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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地守卫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可能恰恰是不同语言所带来的文化障碍，内部人很容易接近、进入，但对外来者是不透明的。
正像一个陌生人或国家官员在16世纪的布鲁日需要一个当地向导帮助他找到道路一样，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他也需要一个当地翻译来帮助他理解当地人或是被当地人理解。独特的语言比复杂的居住模式给地方自治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在语言里沉淀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敏感、文学、神话和音乐的过去。
从这个角度看，独特的语言对国家知识（state knowledge）已经构成了的巨大障碍，更不用说殖民化、控制、操纵、指令和宣传了。
在国家所有的简单化项目中，最强有力的可能就是建立单一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其他许多简单化项目的前提。如同尤金·韦伯（Eugen Weber）在法国的例子中所建议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本国的殖民化，在这个过程中，外省［如布列塔尼（Brittany）、欧西塔尼（Occitanie）］在语言上被征服，文化上被合并。 [44] 国家坚持使用法语的第一次努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地方实践清晰化。官方要求所有法律文件必须使用法语，不管是遗嘱、出卖契约、借据、合同、年金或者是财产契约。如果这些文件使用当地的语言，会使从巴黎来的官员完全无计可施，并且也无法与中央的法律和行政标准相适应。由于语言的集权化与国家权力扩张是同时进行的，这保障了其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到19世纪晚期，几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打交道，只有少数人除外。诉状、法庭案卷、学校档案、申请以及与官方的通信都必须用法文书写。很难设想除此以外会有更好的办法来降低地方知识的价值，并给掌握官方语言的人以特权。这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转移。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人无法掌握法语，被迫保持沉默地位，从而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现在需要地方向导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国家文化，这些向导以律师、公证人、教师、职员和军人的形式出现。 [45]
正像人们所怀疑的，语言集权化背后是文化工程。法语被认为是民族文明的承载者；将其强加给外省并非仅仅要求他们理解拿破仑法典，同时也带给他们伏尔泰、拉辛、巴黎的报纸和国民教育。韦伯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感觉只能用法语表达，白人要说法语，首要目的就是使征服者感到像在家里一样”。 [46] 掌握拉丁文曾一度为少数精英确定了其对更广阔文化的参与地位，而掌握标准的法文则允许对法国文化的深入参与。这一步骤的潜在逻辑制造了文化的等级结构，地方语言和区域文化被降格，最多也只被归为奇特的地方风尚。在这一内隐的金字塔顶层是巴黎及其机构：政府各部、学校、研究院［包括像语言守护神一样的法国科学院（l’Académie Fransaise）］这一文化项目的相对成功源于强迫和诱导的共同作用。“这是一个集权化”，亚历山大·圣圭内蒂（Alexandre Sanguinetti）说，“它促进了法国的建设，任凭法国人怎么想或者漠不关心……法国是一个精细的政治建筑，中央政权从没有停止创建它的斗争”。 [47] 标准（巴黎式的）的法语和巴黎不仅是权力中心，还同时是有吸引力的磁铁。市场的增长、人员流动、新的事业、政治庇护、公共服务、国民教育系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熟练的法语和与巴黎的联系是提高社会地位并取得物质成功的捷径。正是国家简单化承诺奖励遵守逻辑的人而惩罚忽视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