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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所收各篇每每以间接方式涉及当代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与境况，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这个题目随意选择几点，表达一些看法。
“人文学科的危机”恐怕是本世纪最常出现的论题之一，每隔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就会有人提出这个口号或是编一本文集。近几十年来，人文危机的呼声似乎至少经过几个阶段。在1960年代，人们哀叹大众不再接受人文学的熏陶，世界从人文学的指缝中溜走了。还有人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人文学放弃了追索各种发展的通则。Plumb在 The Crisis of Humanites 一书中，讨论历史学的危机时，便是这样说的：为了使人文社会更靠近科学，或是更能应用到实际的操作，所以有一种寻找“通则”的倾向。
近二三十年来，人文社会学科有了另一个危机，即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强大的“自然科学化”倾向，而其中力度最大的是“计量化”，这使得一般人对它们异常隔膜并敬而远之。美国国会一度否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研究的补助款，即因为政治学的论文愈来愈计量化，与现实愈离愈远，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都看不懂政治学报中的论文。
人的行为世界有许多是“或然性”的，但人们却想以“必然性”来解释它、把握它，虽然不是没有用处，但是过度排他性地认为只有人文或社会科学能充分转变成寻找“必然性”的学问才有价值，而且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忽略了人文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丰富性，这是近二三十年来人文学科的一种危机。
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学者还有另一种呼声，认为人文学者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并改造人文学以呼应现实，如Martha Nussbaum教授认为过去的人文学完全不适应性别、族群等议题，所以呼吁学者应重塑人文学以迎击新的挑战。
2014年，有鉴于人文学在亚洲的危机，哥伦比亚大学的Sheldon Pollock教授在印度召开了一个“哥伦比亚人文计划”的会议，我也是会议的成员之一。会议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人们忧心的是当代人文学科太专业化、不关心现实人生，使得它与人们的日用人生愈来愈疏离。与会的学者大力抨击近几十年来人们过度重视STEMC，即指科学、技术、机械、数学、信息科学等实用性的学问，将学术资源不成比例地配置给上述学科的现象。与会的南亚学者说，南亚国家模仿“新加坡模式”，后果非常严重。南亚国家的代表说，在他们国家，哲学几乎死了，古典语言几乎没人懂。在中东世界，包括埃及等国家，许多人认为对大学的支持是一种浪费，一些传衍千百年的人文知识逐渐消失，一如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在非洲，大部分人文出身的学者没有工作，或是自顾求生。
哥伦比亚大学会议的重点之一是过度专业化的人文学科与现实的需要完全脱离关系，Sheldon Pollock教授为会议所写的定调文章，也特别指出这一点。在会议中，我个人则除了提到人文与现实的疏离外，特别强调另一股来自高等教育的“指标化运动”，为了排名、为了分配经费、为了决定荣誉的归属，或为了追随西方的标准或想与西方并驾齐驱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后果往往是刻意忽视人文，或企图将人文导向一个奇怪陌生的国度。
“指标”本身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东西，我在这里想引用Kenneth Burke的论点。Kenneth Burke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原样表述，所以一定是用某几个指标来表述。例如，用周期表来表述整个化学世界、用若干指标来估测经济状况，但它们并非全部。用Kenneth Burke的话，人们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对一件事我们说了一些，但我们同时也隐蔽了另一些。但在这一波强大无比的高教指标运动中，人们以为“指标”可以表述全部的事情。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痛责任何将人文现象化约为指标的现象，认为凡是要量度事物时，便要将它们固化、僵化成为可以量度的标准。以下便想先谈“指标”如何严重地引导、编派或扭曲学术发展，如何斫伤人文学的发展。
最近有朋友在清理旧文字时，发现我十年前为《中国文化》所写的寄语中便有下述警告。整个华人学术界有一种新的发展：愈来愈紧，愈来愈机械化的指针及评量机制，这一个制度由自然科学吹到社会科学，现在又吹向人文学科。
首先，我必须强调，我赞成健康的学术评量标准。不过，人文学科有其特质，必须摸索出一套合适的机制，轻率地移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标准会产生无穷的流弊。同时，我也提到在人文领域，专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方式，切勿因为过度重视论文而忽略了专书的重要性。在人文研究中，能形成团队固然可喜，但是不应该勉强拼凑成军。个人“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仍然很重要。人文研究需要时间，最为宝贵的也是时间，但近年来学术社群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以不必要的活动或文书作业取代了真正有生机的研究工作。不恰当的指标、标准悄悄上台，一开始可能不怎么受人注意，最后却往往形成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铁笼”（iron cage），不可不慎。
