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学院制作了整个王国的地图，包括了整个王国，细节都相符合……但是接下来的人认为这些普遍的地图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很轻蔑地将之弃于酷暑严寒之中。

——苏亚雷斯·米兰达（Suarez Miranda）：
《谨慎人的旅行》（ Viajes de varones prudents ，1658）

如果从空中俯瞰那些还没有被严重破坏的中世纪城市或中东地区城市中的古老商业区，会发现它们的样子是很奇特的。它们看起来杂乱无章，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城镇并没有遵循一个全面的抽象形式。街道、小巷和交叉路口的角度都不同，街巷的密度也和有机过程的复杂性相类似。在中世纪，城镇的护卫需要城墙，甚至护城河，外墙套着内墙，就像树的年轮。1500年左右一幅描述布鲁日的图表现了这种模式（见图2-1）。城市是由城堡的绿地、市场，以及作为这个纺织品贸易中心城市血液的河流和运河（直到淤塞之前）构成的。

由于没有总体设计，城市布局缺少一致的几何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也会迷惑。可以设想，城中的许多鹅卵石路其实就是人们不断走出来的。对于那些生长在城中不同地区的人来说，布鲁日是非常熟悉、非常清楚的。城中的大街小巷是最普通的每天行走的地方。然而，第一次来的陌生人或商人几乎都会感到迷惑，因为它缺少使生人可以自己找到方向的、在各地被重复的抽象逻辑。可以说1500年的布鲁日更重视地方知识，而不是外来知识，包括外来的政治权威。 地方知识在空间上的作用就像那些难懂的方言在语言学上的作用一样。如同半渗透膜一般，它使城内的人可以交流，而不在本地长大、不会说本地方言的人却根本不懂。

从历史上看，对相邻城市的外来者（或者是农村的对应物，如小山、沼泽和森林）保持相对模糊性可以提供政治安全的边界，从而不被外来精英控制。判断这一边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一下外来者是否需要当地的向导（当地的追踪人）来找到要走的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社区或小地域对外界的入侵至少有一些屏障。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包括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欧洲城市中面包价格引起的骚乱、阿尔及利亚民族自由阵线在卡斯巴对法国的激烈反抗， 以及帮助推翻伊朗国王的商人政治活动，这种屏障通过与地方团体格局相结合，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模糊性意境，已经并仍将是保持政治自治的可靠资源。

为了使城市更清晰（我们后面马上要讨论的问题），国家开始为复杂的老城市绘制地图以协助警务和便于控制。法国的主要城市因此成为详细的军事测绘（reconnaissance militaries）的对象，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后。当城市发生了骚乱，官方可以迅速到达正确的地点，从而可以有效地控制或镇压骚乱。 ^[1]

不难预料，国家和城市的规划者努力克服城市空间的混乱，使之具有表面看来的清晰透明。他们对于未经规划城市的杂乱无章的态度与林业官员对于未经规划森林的自然多样性的态度一样。网格状或呈几何形状的定居模式很可能起源于简单的军事逻辑。根据罗马扎营学建立的方方正正、很有秩序的营地有很多好处。士兵很容易学会建设营地的方法，军官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下属和军队的部署，任何一个到达营地的罗马通信兵和军官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要找的军官。我们还可以推测，在辽阔的和由多种语言组成的帝国中，营地和城镇被按照统一规则排列，这是秩序和权威的象征。在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被按照简单和可重复的逻辑建立的城市可以方便管理者和警察。

不管几何式的城市景观在政治和管理上是如何方便，启蒙主义在此之外还培养了对直线和可视秩序的审美热情。笛卡尔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偏爱：“那些曾经只是分散的村庄、后来演变成大都市的古代城市往往在城市规划上是非常粗糙的，远不能与按照工程师的设想在广阔平地上建立起来的有序城市相比。虽然通过逐个考察第一种类型城镇中的建筑，人们会发现，比起第二种城镇，第一种城镇有更多的艺术价值。可是，通过观察如何安排建筑物——这里一个大的，那里一个小的建筑物——以及它们如何造成道路的崎岖不平和转弯抹角，人们会说，是偶然的机会，而不是人们的理性愿望造成了这个样子。” ^[2]

