层（culs-de-sac），并为了建设宽广的大道而不惜铲平整个地区。这是防御内部攻击的最好办法”（ The City in History ，pp.369-370）。

[14] Louis Girard，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1848-1870 （Paris，1981），p.126.原文出自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15。这与后来的红色地带（ceinture rouge），也就是环绕巴黎的左派工人阶级郊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建立起来的索韦托和其他黑人城市，尽管完全是为了隔离不同种族，也变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模糊和危险的地方。

[15] 因为规划者还没有可靠的地图，所以第一步是建立一些临时的木塔，以得到制作精确地图所需要的三角测量网。见David H. Pinkne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5。

[16] Jeanne Gaillard， Paris，la ville，1852-1870 （Paris，1979），p.38，cited in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10.

[17]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p.8-9.

[18]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9，trans.by Merriman.

[19] Pinkne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23.人口史表明，因为流行病和普遍的高死亡率，西欧的所有城市直到19世纪都不能维持人口再生产；城市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农村地区的健康移民。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支持此论点的证据还是令人信服的。见Jan 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75-200中有远见的综述和评估。

[20] Pinkne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chap.2.

[21]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p.7-8.还可参见T. 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35。路易·拿破仑和豪斯曼对直线的狂热留下了大量笑话。比如在埃德蒙·阿布（Edmond About）的剧中，一个人梦想塞纳河成为笔直的河，他说，因为“它不规则的曲线是骇人听闻的”（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35）。

[22] Pinkne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93.

[23]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66.东方主义者对旧开罗和东方的农村条理清楚的描述给到巴黎访问的阿拉伯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社会。关于这方面的出色的分析，见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特别是第1～3章。

[24] Gaillard， Paris，la ville ，p.568.Quoted in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20.

[25]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165.Quoted in Aux marges de la ville，p.12.还可参见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这本书包括大致相同的内容。

[26] Jacques Rougerie， Paris libre，1871 （Paris，1971），p.19.Quoted in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27.

[27]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28.

[28] Merriman， Aux marges de la ville ，p.30.

[29] 我要感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敏锐的观察，他使我注意到《证人》（ The Witness ）。更进一步，他将人口统计和地图作为汇总分类的网格，特别是殖民地中此类网格的分析深深地影响了我在这里的思想。见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83），还有Thongchai Winichakul的 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这一杰出著作。

[30] 可参见William E. Wormsley，“Traditional Change in Imbonggu Names and Naming Practices，” Names 28（1980）：183-194。

[31] 见W. J. F. Jenner，“Freedom and Backwardness：Europe and China，” paper delivered at “Ideas of Freedom in Asia，”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July 4-6，1994；and Patricia Ebrey，“The Chinese Family an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 Values，” in Gilbert Rozman，ed.， The East Asian Region：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45-83。

[32] 关于佛罗伦萨人口普查的说明全部来自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33] 关于年龄，就像土地所有权一样，国家的概念与普通的地方实践是完全不一样的。见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pp.162-169。在地方实践中，准确的年龄并不重要。大致年龄和出生顺序（比如年龄最大的儿子和年龄最小的儿子）更有用；在人口普查中，这种倾向反映为使用5岁或10岁为一个报告单位（就是35岁、40岁、45岁、50岁、60岁）。而国家有许多理由认为准确的年龄是很重要的。“财政上的成年人”和征兵年龄都是18岁，而过了60岁就不再缴纳人头税。可以想见，刚好低于18岁和超过60岁的人群会出现非人口学所能预计的密集。像姓氏一样，严格、线性和按年代排序的年龄确定也起源于国家计划。

[34] 见C. M. Matthews， English Surnames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p.35-48。

[35] 正像马修斯（Matthews）所写的，“只有一块土地的小农与那些继承大地产的富人一样渴望要求作为父亲长子的权力。只有在庄园法庭上才能要求和得到土地，而且要持有‘租佃登记册的副本’（也就是副本土地保有权），这意味着，终生租佃人的名字就会被写在永久记录里。这种制度直接促使人们使用保留在登记册上的父亲或祖父同样的姓”（见C. M. Matthews， English Surnames ，p.44）。14世纪英格兰的人口死亡率变动很大，长子之外的儿子为了防备万一，也可能要保留同样的名字。

