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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今年6月间，我得到获奖通知时，异常的惊讶，也异常的高兴。因为这一套书的编纂过程与我的生命历程有些重叠，其中又有若干的骄傲与感伤。
在这里我不准备对个人的情绪做太多描述，而是想针对三个相关的议题略抒意见。第一，编辑《中国史新论》这套书的动机，尤其是史学界的新动向与这套书有何关联；第二，电子数据库为获取史料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它如何影响史学家的工作；第三，“书文化”的危机，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2003年，我被任命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所，在它的历史上出过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凌纯声、徐中舒等许多了不起的学者。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以出版大量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及专书而扬名的机构，我曾经粗略计算过，在它七十几年的历史中，出版过一千多册的专书及集刊。当我接任所长时，我自觉应该继承这个出版传统。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中，我看到史语所创所所长傅斯年，是以催书、逼书为他的主要职务之一，以至于史语所的藏文专家于道泉曾经不满意地说：“你（傅斯年）好像是开公司的。”
我当时的计划是将所内的研究成绩组成几种出版系列，包括“古文字与古代史”系列、“法律史”系列、“史料丛刊”系列等。另外计划在所外出版的是两套书。一套是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生命医疗史”系列，包括《宗教与医疗》、《疾病的历史》等册，这套书是“生命医疗史研究室”整理多届的生命医疗史会议的论文而成。另外一套书便是《中国史新论》。
《中国史新论》的规划主要有两个背景。首先，在构想这套书的形式时，我无疑地受到我大学时代一套《中国文化新论》（联经出版公司，1981～1983）的影响。这套13册的大书，为好几代学术界及社会中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引。其次，我担任所长时，许多人提醒我2008年是史语所八十周年，所以我一直在构思如何推动一套新书来庆贺史语所八十周年。
在此之前，中研院有过两次编辑这类套书的构想。第一次是在听闻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将编辑《剑桥中国史》时。在当时中研院院长王世杰指示下，曾发起编辑多卷本的《中国上古史》。可惜这套书并未完成，但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部分成品《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四册，在我个人看来，其中固然有若干过时之处，但仍然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另外一次“雄图”则发生在1980年代后期，那时史语所同仁想编一部“南港中国史”，提出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并未付诸实行。
我发起《中国史新论》是有鉴于在1990年代，台湾的历史研究出现了若干新的动向，如果要问《中国史新论》这套书“新”在何处，必须先说明这三个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具体而微地表现在这套书的选题、史料运用及工具运用中。
首先，这套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新的研究重点。我个人当时留意到有若干新的重点领域在浮现，包括文物图像、宗教礼俗、生命医疗、生活史、文化史、法律史、科技与社会等。相对于过去半世纪的发展，这些领域都比较新，也有一些是过去处于边缘，现在转入核心的，所处理的问题也有许多是过去意想不到的。这些领域相当新奇可喜，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即一旦没有聚焦或没有重大问题时，很容易产生“零碎化”的现象。譬如当Natalie Davis出版她的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时，有人非常不满地表示，Martin Guerre居然变得比马丁·路德还有名，甚至更重要。但是事实上，如果能将Martin Guerre放在宗教改革这个大问题下来看，就可以免去轻重倒置，甚至“零碎化”的倾向。在《中国史新论》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上述的毛病。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个提法当然有些夸张，但是如果史学的视野没有观照到某些领域，那么特定史事是不会被认为值得书写或是可以书写的。在策划这一套丛书时，“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个问题确实常常掠过我的脑海。本书的许多篇章，从表面上看起来或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是如果把它们与二三十年前的论著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一提问下已经有了许多改变。
在这里举《中国史新论》中的“基层社会”分册为例。我们注意到史学界当时有一种兴趣，即由了解上层为主下降到庶民的研究，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注意。此外像“生活与文化史”分册，主要是不单从传统的文化史着手，而是结合生活史与文化史来探究；“医疗史”分册，过去基本上是医学史的范畴，但以“医疗史”为题，则包含更广泛，且更合乎生活实践中的医疗部分。医疗史是台湾过去二十年非常热门的一个研究领域。