笛卡尔理论设想了与科学林业类似的城市：道路都是笔直的，交叉路口都是直角的，同样设计和同样大小的建筑物，所有这些都按照一个综合的计划建设。

强大的国家与统一设计的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城市形态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在现代欧洲，意大利城邦国家空阔清晰的巴洛克风格是这种共生关系的开端。他用笛卡尔式的语言写道：“这是巴洛克思维的成功，空间被组织，使之连绵不断，并将其简化为标准和秩序。” ^[3] 此外，巴洛克用它的巨型建筑物、狭长的风景、广场以及对统一、比例和透视的强调重新设计了中世纪的城市，其意图也是反映君主伟大而令人敬畏的权力。对美学的关注经常超过对城市已有的社会结构和世俗功能的关注。“早在推土机发明之前很久”，芒福德补充说，“意大利的军事工程师通过他们在破坏方面的专业技能，就已经发展了像推土机似的思维：人们可以铲除地面上的一切障碍物，从而使其不可变更的数学直线从一开始就很清晰。” ^[4]

对于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保证军事安全的考虑也强化了巴洛克城市的这种视觉霸权。因此阿尔贝蒂（Alberti）和帕拉蒂恩（Palladio）都将主要的大道作为军事道路（viae militaires）设计。这些道路必须是笔直的，或者按照帕拉蒂恩的观点，“道路的各段完全相同才更方便：也就是说不能有任何一段使军队行进不方便”。 ^[5]

当然有许多城市接近笛卡尔的模型。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它们的大多数都被规划成为全新的乌托邦城市。 ^[6] 即使它们不是按照帝国的命令建立起来的，也是由其创建人设计的，并由四四方方的地块组成，以方便将来居住。 ^[7] 19世纪后期芝加哥中心区（威廉·佩恩的费城和纽黑文也是同样的）的一幅鸟瞰图就是一个关于网格状城市的例子（见图2-2）。

从管理者的观点看，芝加哥的基础规划基本上接近一个乌托邦。它使人们可以很快地欣赏全城，因为整个城市都是由直线、直角构成的，一个地方与另外的地方都相同。 甚至河流都很少打破城市冷酷的对称。外来人或警察要找到一个地址是很容易的，不需要当地的向导。当地居民的知识并不比外人有特别优势。如果像上曼哈顿一样，所有的街道以及和它们交叉的大道都用连续的数字来表示，那么就会有更好的透明度。 网格状城市的地上秩序也支持了地下秩序，也就是供水管道、排水沟、下水道、电缆、天然气管道和地下铁路的布局。它们的秩序对城市管理者有同样的重要性。送信、收税、人口普查、城内和城外的货物和人口运输、镇压暴动和起义、开挖水管和下水道、寻找罪犯和兵源（假设他们在提供的地址）、公共交通、供水、清运垃圾，所有这些都因为网格状的城市而变得简单很多。

这种人类定居的几何规律有三个特征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一个特征，不是在街道层面上，而是对于上级和外来者，它是最清楚的。就像队伍中的游行者，或自动流水线上的铆工，城市网格中的步行者并不能立即了解整个城市的设计。其对称性或者在一幅画像中显现，这就像给小学生一把直尺或一张白纸所能得到的；或者借助于直升机在高空中所看到的：简单地说就是用上帝的眼睛，或者从一个绝对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空间上的分布可能是城市和建筑设计过程中固有的，在这个过程中，出资者和设计师就像在直升机上一样，可以从上而下地看到小型化或缩小的模型。 ^[8] 除了这类小型化以外，也的确没有其他办法来预测这些大型建筑项目完成时的样子。因此，我相信，这些小型化规划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雕刻特征和视觉秩序，而这个视角是一般观察者很难复制的。