在2014年举行的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会议中，我是以台湾为例来说明这个现象的。
在传统中国，人文知识是极重要的社会权威的来源。中国本来就有重视“士”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便几乎成为文官统制机构唯一的来源，国家是由皇帝与士人一起统治的，所谓“宰相要用读书人”，就表示皇帝可能是打天下的人，可能是世袭的，但最高的实际领导者一定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在“仕学合一”的传统下，“士”通过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四书五经，是一批古代的人文经典。所以在过去两千年来，人文知识有它独特的地位。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近世中国发展出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传统，认为“道”重于“势”，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承担者（carrier）的地位远远大于掌握现实权力的人物。文化的承担者，在过去是“士”，在近代是“知识分子”，台湾延续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使得学者在台湾社会始终占有主流地位。
1949年以后，以胡适、傅斯年以及后来的殷海光为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同时也都以人文为业。在胡适、傅斯年及他们的学生那一辈之后，一群以中研院院士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成为台湾学术界及言论界的领导人，他们包括余英时、许倬云、李亦园、杨国枢、林毓生、胡佛等。他们同时也是直接或间接对台湾的去戒严化及民主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言论界的力量使得他们有能力保护人文的价值与地位。
但是，人文学者占主流的时代在1980年代后期慢慢褪色了。对这个现象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是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急遽地功利化，社会尊崇的对象转变为新富豪、电子工业巨子等，他们在社会上发言的分量远远超过政治人物、学者或文化人。以前没有提到的部分是“不在话下”、是尊重其存在的，现在没有提到的是不值得存在的，默会存在的时代变为列举的时代，对没有现实利益的知识逐渐弃如敝屣、经济状况的恶化加深了这个危机。
但是最受瞩目的社会言论界及学术界的领袖，主要是一大群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不再是前一批人文领袖，“科学文化”开始占上风，这当然也影响到人文的地位。但是最重大的改变是近十几年来，尤其是随着基因译码之后，生物科技成为寡占性的力量。同时随着台湾社会的M化发展，新富豪的发言权日渐变大。如今，生物科技领袖及新富豪事实上成为社会言论的主导者，数理和人文等基本学科都不再是主流。台湾的人文处境虽不完美，但仍然可以接受。
文化方面，优势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在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在地的文化取得了新的地位，很多带有传统的、多样色彩的文化重新获得重视。但是在学术方面，情形有点不同，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文的独特性及多样性，或是独特的、弱势的文化，或是语言濒危或消失，那么根据我的观察，近二十年来台湾面临了最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来自学界内部。
各种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指标的引入，使得台湾人文学界多样性的风气逐渐受到压缩。首先是SSCI，因为广泛使用SSCI作为评价标准，所有研究发表都要尽量能够用这个指标系统加以衡量，造成了知识系统的一元化（或尽力趋向一元化），而这个一元化的特性又是以计量的或是符合西方当代学术主流为其特征，使得多元化的、精神性的、伦理性的、带有本土色彩的，或是带有太鲜明的非当代西方学界流行特质的知识文化被学术界忽略、轻视，或是被放弃，我认为这是文化独特性或多样性消失的最重要原因。我个人认为如果从追求学术卓越的角度，SSCI指标系统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包括许多受到重视的社会科学刊物，编辑格式最为严整，它们也逼得原先封闭的本土学术社群走向国际化，变得较有活力与竞争力，但是它们也使得不在这个指标系统下的、多样性的知识沙哑失声。
不幸的是，过去十五年整个东亚都进入“指标化运动”的时期，不但引进西方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并不被重视），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指标系统，KPI是另一个重要的模式，只有能被各种KPI的几个简单的indexes加以衡量、计算的，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使得知识趋向单一化，消灭了知识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指标化运动”的另一个高峰是世界大学排名，许多东亚国家都热烈地进入这个竞争，结果是大学的领导者将不在排名计算的复杂指标系统中所要求的排除在外。譬如，在许多排名系统中，人文的专书、专书中的篇章，还有许多不被指标系统数据库收入的人文期刊并不被采计，所以许多大学只给予人文学科勉强可以维持生存的资源。最可怕的是，在西方主导的指标系统中，在地语言的人文研究成果往往不在计算范围，这使得许多大学的领导人吝于将教授名额与物质资源投入人文学科，造成极大的危机。
我个人一向关心人文学在当代的命运，人文学是一笔丰富的资产，它有许多现实的用处，不能因为从表面看来似乎无用而任意抹煞。它是我们思考生活、批判现实的资源，它点染了我们的生命，使得它具有丰富而多样的意义。如果没有人文，我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我觉得本文所提到的“人文自我科学化”与“指标化运动”正在系统地扭曲人类的人文视野，后果愈来愈严重，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