其他像“性别史”，也是过去史学界所较不关注，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因为女性主义的兴起，带动的一种史学研究。“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所探讨的范围，也远远超出原先科学史或科技史的范围，而是试着把科技与社会密切地结合起来讨论。至于这套书中“古代文明的形成”与“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也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大量的出土材料，使得我们知道应该运用新出土材料，针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做重点式的探讨。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则是摆脱过去思想史的论述方式，集中讨论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思想转折。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这一套书有一个“新”处，即地方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层面几乎贯穿每一册的内容。同时这套书中也体现了三种研究态度上的转变。第一是由前一代五四青年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转而以同情的理解或沟通的态度，看待历史文化中生活礼俗的层面。第二是对过去一笔带过的，甚至认为是干扰的层面，正面地加以处理；一改过去认为某些现象只是一种偏离、脱轨、待矫正的，改为正视它们所展现的特质，正视其本身之创造，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世界。第三是以世界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
最后，我要强调“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个问题仍在不停地变化中。在这里，我要以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开创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之作《新史学》中的论点出发做一阐述。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非常用心区分何者为“历史”，何者为“非历史”。他说：“自动者才是历史，他动者并非历史。”他区分“天然界”与“历史界”。天然界是不变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梁启超说：“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历史是有目的的、进化的，故他说：“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因此，“天然界”是没有历史的，“历史界”才有历史。梁启超的说法反映了18、19世纪以来西方许多人文学者的意见（如R.G.Collingwood）。可是近一二十年来兴起的性别史、环境史、生态史等新研究领域，却重重地挑战了梁启超的论点，原来“自然界”也可能有历史，“自然界”与“历史界”的疆界变得混淆不分了。
我觉得有两种发展，将“自然界”与“历史界”的区分泯没了。一方面是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研究自然的那些东西，感觉起来好像跟人没有关系，然而一旦用历史的眼光来处理研究题目，把人带进来后，研究本身就变成是人文的，而不完全是自然的了。就我所知，这个“人文化”的范围正在不停地扩张中。
另一方面是人类改变、破坏大自然的程度愈来愈厉害。人成为geological agents，人类的活动造成了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因而“天然界”也有历史。 [1] “环境史”等新史学领域的出现，正是这方面的例证。所以“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这个问题仍在剧烈的变化中，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史新论》的编纂还有两个特点，既可以说成是“新”，也可以说是“缺失”。第一，这一套书中政治史及制度史方面的分册未能完成，这当然反映了近几十年来政治史、制度史之式微。这个情形不只发生在中国史领域，西方史学亦然。第二，我们放弃像《剑桥中国史》那种通史式的呈现方式，而是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段落中，呈现该分册的主题中比较重要的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当然是由作者选定的，代表着执笔者的历史见解。
在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个“新处”，但它内隐在篇章的撰述之中，就是大为借重电子文献数据库中的史料。
网络与电子数据库的发展，使得研究者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许多时间反复查阅史书（当然精读史书仍是第一要义，才不至于脱离脉络，也才能有机地掌握历史），或四处求索相关研究信息，以建立相关的辅助性知识。
四十四年前（1968年），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Le Roy Ladurie）发表了一篇震动一时，却只有薄薄数页的短文——《史家与计算机》。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宣称，至迟到1980年代，史学家如果想要生存，他或她必须同时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者。我们细看他所条举的非计算机不可的领域，大致集中在人口史、物价史、家庭史等高度需要计量的领域，而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与重视历史解释、重视历史叙述、重视意义发掘的史学互相排斥。
但是近十年的发展，证明拉杜里把计算机的功能想得太窄了，计算机不只能计量，它还有许许多多的功能。我个人完全了解过度依赖电子文献数据库治史的重大危险，并且始终坚信，对于历史文献细密而又富想象力的解读，仍是治史之首要条件，但是电子文献也可以起一种画龙点睛式的辅助作用。计算机与解释或意义的发掘并不互斥，甚至可以寻找到一个新的接榫点。
以下我想举个人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例证来说明。我是一个计算机盲，一切研究都处于手工的阶段，但是在有限的使用中，却体认到电子数据库的强大力量。第一，在《中国史新论》的“中国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分册中，我写了一篇《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文章讨论到清代的政治压力之下文化领域的变化，其中牵涉到历史记忆、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中的自我压抑等问题。在这个研究中，因为牵涉到太多压抑在心中而不能说出来的层面，所以我戏称之为“追索无声的历史”。我常需要了解敏感的书籍或敏感的议题与字眼在整个清代浮沉的情况，这时候电子文献便扮演无可取代的作用。