由比例模型取得的城市或自然景观的小型化实际上由飞机实现了。如同芝加哥地图所反映的，制作鸟瞰图的传统不仅仅是习惯。由于是从高空俯瞰，地面上看起来混乱的布局在航空图上就成为有序的和对称的。飞机对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和计划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夸大。高空视角克服了地形不平坦，使之像油画布一样，这鼓励了“概要视野、理性控制、计划和空间秩序”野心的膨胀。 ^[9]

第二个特征是：对外来人来说城市规则很清楚，这是因为这些宏伟计划与当地居民生活经验规则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一些政府的服务更容易提供，远方的地址更容易到达，这些明显的好处也会被其他坏处否定，比如缺少了集中的街区生活，方便了对当地有敌意的势力的进入，失去了使人们觉得安逸的空间随意性，也失去了非正式群体娱乐的场所和邻里的感觉。呈几何状城市的正式规则仅仅是正式的规则。它的视觉组织带有仪式和意识形态的特征，就像阅兵场和军营的规则一样。尽管在城市管理中，这些规则对于城市和国家的权威肯定是起作用的，但并不能保证它们对公民也起作用。我们暂时还必须对正式的空间秩序和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保留一些怀疑态度。

第三个特征：同质的、几何的和统一的地产为其成为市场的标准商品提供了便利。就像杰弗逊的调查计划或托伦斯分配无主土地系统一样，网格状城市创造了规则的小区或街区，这很方便买卖。正由于它们是一个个抽象单元，脱离了生态和地形的实际，所以像货币一样，可以做无限的组合和分割。网格式的设计同样地适合调查者、规划专家和房地产投机者。在这个例子中，官僚逻辑与商业逻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像芒福德写的，“从商业立场看，这种机械模式的好处是明显的。对于工程师来说，没有了那些不规则图形和曲线带来的麻烦；办公室的员工很容易计算出街道空地和出售的土地有多少平方英尺；甚至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也可以通过在标准的文本上填写一些指标就能完成对出售合同的描述。最后，由于都是标准的地块、标准的街区、标准宽度的道路，无须经过任何建筑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城市工程师就可以拿着T形尺或三角板完成城市‘设计’。正因为没有考虑适应特定的景观和人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广泛交换价值”。 ^[10]

旧世界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布鲁日和芝加哥的历史混合物。尽管不止一个政治家、独裁者和规划专家制订了计划要重新彻底修建已有的城市，但他们的梦想需要巨大的财政和政治成本，因此基本上是纸上谈兵。相反，小部分的重新规划则有很多。许多城市古老的中心区都像布鲁日一样被保留了下来，而城市周边较新的区域则可能带有不同规划留下的痕迹。有时，正像老德里和作为帝国首都的新德里之间的巨大差别一样，区别被形式化并固定了下来。

偶尔，统治者会采取强硬的措施翻新已有的城市。在路易·拿破仑王朝，塞纳省省长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持的巴黎恢复就是一个从1853年延续到1869年的巨大社会公共工程。豪斯曼的巨大工程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公债，迫使数万人迁移，只有那些不依靠选举的唯一最高权威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

巴黎重建背后的逻辑与将古老森林转变成为单纯财政目的而设计的科学森林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它们都同样强调简单化、清晰性、直线、中央集权管理和对整体的概括把握。与林业的例子一样，计划的大部分都实现了；但也有不同之处。第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豪斯曼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财政收入，而是要影响巴黎人的行为和感觉。当然这个计划也同样为首都创造了更清晰的财政空间，但这只是为了使这座城市更便于统治、更繁荣和更健康，以及建筑更壮丽的副产品。 第二个区别在于那些在第二帝国城市规划中被迫搬迁的人可以并且已经做了回击。我们将会看到，巴黎的花样翻新已经预示了我们马上要详细讨论的占统治地位的极端现代主义者规划中的矛盾之处。