[36] 我们偶尔也可以在历史档案上看到固定的别名似乎被胶滞的时候。比如16世纪早期亨利三世时期，当一个人在法庭上被问及他名字的时候，他按照威尔士的习惯回答，“托马斯·威廉儿子，托马斯的儿子，理查德的儿子，霍伊的儿子，伊文·沃汉的儿子”。他受到了法官的申斥，法官还要他“不要按照老办法……之后他根据自己主要房子的名字称自己为莫斯顿（Moston），并将这个名字留给其后代”［William Camden， Remains Concerning Britain ，ed.by R. D. Dunn（1605；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4）p.122］。这个“行政”的正式的姓氏极有可能连托马斯的邻居都不知道。

[37] 见Rodney Hilton， Bond Men Made Free：Medieval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 （New York：Viking Press，1977），pp.160-164中的经典研究。

[38] 我特别要感谢罗莎娜·鲁坦、奥托·范·登·缪森伯格、哈罗德·康克林（Harold Conklin）和查尔斯·布莱恩特（Charles Bryant），他们引导我研究菲律宾的例子。最关键的文件是Domingo Abella，eds.， Catalogo alfabetico de Apellidos （Manila：National Archives，1973）。还可参见O.D. Corpuz的简短解释， 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 ，vol. 1（Quezon City：Aklahi Foundation，1989），pp.479-480。关于殖民地东苏门答腊卡罗·巴塔克（Karo-Batak）的取名和身份确认的形成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见Mary Margaret Steedly，“The Importance of Proper Names：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lonial Karoland”， American Ethnologist 23（1996）：447-475。

[39] Abella， Catalogo alfabetico de Apellidos ，p.viii.

[40] Abella， Catalogo alfabetico de Apellidos ，p.vii.

[41] Abella， Catalogo alfabetico de Apellidos ，p.viii.

[42] 关于法国建立固定父系姓名，以及他们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可参见Anne Lefebvre-Teillard， Le nom：Droit et histoir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0）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著作。该书作者考察了国家官员，包括行政管理的和法律监督的官员，逐渐建立合法姓名以及限制更改姓名条件的过程。平民注册以及19世纪末建立使用的家庭登记簿（livret de famille），成为警察管理、兵役、民事和刑事司法以及监督选举的重要工具。警察和市民相遇时所使用的标准开场白——你的文件，先生（Vos papiers，Monsieur）——也就起源于这个时候。1871年公社后期市政厅和法院大厦被烧毁后，市民登记被毁坏带来了管理盲区，从此以后官方开始注意保留登记副本。

[43] Robert Chazon，“Names：Medieval Period and Establishment of Surnames，” in Encyclopedia Judaica （Jerusalem and Philadelphia：Keter Publishers and Coronet Books，1982），pp.809-813.20世纪30年代，纳粹通过了一系列姓名法令，目的在于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取的雅利安的名字必须改为犹太人的名字，或加上以色列（Israel）或萨拉（Sarah）；而雅利安人若取了犹太人的名字也必须改。被批准的名字清单汇总在一起，有争议的要上交到德国（Reich）谱系学研究办公室。一旦这个行政过程完成，仅靠名字就可以将被驱逐或处死的人找出来。见Robert M. Rennick，“The Nazi Name Decrees of the Nineteen Thirt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Name Society 16（1968）：pp.65-88。

[44]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chap.6.韦伯指出，在19世纪的后25年，有一半的法国成年人的母语是方言，而不是法语。见Peter Sahlinss remorkable book， Boundaries：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for a discussion of French Language Policy at its Periphtry。尽管行政官方语言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是官方语言进入到边缘地区最早也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

[45] 关于这个过程的详细分析，可参见Abram de Swaan， In Care of the State （Oxford：Polity Press，1988），especially chap.3，“The Elementary Curriculum as 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de，” pp.52-117。

[46]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p.73.

[47]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p.113.

[48]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p.197.

[49] 对于标准市场区域的详细地理描述，见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ucson：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1975）。

[50] 下面关于法国交通中心化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小塞西尔·O.史密斯（Cecil O. Smith，Jr.）的出色调查，“The Longest Run：Public Engineers and Planning in Fr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s 95（1990）：657-692。此外还可参见关于法国路桥部队（Corps des Ponts et des Chaussées）和美国工兵部队的讨论与比较，见Theodore Porter， Trust in Numbers：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6。

[51]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p.195.

