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思想资源与西方理论

我个人相当留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但是我也常想到，所谓西方，往往是指近代的西欧、北美，所谓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往往是从这些地区的经验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本身有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也了解到，借由对本土的深入研究，可以提出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1931～2001）在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跻身世界主流》一文中，便提出这样的看法。最常被引来支持这一个看法的，是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早年在他的一本小书中提出的，古代中国的存有是呈连续状态，但是西方文明则是呈现断裂的状态。 ^[1]

这一类以非西欧、北美经验的研究来挑战或改写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例子相当不少。譬如有人对地中海地区patronage的研究，便质疑议会民主与官僚体系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模式，其他的系统也有它自己的逻辑，而且这些系统并不能被轻率地当成是一种尚未发展完成的“前政治组织”或是一种腐化的现象。又如有人对俄国农民家庭及东欧贵族之研究，也质疑古典经济学中所谓“追求最大边际效益”的原则是否适用。俄国的Alexander V.Chayanov（1888-1937）就认为边际效益对农民家庭而言是不适用的。Witold Kula（1916-1988）对波兰农民的研究也发现，当物价上升时贵族便决定少生产一些燕麦，当物价下降时便多生产一些燕麦，他们并不在乎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追求最大利益。 ^[2]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人们应该精细地研究本土的案例，并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应该留意华人人文及社会现象的独特性，很深入细致地探索与区辨，拉到一定的高度进行概念化，并试着提出有别于西方的理论建构。

台湾的学术界相当早便受到西方学术的洗礼，努力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本地的学术材料。到了1970年代出现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声，提倡最力的是杨国枢先生。他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指出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量表等，与华人的心理现象扞格不入，而提出华人本土心理学。

我常常想，为何近代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大量学科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一个中国传统人物的名字？早期引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学者们，传统的资源是否真正进入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并形成一个适当的对话，而不只是简单的比附？这就牵涉到近代思想史的问题，即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如何中断的？新的体系又是如何成立的？新学术体系成立时，是不是掩盖了许多丰富、复杂，有别于西方的理论内涵？

十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小的座谈会，与会的朋友提出希望回到近代西方学术概念与词汇进入中国之前的状态。我个人则认为，已经出生的孩子塞不回子宫。不过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自觉到近代学术发展中曾经经历过一种无所不在的西方建构，自觉到从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中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5月27日）

[1] 见他的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New York：A.A.Knopf，1971）一书。

[2] 以上见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