图2-3重现了这个计划，它显示按照豪斯曼标准建设的新大道以及革命前的城内大道，按照规划后者都被加宽取直了。 但是仅仅看到像一张新地图一样翻新的表面就大大低估了它所带来的实际变化。为了达到街道计划中的清晰就要破坏和建设，但是新格局必须要与古老的巴黎相互协调。比如，外城大道就是在1787年老海关（octroi）墙的基础建起来的。但是豪斯曼工程远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改革。新的清晰的大道带来了日常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新的导水管、更有效的下水系统、新的铁路和车站、集中的市场（Les Halles）、煤气管道和电灯、新的公园和公共广场。 ^[11] 路易·拿破仑所创造的新巴黎成为受推崇的公共工程奇迹和海外未来设计师的圣殿。

路易·拿破仑和豪斯曼计划的核心是国家的军事安全。重新设计城市首先是为了方便镇压平民起义。豪斯曼写道：“这个皇后之城的秩序是大众公共安全的主要前提和保障之一。” ^[12] 在1851年前的25年中，街垒增加了9倍。路易·拿破仑和豪斯曼都看到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更近一些，六月抗议（June Days）和对路易·拿破仑政变的反抗是那个世纪最大的起义。如同返乡的被放逐者，路易·拿破仑很清楚他的权力是很脆弱的。

在巴黎，起义的地理分布也不是平均的。反抗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里如同布鲁日一样，街道是复杂和不清晰的。 ^[13] 1860年“内郊区”（从海关墙到外城堡，共包括24万居民）的合并明显是为了要控制那些从前远离警察控制的周边野蛮地区（ceinture sauvage）。豪斯曼将这个地区描述为“人口稠密的城郊带，属于20个不同的管辖区，任意的建筑，被不可救药的狭窄和转弯抹角的公共道路、小巷、死路网络所覆盖，这里居住着一些与土地（财产）没有联系的游民，缺少有效的监督，他们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 ^[14] 在巴黎有一些革命之炉，如玛莱区（Marais），特别是圣安东郊区（Faubourg Saint-Antoine），这两个地方都是反抗路易·拿破仑国家的中心地区。

对这些暴动者聚居区（还没有被完全画入地图的空间）的军事控制是豪斯曼规划的一部分。 ^[15] 在内城大道和海关墙之间建设了一系列道路以利于在城市周边的兵营和骚乱危险地区之间往来。正如豪斯曼看到的，他的新道路保障了城市每个地区与负责此地区秩序的军队之间有多种直接的铁路或公路连接。 ^[16] 比如，巴黎东北的新大道可以使库尔贝沃（Courbevoie）驻扎的军队迅速移动到巴士底（Bastille），以镇压圣安东郊区的动乱。 ^[17] 许多铁路线和车站的选点都基于同样的考虑。只要可能，就用新的道路、公共空间和商业中心打破骚乱地区。在解释需要5000万法郎贷款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雷恩·佛彻（Léon Faucher）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健康的考虑相比，公共秩序的利益更需要尽快打开一条宽阔的通道来穿越那些设置路障的地区。” ^[18]

巴黎的重建也是必需的公共健康措施。卫生专家所说的这些使巴黎更卫生的步骤，同时也使巴黎在经济发展方面更高效，在军事方面更安全。陈旧的下水道和污水池，以及3.7万匹马（1850年）的粪便和不可靠的供水系统都使巴黎容易暴发瘟疫。在法国，巴黎的死亡率最高，对霍乱传染最敏感。1831年，霍乱导致了包括总理在内的1.84万人死亡。在那些革命骚乱的区域，因为人口拥挤和缺少卫生设施，死亡率最高。 ^[19] 对于那些留下的城市居民来说，豪斯曼的巴黎是一个更健康卫生的城市。流动的空气、水和阳光减少了流行病暴发的危险，就像良好的货物和劳动力（当然是健康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经济的贡献一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业利润的实用主义逻辑与对公共健康和战略的关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路易·拿破仑的政治美学喜好也是巴黎变迁背后的决定性推动力量。当豪斯曼被任命为塞纳省省长的时候，路易·拿破仑交给他一幅地图，上面有最后终于建成的中央市场、布劳涅森林和许多道路。毫无疑问，路易·拿破仑的计划主要来自圣西门空想主义杂志——《环球》（ Le Globe ）中的观点以及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Cabet）所勾画的城市社区模型。 ^[20] 他们那些宏大的设计促成他要建设一个宏大的首都以展示他统治范围的广大。