[52] 关于不同的计划还有很多持续的争论：它们的成本、它们在商业上能否自负盈亏以及它们的军事作用。有些历史可见于FranÇois Caron， Histoire de l’exploitation d’un grand réseau：La compagnie des chemins de fer du Nord （Paris：Mouton，1973）和Louis-Maurice Jouffroy， L’ère du rail （Paris：A. Colin，1953）。我感谢埃兹拉·苏莱曼（Ezra Suleiman）在文献方面的帮助。

[53] Smith， The Longest Run ，pp.685-671.史密斯认为，勒格兰德之星意味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召集起来的预备役军人要通过许多地方铁路汇集到巴黎，只有到这里才有直接到前线的道路：“许多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预备役军人要经过首都，在波尔多（Bordeaux）穿上军装以后才到阿尔萨斯（Alsace）投入战斗。”冯·毛奇（Von Möltke）发现，他有六条铁路线将军队从北德国联邦移动到摩泽尔（Moselle）和莱茵（Rhine）之间的战争前线，而法国军队要到前线，必须在斯特拉斯堡或梅茨（Metz）下车，而且还有孚日（Vosges）山横在中间。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旦巴黎被包围，勒格兰德之星就没有了头领。战争结束以后，高层统治者开始下令建立横向的铁路以纠正这种缺陷。

[54] 见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Induction，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55] 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第169页的表述。

[56]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分类的霸权。如果一个人为亲戚工作，亲戚有时提供食物，有时给他土地使用，或者给他一些收获的粮食或付现金，这样的人如何分类？对这些情况分类的随意性往往被最终的结果掩盖，因为最终只表现为选定的类别。西奥多·波特注意到，法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报告，甚至受过专业训练的编码员中也存在着对高达20%的职业有不同分类意见（ Trust in Number ，p.41）。统计官员的目的是保障编码员的最大可靠性，即使一些做法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牺牲事实的真实性。第二个问题在于，分类，更确切地说是分类后面的国家权力如何影响了数据，后面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比如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官方报告的失业率达到了13%，有人认为这是夸大的。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名义上失业的人私下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账外”工作，但是因为担心征税而没有报告他们的收入或就业情况。可以说到现在，财政系统刺激产生了在官方数据库之外的台下事实。第三个问题是，收集和汇总信息的人在解释信息的时候可能有自己的利益。比如在越南战争期间，评定镇压成功的标准是打死人数和平定的村庄数量，这使军官夸大数量以取悦上司——暂时的——离实际情况却越来越远。

[57] 目标在于避免人口普查的对象或编码员的主观变化。这要求标准和机械的程序不给个人判断留下任何空间。见Porter， Trust in Numbers ，p.29。

[58] 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Oxford：Blackwell，1990），p.100.

[59] 从管理科学中借用来的“最佳控制理论”（optimum control theory）中有大量的文献反映了科学林业的这种趋势。关于其应用和目录，见D. M. Donnelly and D. R. Betters，“Optimum Control for Scheduling Final Harvest in Even-Aged Forest Stands，”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46（1991）：135-149。

[60] 对于描述那些早期国家科学积极拥护者的热情乌托邦主义，我们的漫画并非牵强附会。这里引用普鲁士统计学之父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的话：“为了得到准确的表达，统计研究要追踪一个人整个的一生。要记录他的出生、受洗、接种牛痘、上学，学校中他的勤奋学习和毕业，他的继续教育和发展，还有当他成年以后，他当兵的体格和能力。还有接下来生活中的阶段；要记录下他选择的职业，在哪里建立了家庭和对其的管理，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为养老有所积蓄，是否、什么时候、什么年龄结婚，选择了谁做妻子——不管他过得好或过得不好，统计都在关照他。他的一生中是否遭遇灾难，是否经历了物质、道德和精神损失，统计都会记载下来。只有一个人死后，统计才会离开他——在确定他死亡的准确年龄，以及死亡的原因后”［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4］。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完整的19世纪早期国家利益的清单，以及由它们生成的卷宗。

[61] 与殖民计划相呼应，蒂利（Tilly）通过直接统治代替间接统治描述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 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 ，pp.103-126）。

[62] Donald Chisholm， Coordination Without Hierarchy：Informal Structures in Multiorganizational System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0.

[6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在它（殖民国家）所设想地图的指引下，它建立了新的教育、司法、公共卫生、警察和移民机关，它们是建立在种族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种族等级制度总是在一些并行的系列中被理解的。人们在不同的学校、法庭、诊所、警察局和移民局之间的往来构成了一个‘交通习惯’，这一习惯赋予国家的早期幻想以真实的社会生活。”（ Imagined Communities ，p.169.）在Philip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The Great Arch：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Blackwell，1991）中可以看到英格兰国家建设中有关文化方面的相关争论。 eGx3H9Bj1y3Caxuf6+so/cM97cNefxSs7wmvQxD7MKqmbRIHaTeDjHnHklCXH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