而在另一篇《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的长文中，我探讨政治压力对日常语言的影响，因为清代头发是敏感的问题，所以我设想在明代常用的“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应该是犯忌讳的。但是我不可能通读所有的文献去印证这个假设，于是我请助理查询中研院建置的“汉籍全文数据库”中《明史》的部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确定它从未出现过。当我想确定《扬州十日记》或《嘉定屠城记》等敏感的图书是否曾经在清代的道光、咸丰以下的时间被公开提及或公开流传的记录时，电子文献库也可以很快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以我其他的研究为例，它们常常牵涉到近代思想中新概念的出现以及它们如何改变近代中国思维世界的问题，而电子数据库便常常帮我确定了它们的系谱。就以“传统”、“主义”、“民主”等词为例，为了确定它们是不是新出的词汇，只要一敲计算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得到了答案：古书中从未出现现代意义下的“传统”、“主义”或“民主”。
电子数据库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纵深理解的能力，此处再用“主义”这个观念为例。“主义”是改变近代中国思想气候的重要概念，五四那一代人非常向往“主义”，套用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管信从的是哪一种主义，“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这种以“主义”为万灵丹的思维究竟如何一步一步网罗近代中国人的心灵，以至于发展成“主义崇拜”，也是我所好奇的。而初步解决这个问题时也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查电子数据库，然后很快了解到，晚清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主义”一词时，它不过是指一种“宗旨”或一种“主张”而已，绝无后来那种“包山包海”的威力。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追溯一个重大思想观念的变化时，电子数据库方便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个长远的、纵深的轮廓，也可以对共时性的历史现象得到广泛的理解，因而可以进行更有把握的推论，同时也使得另一种层次的历史解释与历史意义的追索成为可能。此外，电子文献数据库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何者为某时代所无”，而“所无”本身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没有证据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证据，所以电子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把“空白”转换成一种新的历史证据。
我认为电子数据库只有辅助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小看这种新的史料关系所造成的史学论述的改变，细心的读者将可以在《中国史新论》的若干篇章中感受到这种转变。
最后，因为这是一个东亚出版界的活动，所以我要谈一下“书的文化”在世界许多地方看似日渐萎缩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方面谈。一方面是计算机及网络造成了书文化的危机，一方面是人文学界的“论文化”所造成的危机。最近我读了Anthony Grafton《书本的危机》（ Codex in Crisis ）。他说：“自印刷术之后，计算机与网络对阅读造成的影响，没有任何科技可匹敌。”我原来期待他能对书的危机提出一些看法，但是这本小书大多是在讲书、图书馆与读者的历史，虽然也触及网络及电子书，但对我所关心的如何保卫“书的文化”着墨不多。“书的文化”与计算机及网络的文化是否一定是彼消我长、你死我活的关系，我目前还没有能力解答，但人类应努力设法使它们成为互补、互助的关系。
倒是第二个现象，我的了解比较亲切。公元2000年我开始担任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人文处处长，我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正逐渐从“书的文化”转变成“论文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强大的笼罩之下，人文及社会科学也模仿自然科学，开始以撰写单篇论文作为他们最主要的表现研究成绩的方式。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政策，由人文及社会科学中心每年用八百万新台币补助出版有审查的专书。有一次“国科会”副主委问我们这个数目够用吗？没想到一年下来，根本花费不到五分之一的预算，可见全台湾每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是如何稀少了。
在人文社会学中“论文文化”的压倒性胜利，表现为学术界普遍轻视或怀疑书的严谨性与贡献度，狂热地追逐SSCI或其他有指针系统的学刊。学者的考绩与升等成绩表中倾向于把“期刊论文”放在最前面，而把“专书”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或是仅仅当作“参考”。这是18、19世纪以来人文学科从未经历过的变化，进一步促成了“书的文化”的萎缩。
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为了保卫“书的文化”，我在中研院副院长任内举办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邀请全台湾的人文学者来参与竞争。希望这一个小小的努力，能够多少帮助已经摇摇欲坠的书的文化站稳脚步。
[1] 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Four Theses，” Eurozine ，2009 10.