像许多独裁的现代化工程一样，有时候统治者的政治喜好只是军事和实用的目标。笔直的街道有助于动员军队镇压起义，但两边应是优雅的房屋门面，尽头则应是给游客留下很深印象的宏伟建筑。 ^[21] 统一的现代建筑沿着新的大道排列开来可能表现了健康的居住方式，但这往往只是表面的。分区的规则只关注可以看到的建筑物表面，但在临街一面的背后，建筑者仍可以建造拥挤的、缺少空气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 ^[22]

如同T. J.克拉克（T.J.Clark）观察到的，新的巴黎被彻底视觉化了：“豪斯曼的目的之一是表现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他建成了很多形式的建筑使这个城市清晰可见，甚至可以被理解；通过重复固定的格式，巴黎成为很好的展示物。” ^[23]

在这个例子中，清晰性是靠将人口按照不同阶级和不同职能进行分离取得的。巴黎的不同部分在服饰、活动和财富方面越来越显出不同的特征——资产阶级购物区、繁荣的居住区、工业郊区、艺术家聚居区、波希米亚人聚居区。因为豪斯曼勇敢的简单化，巴黎成为更便于管理和治理并更“可读”的城市。

如同所有创造现代秩序的野心勃勃的工程一样，在豪斯曼宏大惊人的新首都中也同样包括了孪生的魔鬼。在创建城市的等级结构时，他们曾预想要在高贵的地方建立市中心，而将城市贫民迁移到边缘地区。 ^[24] 最典型的莫过于贝尔维尔区（Belleville），这是东北部的一个工人区，1856年人口增加到了六万。许多居民在豪斯曼拆迁中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些人称贝尔维尔区为流浪汉社区。19世纪60年代，它成为一个与原来的圣安东郊区一样的郊区——一个不清晰的骚乱之炉。“问题并不是贝尔维尔区不是一个社区，而是它成了资产阶级害怕、警察无法进入、政府无法规范的社区，那里的一般民众阶级带着他们的狂热和政治不满，总是占上风。” ^[25] 如果像人们所认为的，1871年巴黎公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豪斯曼赶到边缘的人重新夺回这座城市（“la reconquete de la Ville par la Ville”）的尝试， ^[26] 那么贝尔维尔区就是这种愤怒的地理集中地。1871年5月底，巴黎公社的拥护者为防守向东北部和贝尔维尔区撤退。在贝尔维尔的市政厅，他们做了最后的抵抗。作为革命的堡垒，贝尔维尔区被军队野蛮地占领了。

对巴黎公社的被镇压有两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分析。第一个说这是豪斯曼战略设计的胜利。第二帝国的大道和铁路线挫败了民众的反抗，从而证明了其价值。“感谢豪斯曼，凡尔赛的军队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水堡广场到达贝尔维尔区。” ^[27] 第二个讽刺是，正像豪斯曼的破坏抹去了圣安东郊区一样，王室教堂（Eglise Sacré Coeur）的建立也同样清除了新犯罪地区的大部分，教堂建立在“有罪的城中……就像在犯罪现场做出补偿恢复一样”。 ^[28] lwVtS+fWtnBBiyp8ejTPhN2apyXQ8qVx7pmQiaasseR1hEhG9ULgSu2Vp6TxH7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